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剛

傳福音時，「十字軍」（ Crusade ）是個軟肋。比較有文化的朋友，一說起十字軍的問題就來勁，往往讓基督徒語塞。

在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一次有關「科學與信仰」的研討會上，幾位福音派思想家都在場，包括普蘭丁格（ Alvin Plantinga ）、麥格夫（ Alister McGrath ）等大將。因此，最後大家幾乎都沒話可講，似乎非接受基督教的觀點不可。但，有一個人在聽眾席站起來上說：「你們講的都很對。只是有一點：難道你們想回到中世紀，要產生十字軍；你想要這樣的一個社會嗎？」那幾位福音派學者竟一時回不上話。

對十字軍的歷史評價，立場上的差異可謂天差地別。天主教對十字軍有其解釋，只不過有時被人忽略；更正教也有看法。但有文化的華人大多不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而是從反基督教的立場來看。

倘若用基督教的思想來研究這段歷史，就會發現一些現象很有意思。比如，被稱為「中世紀修士楷模」的伯納德（ Bernard of Clairvaux, 1089-1153 ），是聖徒中的聖徒，但他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聖法蘭西斯（ Francis of Assisi,1182-1226 ）是位和平主義者，但他也參加了第五次十字軍東征，只是沒有參加戰鬥，而是去向伊斯蘭教的首領傳福音。由此觀之，十字軍並不是單一的現象。如果你問當日的這些聖徒，對十字軍的整體觀念為何？他們應該還是認可的，至少是默许的。甚至神學家阿奎那，即使在他的時代十字軍已經走下坡，他仍為十字軍辯護，認為其原則是對的。

Like Us on Facebook

作為基督徒，我們應當去理解十字軍究竟是怎麼回事。

兩個概念

首些，有兩個基本概念需要澄清。

關於早期穆斯林國家的政教關係，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穆斯林把其他宗教分成兩類，基督教和猶太教屬一類，因他們也讀神的「書」，所以被稱為「書的子民」（ People of the Book ），與拜偶像的人不可同日而語。拜偶像的人是要消滅的，但基督徒、猶太教徒只是迷途的羊，還可挽救。

「義戰」與「聖戰」在概念上也需要區分。「義戰」是指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爭。對戰爭本身，基督教的神學一向不持積極態度，認為只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進行。為了公義等原因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爭，就是「義戰」。既然基督徒做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服事上帝、榮耀上帝，因此「義戰」也可視為上帝的使命，是行善，不是作惡。「聖戰」則是以積極的心態去從事戰爭，把戰爭行為直接視為上帝的使命、上帝的呼召，為了上帝的國度去打仗。

一般人常把「十字軍」與「聖戰」相連，但前面提到的幾位中世紀大人物，卻都把它視為「義戰」。

歷史背景

在此稍微介紹歷史背景。從文明的程度上看，當時的拜占庭帝國（東羅馬）是老牌帝國，相當於那時的宋朝，文化發達。而穆斯林興起了幾百年，正值中興時期。就文明衝突而言，當時相爭的是拜占庭與穆斯林；就當時的基本國際形勢而言，拜占庭的國勢在走下坡，穆斯林氣勢正旺。

再回顧一下伊斯蘭教的崛起之路。在伊斯蘭教之前，敘利亞、埃及、北非、西班牙，都是基督教的勢力範圍。早期基督教的五大城市是耶路撒冷、安提阿、亞歷山大、君士坦丁堡和羅馬。而伊斯蘭教從第七世紀初發展迅速，幾十年間便把東方教會（除君士坦丁堡之外）、和西方教會（除羅馬之外）的大部分地區都攻下了。第八世紀，伊斯蘭教還征服了西班牙半島，後來歐洲的名將鐵錘查理（ Charles the Hammer ）阻攔了穆斯林帝國北上，歐洲才沒有變成伊斯蘭教的地盤。

有人說，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是西方基督徒因為受到威脅才發動的。其實西方所受的威脅並不是立即的，東方的拜占庭受到的威脅則非常實際。1071年他們在曼茲科特（ Manzikert ）大潰敗，連皇帝都被穆斯林俘擄。儘管當時東方和西方的教會和政治已經分家，但在東方有事時，西方不能不理不睬。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就是因為拜占庭的皇帝來求救，才發生的。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烏爾班二世（ Urbanus II, 1042-1099 ）1088年出任教皇，力圖改革教會。一般人以為中世紀教皇的權勢很大，但多數時候情形並非如此。烏爾班就任五年以後，才能去羅馬行使教皇的權威。不過他的確很有雄心。

1095年3月，拜占庭皇帝亞力克修斯一世（ Alexius I ）差遣使者到西方求救，於是烏爾班展開行動，和貴族商談，游說歐洲。他在克萊蒙特（ Clermont ）著名的講道，是第一篇呼籲十字軍的信息，內容有三個要點。最重要的一點為：主內的東方弟兄蒙難，現在是個好機會，展現我們在基督裡的愛心，況且聖城（耶路撒冷）已經失去多少年了，現在可以去收回來。第二點則強調穆斯林的野蠻。這說法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或稍有事實的民間傳說；另一則可能並沒有真憑實據，只是烏爾班利用了民間傳說，作戰前動員。第三點就是所謂的「聖戰」觀念。中世紀有煉獄的觀念，為死時還不夠上天堂標準的人「補課」。烏爾班宣稱，任何人只要為了上帝的緣故去把聖城奪回來，之前所犯的罪就既往不咎，煉獄不用去了。這個宣告產生很大的作用。

1096年十字軍出發的時候，場面很悲壯。那時生產力低下，道路不便。數千哩跋涉，無異一去不復返。很多人都變賣了家產，在服裝上繡了十字架；他們的整個心態就是為了上帝。那次征程傷亡很大；從物質上來說，他們所賺到的，遠不足以補償開始時的損失。

當時，有些人表現出基督徒生命美好的一面。一位貴族作出撒該式的悔改，把先前用不太正當的手段霸占而得的財產還給了原主。可以說，參與者都存著還債式的心態去冒險，並不是後來西方人探險式的心態。他們是為主、為上帝，去付上性命和代價。中世紀的人覺得，尋求上帝的救恩最為重要。只要有一個辦法可以上天堂，而且有教廷的認可，他們甘願為之丟掉性命。

古代戰爭有一慣例，攻下來的城市要立威，即是屠城。所以1099年十字軍攻下耶路撒冷以後，也這樣做。不過人數沒有流傳的那麼多。13世紀的穆斯林說殺了7萬人，十字軍當時的目擊者稱殺了1萬人，但現在學者估計，應該只在3千人左右。本文只想表明，十字軍並非殺人狂、嗜血魔。事實上他們進城後的第一天，就是屠城的那一天，是以公共敬拜作結束。所以屠城較應視為是古代戰爭中的常態做法，並非十字軍特別凶殘。

拉丁王國

當時穆斯林世界正逢內亂。十字軍之所以能成氣候，這是主要原因。其實從那時近東的情勢來說，十字軍只不過被視為一小群野蠻人，占據了一個不特別重要的地方。

占領耶路撒冷後，大部分十字軍都選擇回去，剩下的只有300多名騎士，2000多位士兵，不到當時還活著之軍兵的1/5，而存活者又只有出發時全軍的1/5左右。所以，「這些人來發財」之說根本不成立。留下的十字軍在耶路撒冷的統治方式，跟原先的穆斯林差不多，因為在當時當地行之有效的，就是那種模式。

那時烏爾班已經死了，他甚至沒有聽到耶路撒冷已被攻取的消息。攻城的主要英雄戈弗雷（ Godefroy de Bouillon, 1060?-1100 ）做了守護者，但他沒有稱王，因為他的目的是服務教會。一年後，他也死了。1113到1119年，是十字軍拉丁王國的轉折時期，掌權的法蘭克人想要擴張，卻打不贏穆斯林，只好縮回去防禦。

在穆斯林世界，比較正式回應十字軍的，是當時統管伊拉克一帶的贊吉（ Zangi, 1084-1146 ），而其中還有一些偶然因素。那時拉丁王國和穆斯林各王國之間的關係，信仰因素的影響不大，更像政治上的合縱連橫。贊吉想將勢力擴張到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一帶，因此在1144年攻取了被拉丁王國控制的埃德薩（ Edessa ）。這消息傳到歐洲，引起震動，於是產生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

那時距離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已經半個世紀。當時歐洲人認為，第一次東征勝利是神特別的恩惠，像是神蹟，可遇而不可求。他們並不好戰，因此這些年沒有再發動戰爭。但現在，上帝賜給他們的土地被奪走了，所以要有所行動，於是有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

這一次，歐洲的封建王侯（法王和德王）都要御駕親征。一方面表明他們願意犧牲──因為宮廷變動牽址重大，而什麼時候能回來，卻是未知數。另一方面，這樣的行動促成了歐洲民族主義的興起，開始凝聚民族國家的力量。

贊吉的繼承人是他兩個兒子。大兒子得到當時的伊斯蘭文明中心巴格達，小兒子努爾丁（ Nuruddin ）只好專注於取得巴勒斯坦，結果與第二次東征的十字軍對上。努爾丁取勝之後，聲望提高。但拉丁王國對他並不重要，他的雄心是伊斯蘭帝國。對他來說，基督教的真正壓力來自拜占庭帝國。

1174年努爾丁意外病故，傳奇英雄薩拉丁（ Saladin ）成為穆斯林世界新領袖的強有力競爭者。他雖然握有重兵，但人在埃及，而穆斯林世界的中心是巴格達和大馬士革，要占領這些地方才是文明世界的領袖。他要從埃及北上，就必須經過耶路撒冷。所以薩拉丁1177年就開始攻擊拉丁王國，1187年7月，他在耶路撒冷外圍的哈丁之戰中，奪得基督徒所寶貴的聖十字架，9月耶路撒冷就被攻陷了。

薩拉丁取城之後，並沒有屠城。但其實這是出於耶路撒冷守軍的要求，他們以血拼作為威脅。這件事並不表明伊斯蘭教比基督教更仁慈，證據是：薩拉丁事後並沒有把這點當成戊珓霽迭A反而為自己沒有屠城辯解，說是為了保護上帝的子民（指穆斯林）。似乎他是怕讓人笑話，說自己軟弱。

薩拉丁攻陷耶路撒冷，很自然導致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在此不多談。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英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 1160-1216 ）上任時，教皇權達到巔峰。他熱心於收回耶路撒冷，對以前十字軍東征的失敗有很多反思。他下的結論為：首先，拉丁王國的基督徒有罪，因為把聖十架丟了；就像從前的以色列人之所以會丟了約櫃，是因為他們拜偶像，以致受到神的懲罰。此外，還有屬世的原因，包括組織差、錢不夠等等。

至於怎麼改進，當然首先要悔改，教會要改革。然後要嚴選軍事人員，指定教皇代理人。最後是發行贖罪券。以前靠捐款，現在則是摆明要人購買贖罪券。效果怎樣？一言以蔽之，成效甚微。1199年3月、12月，英諾森兩次到歐洲各地去呼召，王公、主教沒人理他。因為英法德都在內鬥。

第四次十字軍真正的組織者，與英諾森關係不大。他們在1201年4月跟威尼斯的商人協議，付8萬5千的銀幣，計劃載3萬多士兵，4千多匹馬。但到1202年夏，只有一萬多人到達出發地集合。這些人砸鍋賣鐵，還差3萬多塊。於是威尼斯的商人要求他們，去攻打自己的商業對手──扎拉（Zara）的人；但扎拉是位於基督教的版圖之內。這批十字軍果真去打了。英諾森知道了很生氣，要開除這些人的教籍。但打都打了，又能怎樣呢？

折騰大半年，到1203年翻春，塵埃落定，但給養又快吃完了。恰好這時候，來了一位被流放的拜占庭王子，聲稱叔叔篡位，所以要求十字軍幫忙救出父親，把叔叔趕下台，條件是自己上台後，會給十字軍提供豐厚的幫助。結果就出現西方基督徒打東方基督徒的一幕。但十字軍占了君士坦丁堡以後，才發現情形不對頭，王子的王位不穩，很快就被政敵暗殺。而十字軍突然發現自己地位難堪，索性破罐破摔，又進攻了一次君士坦丁堡。

總結來看，英諾森遠不像坊間想像的那麼強勢。英諾森所代表的教皇權力雖然已是最高，也沒有人聽他。1213年他開始策劃第五次十字軍東征，賣贖罪券。其實從前的失敗並不完全是錢的問題。到1216年他去世的時候，第五次東征都沒有成行。歷史上實際的第五次東征，是1219年發生的。

撥開迷思

十字軍是不是基督教的侵略戰爭？

若說十字軍是防禦，但跑到人家的地盤上去防，說不通。但要說十字軍是侵略，顯然也不是帝國爭霸式的侵略。

從文明衝突的角度來講，穆斯林其實一直占上風。以奧特曼帝國（ Ottoman Turks ）為例，在極盛的時期，它的版圖一直到維也納和威尼斯附近。事實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取，拜占庭帝國完全被穆斯林滅了。（君士坦丁堡即現在的伊斯坦布爾。）而直到近代西方工業革命以後，穆斯林才出現頹勢。

十字軍貪婪？

過去有人認為，中世紀貴族的「紅二代」無所事事，所以才發動了十字軍東征。現在的研究從根本上否定了此點。事實上東征耗資巨大，導致了中世紀整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變化。比如，賣贖罪券導致宗教改革的產生。第四次十字軍的醜聞，主要原因也是為了籌錢。第七次十字軍東征，費用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室一年收入的六倍。

而東征返鄉的人大多變成赤貧，很多人因此進入托缽（乞討）修會。雖然東征歸來可能一無所有，但參與的民眾認為，他們的靈命可以得到保障，所以還是願意去。當然，也有個別貴族發了戰爭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迦密修會（ Carmelites ）的形成。據傳它是參與東征的一名騎士創立的，最初設立在迦密山，因而得名。這個修會特別強調默想式的禱告。中國家庭教會所推崇的一些屬靈偉人，如勞倫斯弟兄、赫忖狺H等，都屬這個修會。

十字軍殘忍？

對這個問題，首先要瞭解古代戰爭的一些情況。本文只想澄清，十字軍並不比同時代的人更野蠻。如果真要比較，可以說十字軍其實還算節制。那段時期在中東的戰爭，比同時代另一些地區的戰爭更有節制。這其實和十字軍的信仰有關。當然，戰爭總是野蠻、殘忍的。現今的歷史學家承認，十字軍並沒有那麼血腥，這也只是相對而言。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

事實上，從穆斯林世界的文獻看，直到現代早期，他們對十字軍的戰爭都相當忽略。比如，對他們而言，伊斯蘭教的英雄不是薩拉丁，而是努爾丁等人，因為他們跟拜占庭帝國打，跟入侵的蒙古人打。去攻打十字軍，還稱不上英雄。

一直到1865年，穆斯林的文獻裡才開始談論「十字架戰爭」；1872年才開始對薩拉丁感興趣；到1898年，奧特曼蘇丹才開始談論「西方對我們的十字軍侵略」，1899年才有了第一部十字軍史。但1865年是西方啟蒙運動之後的帝國主義時期、殖民主義時期，一些西方人開始反省，因此有了這類說法。若說穆斯林是借用了啟蒙運動人士的辭彙，或许也不為過。

1948年之後，現代的以色列國誕生，這件事給穆斯林世界有了批駁十字軍的新材料。

順便澄清一個誤解，就是所謂2004年教皇若望保祿二世為十字軍道歉的事。事實上他不是向伊斯蘭教徒道歉，而是為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打君士坦丁堡的事，向希臘地區的東方教會基督徒道歉。

思潮的變動

從中世紀到啟蒙運動之前，對十字軍基本上是肯定的，認為它是對信仰的積極表達，並不是要去搶東西，而是賠本的買賣，把身家性命全投進去了。十字軍的精神是為著上帝捨去一切，為了制止公共的惡而獻上自己的生命。

當然，對十字軍也有批評和反思。在宗教改革之前，就有人對十字軍作反思，不過多半是針對技術層面的問題。到了宗教改革時期，反思則進入了神學層面，比如前面談到的政教合一、善等等。

從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開始，對十字軍的評價基本上都是負面的。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文藝復興時期，和宗教改革時期，這種趨勢已有先兆。很多人文主義者，都是持反教會、反信仰的立場來批評。對他們來說，騎士是很滑稽的名詞，十字軍則是糟糕的、野蠻的、衝著錢去的。那個時期盛行的思想是宗教寬容，推崇所謂理性宗教。如此一來，十字軍自然成為壞的典範。他們舉出伊斯蘭教徒對基督徒的善待、寬容、沒有屠城等，作為對照，認為基督徒應當向伊斯蘭教學習，向東方的佛教學習。

啟蒙運動之後，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時期，又有另外一種思潮，是對啟蒙運動的反彈。啟蒙運動強調理性至上，浪漫主義則說，人不是完全由理性來界定，人有情感，更有宗教情感。這段時期自由神學勃興。左派人士（如馬克思等）認為，十字軍是一幫野蠻人，要去殺人、搶錢；但右派卻為十字軍辯護，說十字軍是好的。因為十九世紀盛行西方中心主義，帝國主義，認為殖民主義是好事，他們找到的先例就是十字軍。因此，右派主張十字軍是原始帝國主義、原始殖民主義，是民族主義的驕傲。

但二戰以後，全世界的思潮變成反殖民主義，尊重各民族獨立，反對意識形態戰爭。如此一來，十字軍就不僅僅背上野蠻的黑鍋了。現在很多人仍用這套標準來批判十字軍史。

二十世紀70年代後，有兩個原因促進了對十字軍的研究，即普世教會運動和911的刺激。普世教會運動導致從東方教會的視角來看待十字軍，911之後則開始從伊斯蘭教的視角來談。

結論和反思

在此要提兩個問題。第一是：思想和教育背景對我們認知的影響。筆者以前對十字軍歷史的認識，就像文章開頭那位提問的人一樣。甚至在讀神學時，教會歷史書上也語焉不詳，以訛傳訛。直到普林斯頓那次講座以後，筆者才開始對相關材料作深入的查考。

第二個是：信仰對我們生活的意義。十字軍行為的本身，對現代人而言，當然不適宜直接搬來應用。但值得思考的，是他們行為背後愛神的動機。他們採取的行動，只不過是信仰在當代的一種表達方式。其實，當今的信徒和他們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前面提到，中國家庭教會所重視的靈修根源，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當年。那些信徒對神的委身、對屬靈之事的追求，至今仍然激勵著我們。中國家庭教會的韌勁，與這種靈裏的渴慕緊緊相連。這也是上帝奇妙的作為。

注：本文源自《恩福雜誌》，經刊主蒙允轉載，題目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