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聖經翻譯歷史，幾位重要翻譯者來自南洋宣教的傳教士，馬來西亞神學院4月17日舉辦「話說中文聖經翻譯」在線講座，聖經翻譯史專家唐子明博士闡述其翻譯方向，既忠於聖經原著，結合中國宗哲詞，選用中間文體讓老百姓、知識分子皆讀通。
翻譯和研究聖經翻譯史專家唐子明博士首先指出，第一代中文聖經譯者在短短十多年間完成兩個中文譯本，但風格傾向過分直譯不像當日的中文，他其後介紹傳教士米憐、郭實獵、第一代華人牧師梁發等的翻譯歷程，如何改變早期的聖經譯本方向。
米憐：中間文體譯經 老百姓、知識分子皆讀通
倫敦差會傳教士、馬禮遜的拍檔、蘇格蘭人米憐（William Milne）於1813年到達澳門，輾轉再到馬六甲。在探討中文書寫方法的時候，米憐原本參考口語形式表達及書寫的《聖諭》來翻譯聖經，《聖諭》是用來在各省向公眾朗讀教導百姓倫理政治的文告，後來卻選用了中間的文體，這些文體結合古典經籍註疏並以《三國演義》為典範，沒有文言古籍的沉重感覺，也沒有口語的操作感，一般老百姓和知識分子都用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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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中國宗哲詞譯經 始用「上帝」、「耶和華」
出生於1803年、普魯士新教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又名郭士立）於1827年來華，穿著福建漁民裝束，行事不拘小節行為大膽，因此備受爭議，但他精通中國官方和地道方言、馬來文、泰文、日文。
其翻譯方針是，既要忠於聖經原文，也要學習中國人的智慧使用當地人能接受的語法寫出來，他參與修訂馬禮遜的《神天聖書》，結果產生出一部全新的中文譯本。
該譯本在1834年馬禮遜逝世後不久展開，由四人小組進行，除了郭實獵 ，還有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John Robert Morrison），郭實獵是最積極參與的一位。
在翻譯原則中遭英國聖經公會不認同，郭實獵等人自行在巴達維亞印行這部新約聖經，並把它訂名為《新遺詔書》，新約出版後繼續從事舊約翻譯，麥都思中途退出，舊約後半部書卷幾乎由郭實獵一人獨力完成。1838年舊約初版在新加坡印行，訂名為《舊遺詔書》，隨後郭實獵對《新遺詔書》進行多次修訂，最後改稱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四人小組譯本》的特色，重視使用較通順的句子，例如《神天聖書》 「其以神之言訓伊等」改為「耶穌傳道焉」；有些字眼用意譯方式加強可讀性，如「啦吡」改為「夫子」；另使用中國人沿用的宗哲詞語去翻譯聖經，提高華人對聖經內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而「上帝」及「耶和華」兩個譯名也從那時開始出現。
梁發：《勸世良言》結合中國人情風俗
至於中國第一代基督徒領袖梁發，為米憐在馬六甲的印刷助手，接受培育按立為牧師，對馬禮遜的聖經譯本也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現有的中文聖經在中國人讀來不通順，翻譯員除了保留原文之外，未能在中文的寫作風格和成語使用得到成功。
基督教最早的中文佈道書《勸世良言》為梁發所著，成為將《神天聖書》的內容改寫成更符合中國國情的宣教手冊，共九卷9萬餘字於1832年在廣州刊行，洪秀全在廣州通過閱讀勸世良言首次接觸基督教。
在翻譯過程裡，梁發針對中國國情闡述的教義，並結合中國人情風俗、借用某些儒家言論、闡發信仰基本教義，《勸世良言》涉及創世說、原罪和救贖說、天堂、地獄和末日審判說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學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