陳宗清牧師再談「文化、宣教、使命」

2014 四月 16日, 星期三 11:27

中國夫片打入好萊塢已經有四十多年了,從李小龍 的《猛龍過江》到《夫熊貓》,我們看到西方人對於中國傳統武術的熱愛與著迷。跆拳道館大搖大摆地走進美國主流社會,成為西方人鍛練身體的途徑之一。中國夫所強調的「健身」、「防衛」、「發揮潛能」的核心價值,已融入西方人的意識中;尤有進者,夫背後的道家哲學與形而上理念,在這個科技先進的國家大受歡迎。這是透過一種外在的「文化形式」而逐漸改變思想的絕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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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議題永不落伍

二十一世紀剛開始時,哈佛大學的兩位著名教授哈瑞森( L. E. Harrison )和杭廷頓( S. P. Huntington )合編一本書《為什麼文化很重要》( Culture Matters ),強調文化的差異帶給全球的挑戰。2002年,馬來西亞暢銷書作家馮久玲,寫了一本書《文化是好生意》,從商業的角度強調探索文化的重要性,她提醒讀者,要注意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如何從文化資本創值的戰略,來思考今日各行各業發展的問題。

西方基督教對文化的重視,近年有增無減。從1995年起,福音派的領袖便合力出版《書本與文化》( Books & Culture )雜誌,以補《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雜誌探討文化課題的不足。這份刊物提供的文章,無一不是現今優秀的基督徒學者針對時下文化思潮的批判與回應。

耶穌也注重文化嗎?

毫無疑問,主耶穌善於用比喻來傳達信息。當我們仔細研究福音書的比喻或例證時,會驚奇地發現,耶穌何等洞悉當地的風土民情,以致能有效地和周遭的人溝通。

馬太福音13章,耶穌用撒種者播撒麥子的情形,來闡釋四種不同的心田。對於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來說,他們可以立刻明白這比喻的含義,因為羅馬帝國大部分百姓都是鄉野的農夫牧人,而加利利的百姓大多仍是住在鄉下的農民。相同的種籽落在不同的土地上,結果有截然不同的收成;耶穌的聽眾馬上能領會這比喻豐富的教訓。

耶穌是卓越的溝通者,祂透視文化的脈動。第一世紀猶太的文化傳統,是立基於兩約時期拉比對摩西五經的詮釋。馬太福音15章提到有關對父母供養的問題,當時人們的作法,已經悖離了摩西原初的準則與精神,容许人藉著特殊誓言,把一些物件保留起來,當作聖別之物,而不去奉養父母。耶穌則挑戰法利賽人和文士,指責這種作法的偏頗。

宣教概念的反思

「宣教」這個中文詞彙,是從英文 mission 翻譯而來。而 mission 是從拉丁文 mitto 轉換過來,這個拉丁字則是希臘文 aposttelo 的翻譯,該字的意思是「差遣」。所以傳統上,西方講 mission 時,主要是著重在傳福音或拓植教會。

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由於自由 神學的影響, mission 變成是教會對社會的投入與影響。使用這一詞時,人們的理解是:對疾病、文盲、弱勢族群等,採取積極的措施,來應對並解決社會不公的現象。於是 mission 變成指社會的改革與更新。

為此之故,保守的基督宗派開始用複數的 missions 來取代原來的 mission 。對這些信仰純正的宣教學者而言, missions 仍然是一個特殊的詞彙,強調傳揚福音、領人歸主、建立教會。至於單數的 mission ,則被用來指耶穌基督之教會的整全責任,包括文化使命及社會關懷等。

十九世紀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到中國宣教,十分強調教育和慈善工作;二十世紀初期的自由神學,則強調社會改革。而恩福所倡導的「文化宣教」,與這兩條路線並不相同,乃是要結合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也就是透過基督徒對文化的敏銳觀察,有效地在各種文化領域裡高舉基督、見證基督。

對文化宣教的誤解

大約四個月前,筆者接到一通電話,是一位從中國移居美國的老牧師打來。他關心恩福的事工,但以為我們所走的路線,是像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有自由派傾向的中國教會領袖,把基督信仰的獨一性與絕對性抹殺了,只著重改革中國社會,從事文化事業的活動。這其實是很大的誤會。

「文化宣教」乃是以福音為核心,而以轉化文化為成果

認真研究教會歷史必然發現,神所重用的教父與中世紀的改教先鋒,無不重視文化的課題。他們花许多的工夫,大量地寫作,讓聖經的世界觀可以深深紮根在當時的文化裡,轉化了原本受希臘文化和拉丁文化主宰的歐洲社會。

在希臘文化盛行的第一世紀,早期的使徒試圖用神所啟示的真理,來改變因希臘文化而流傳的世界觀。希臘教父沿襲這個精神,繼續努力,以致讓聖經的真理改變了當時的文化思潮。

拉丁教父也嘗試在拉丁文化中貫注聖經的世界觀,使傳統的拉丁思想被解構,進而重新在基督裡被建構,形成合乎聖經的真理體系。

這正是「文化宣教」真正的詮釋與實踐。

有效宣教必須對文化敏感

毋庸置疑,使徒保羅是最偉大的宣教士。在面對雅典的哲學家時,他必須找到對方能接受的觀念,作為福音宣講的前提。於是,保羅引用了兩位希臘詩人,來為他的信息作佐證,一位為革哩底的艾庇門尼德( Epimenides ),另一位為保羅故鄉基利家的亞拉圖( Aratus )。他們的詩雖然無法正確反映基督的信仰,但保羅希望在一般啟示中尋找可能的線索,來為福音舖路。

《約翰福音》也是極佳的例子。約翰運用希臘的術語和思考模式,把原本是屬於希伯來人的觀念,轉換成當時受希臘文化影響的讀者可以接受的信息。讀約翰的著作,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他的表達方式和用語,與符類福音(或稱對觀福音,即馬太、馬可、路加)相當不同。

約翰福音一開始,就用「邏格斯」( logos )來描繪耶穌,這是很獨特的。這個希臘字的用法,可以追溯到主前五百年,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圖斯( Herakleitos ),他是第一位把「邏格斯」的含義發揮到形而上領域的思想家。他以為,「邏格斯」是他說出來的「話」,也是統治萬物的「動力」。「邏格斯」是萬物川流不息中那不變的,萬物流轉中那靜止的;是動中之靜。這「邏格斯」同時又是思維的主體。後來,亞那薩哥拉( Anaxagoras )也提到,「邏格斯」是超越而非臨在的存有;以後,腓羅對「邏格斯」也作了闡述。約翰以「邏格斯」來指基督時,不能不考慮到當時文化的傳統中對「邏格斯」的理解。

永恆的真理要向人啟示,一開始就要面對文化傳統的問題。約翰受聖靈的引導,賦予「邏格斯」新的意義,並在這樣的過程中,挑戰受希臘文化影響之人的世界觀。這是任何跨文化宣教仍然應當依據的法則。

1974年7月,在第一屆洛桑會議上,南美的神 學家帕迪拉( Rene Padilla )發難,質疑某 些西方宣教士將「純正的福音」披上極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四年後,針對福音與文化的議題,福音派的領袖開了一次特別研討會。從那時之後,「文化」的問題愈來愈引起重視。想要作跨文化宣教,若忽略文化的能與影響力,就很容易讓自己陷入困境,無法有效傳揚福音。

大使命必須包含世界觀的重建

寇爾森( Charles Colson )在《世界觀的故事》中,不斷陳明:基督教是一種世界觀,因此基督徒傳福音的使命,是讓人從錯誤的世界觀中出來,回到聖經的世界觀。主耶穌最後對十一個使徒交代大使命:「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馬太福音28:19-20)其實,「遵守神的話」即蘊含世界觀的改變,而這是大使命的重要內容 。

普林斯頓神學院蒂恩( Kenda Creasy Dean )教授認為,目前美國教會不少年輕信徒深受「道德治療性自然神論」( moralistic therapeutic Deism )的支配。雖然他們相信一位統管宇宙的神,然而,這位神並不干涉他們的生活;他們只在需要神幫助時,向祂禱告。這種「道德治療性自然神論」的色彩,與聖經對神的描述相差甚遠。可見得,無數人在教會中聚會,但他們的世界觀依舊受周圍文化的影響。

在亞洲宣教時,也會遇到類似的情形。例如:有人原本信奉佛教,皈依基督後就拜上帝,可是他卻把原先拜佛祖的精神與觀念,帶到「新的信仰」中。結果,他雖然成為基督徒,但许多觀念和想法卻與先前拜佛時沒有太大區別。

1949年之後,由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主張唯物論與無神論,致使當時近八十萬的基督徒面對嚴峻的挑戰。在巨大的壓力與逼迫下,不少基督徒選擇放棄信仰上帝。為什麼呢?其中有一個主要的原因為,有相當比例的信徒對真理認識不深,因此無法經得起考驗。

由此可見,信徒的世界觀若沒有真正改變,宣教工作其實是失敗的。

文化宣教與神學建構

「文化宣教」終極的目標,是要讓基督的真理進入所有的文化領域裡,以聖經的世界觀向固有的或世俗的世界觀挑戰,至終轉化提升整個文化。

從二十世紀70年代起,西方宣教學者就主張,第三世界的宣教地區應當按當地文化的傳統,建構合乎該地區的「神學」。因此除了「三自」 (自立、自養、自傳)外,還要加上的第四個「自」──「自建(神學)」 ( self-theologizing )。

梁燕城指出,過去在華人中所提倡的「本色神學」、「處境神學」、「漢語神學」或「歸正神學」,都無法真正讓基督信仰在華人文化中生根。他建議要進行「中華神學」的建構。 他在「中華神學的方向」一文中剴切地寫道:

「中華神學從《聖經》去反思和處理中國哲學的終極問題,例如中國上古經典所描述的「上帝」,中華神學拒絕未經研究就說兩者毫不相同,或未經概念區分就視之為等同,卻要深入探索、消化、和辨別。此外,中國哲學中的終極真理,如太極、太和、天及道等理念,神學須依《聖經》去找尋一些溝通點,統合融會,而又不失去基本信仰立場,關鍵在確立具有性情位格的神。

中華神學須反思佛家的緣起性空、與道家的無與無為思想,尋索從基督教《聖經》及神學反省中,理解空與無的地位,在神學上得以貫通和超越佛道哲學。」(刊於《今日華人教會》2013年2月)

可見,任何神學的建構都必須考慮文化傳統的問題,並且要對影響文化的宗教和思想體系,提出合乎聖經的回應與反省。藉著不斷會通,並依賴聖靈的大能,與整體基督徒的見證,逐漸轉化原來文化的世界觀。這是「文化宣教」可望達到的成果。

結語

「恩福」成立二十年,重要的事工之一,是培育人才。我們期待所支持堷養的學者能在中國文化中耕耘,使聖經核心的概念,如創造、救贖、恩典等,灌注在傳統文化土壤中。恩福學者謝文郁是個例子,他多年來努力要把基督教「恩典」的概念帶入中國人的視野,使華人能意識到,我們需要上帝救贖的恩典,才能真正走出人本主義的困境與危機,提升道德的能力。願炎黃子孫真正領受福音的照耀,蒙福無邊。

(注:本文轉自《恩福雜誌》,获刊主蒙允轉載,作者為該刊主編,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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