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甚或更早，在國內陸陸續續出現了不同類型的基督教教育實踐。在摸索出基本可行的不同形式後，其整體數量正逐年增長。本文將立足於中國基督教教育的當下，試圖分析其起因、描述現狀並探究未來。
不同概念的基督教教育
基於不同的神學立場和不同的理解，在對基督教教育概念的闡述上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三類：
其一，教會或機構進行的神學培訓和主日學工作。可理解其為「基督教」內部進行的神學「教育」，關注於以聖經為主的學習和神學知識的傳遞。一般為短期和階段性培訓，不專門開設基於聖經的、系統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習。
其二，基督徒參與的教育，其關鍵理解為：大使命、光鹽理論和撒種工作。「我（基督徒）在教育（行業）」即為基督教教育，「我」的光鹽作用和隻言片語或將成為生命的傳遞。「我」作為參與者可以是創始人、所有者甚或是教師。一般不考量教育的根基、目的和體制。有基督徒理解其在佛教背景的培訓機構工作亦為基督教教育，因其「光鹽作用」。
其三，以聖經為根基，系統傳授聖經和基於聖經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多學科、全日制方式，目的是引導學生歸向上帝的教育。本文所談的基督教教育,正是這樣一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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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的歷史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來華後建立了英華書院，其後眾多在華教會和宣教機構紛紛效法。1807之後的100年，即1907年前後，中國教會學校的發展逐漸達到了頂峰;而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和非基運動極大地影響了教會學校，直至1951和1952年的兩次院系調整後，教會學校在華消亡。
三個因素
在一切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之上，我們相信上帝的主權和掌管。在諸多因素之外，當僅考慮教會學校的存在方式時，教會學校消亡的原因可以從三個要素來看：教會根基、教育主導權和教育體系。
1949年以前的中國本土教會尚未整體成熟，因此在當時教會學校的發展中，其作用甚微。教會學校、宣教機構甚至教會的主導權都在於西方教會，教會學校本土化的進程沒有實現。而來自眾多不同國家的教會和宣教機構在中國的教會學校事工不可能形成一致的教育體系，本質上其時中國的教會學校僅僅是各國教會學校或事工在華的延伸。沒有形成體系的眾多學校於社會無法產生長期穩定的影響，故而在變革中必然是一盤散沙，自身的消亡就註定了。
上帝必預備
八十年代起，中國家庭教會漸漸興起。至新世紀初，無論從數量和神學裝備上，中國家庭教會整體逐漸走向成熟。此其一。
除少數地區外，新生教會中成員多數為基督徒一代。當前，進入幼教年齡和小學年齡的基督徒二代逐年增多。其父母在思考信仰的傳承時，不得不考慮在校過程中的信仰內容。此其二。
新聞媒體對教育行業的真實報導，幫助民眾（包括基督徒）越來越嚴肅地思考當前教育的問題。此其三。
近年，留學機會的增多和高等教育之外就業途徑的拓寬，增強了社會大眾包括基督徒對當前教育體制之外教育嘗試的信心。此其四。
由於政府對國外資本和教育理念的謹慎，外資無法介入國內的基礎教育，隨後的中職和高等教育也非常嚴格。上世紀初美國的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英國的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對中國的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為止，教育在更大程度上圍繞經濟體制的變化而變化，沒有適合中國的創新教育理論。而走向大國之路需要強有力且持續的教育支撐。此其五。
對1949年之前教會學校的嚮往和反思，和中國經濟環境的革命性變化，促使基督徒積極思考新時代中國本土教會學校的可能性。此其六。
綜合以上並非絕對和完全的六點，理解中國基督教教育的興起便稍有眉目。
非本土機構和真正的「三自」
基督教教育在歐美的歷史存在時間很長。雖然總體上也在衰落，但對於剛剛興起的中國基督教教育，則有很多地方值得從歷史和現狀來學習。這種學習在雙方都覺得是一種必然。
到目前為止，國人對港臺和海外基督教教育的學習主要表現在：教材的翻譯和引進,資料的翻譯和引進,短期講座,初高中學生的留學等。特別是初高中學生的留學在經濟互惠上為雙方所共賞。西方的高中和大學（包括基督教背景）因為經濟的原因非常歡迎中國學生，而對國內有經濟實力和機會的家庭似乎也是在「走投無路」中的選擇。
基於此的國內學校（機構）、非本土機構和合作機構都處於平穩增長的勢頭。
從當前看以上這些是「神的開路」和發展的必然，也確實在「將來的出路」上增加了大家的信心。但是從長期和整體看，則是不折不扣的短期行為。
以ACE在澳大利亞的發展為例：約30年前澳洲的基督教學校有一半以上是ACE學校，但是現在只有1%-2%的基督教學校使用ACE教材。這並非因為其教材不好，而是因為整體和長期發展的教育一定需要基於本土而生髮的教育體系。澳洲本身是英語國家，似乎更能說明問題。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基於聖經的、本土的、系統的中國基督教教育體系。而這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開拓。
這項開拓工作需要以中國基督徒為主，縱橫齊觀中西基督教教育並學習，以聖經光照中國文化才能有所得。
因西方文化並非等值于基督教文化，西方教育更非等值於基督教教育。
聖經如何光照西方，也信必如何光照東方。
大國的呼聲和大國所具有的多元化教育特徵，已經給我們開啟了歷史契機。故此當有「水落石出」的積極和穩健的等待，而不是「浮出水面」的輕浮和不合時宜。
實踐分類
辦學的實踐上，在一個最廣泛的範圍——「基督徒辦教育」之內，按照興學的目的劃分，可以有如此三類：
第一種，以得人為目的。不介懷於當前教育環境的好壞，只專心努力引導孩童歸主。此類學校即便在西方亦非大眾。
第二種，以教育為目的。起因於對當前教育的問責，而「基督教可以實現好的教育」，故實踐之。
第三種，以錢為目的。
後兩種都勢必依附于現有體制。
第一種的主要實踐形式為教會學校，即本土家庭教會興辦的學校。其前提是摸索出一個模式，這個模式必須是教會認可、治理和管理得法、財務穩健、有長遠的規劃和發展、適合大多數中國基督徒（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想、也有能力去國外）。這種模式已經存在並且運作超過六年，相應的管理和細節在逐步完善。以此模式建立的學校有一定數目，並加速增長。
出埃及
中國基督教教育的興起是中國教會發展的必然，也信必從「內部宣教」上為教會發展貢獻持續的動力。但其發展一定會從「拒絕、不理解、觀望」到「加入、實踐、成熟」，需要至少兩至三代人持續堅定的努力。
如同耶和華稱「又有许多閒雜人，並有羊群牛群，和他們一同上去」（出12:38）的以色列人為「耶和華的軍隊」（出埃及記12:41、51）一樣，現在委身於中國基督教教育的小眾多為「薄學之士」，但是異象清晰。而無論是借鑒或直接引用國外教材（如：ACE），還是致力開發本土體系，都需要「博學之士」的參與。更重要的是中國教會整體上能認識到，基督教教育的目的無關乎教育本身，而關乎教會未來存在狀態，從而願意積極主動地開展，而非因他人的認同和支持才進行。
作者：梁滿羊
本文轉載自《教會》2013年5月總第41期(https://www.church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