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北京安息主懷。他將自己後半生26年的時間全部奉獻給中國，自踏上中國這片土地之後，就再沒有回過自己的故鄉。26年的傳教實踐，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遺産。
今年為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羅馬、台灣、中國內地等都舉行了國際研討會。特別是在最近兩個星期，中國內地藉著上海世博會期間對中西文明交流探討的推動，其一系列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的活動也達到了高潮。同時，內地主流媒體亦對利瑪竇本人所折射出的信仰與堅韌的精神、中西文明的碰撞與融合等衆多方面表現關注，紛紛以深度長篇報道與解讀的方式來回顧利瑪竇四百年前的來華傳教、利瑪竇的貢獻，以及對於今天中西交流的啓迪。
這些文章包括：《光明日報》全文刊載了社科院教授楊義上個月在澳門大會的演講《西學東漸400年祭：從利瑪竇、到上海世博會》，《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有一期以利瑪竇作爲封面人物，《利瑪竇：四百年前的遠征》長篇回顧了他當年艱難環境中的開荒與播種以及帶給中國人的豐富遺産，《南風窗》的《利瑪竇與晚明的辛苦遭逢》再次肯定他是「有史以來中國和西方之間最杰出的文化橋梁」，《科技日報》一篇《有一種力量叫「利瑪竇精神」》稱，利瑪竇的信仰、堅韌、友善、博學和融合形成了「利瑪竇精神」，以及《東方早報》的評論《利瑪竇的能量》、《新京報》的評論《聆聽利瑪竇穿越400年的回聲》、《華爾街日報》的觀點《利瑪竇在華傳教方式啓迪後人》等，都多方位的回顧了利瑪竇在華事工的曲折歷史，並對他的人格、精神以及貢獻予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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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文章，讓人看到不少利瑪竇當年傳教時所留下來的一些感受與經驗、以及對當年他的傳教方式的探討。
謙虛態度對融入中國幫助甚大
不少評論認爲，如《新京報》的資深媒體人陳季冰在《聆聽利瑪竇穿越400年的回聲》中說到：「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耶穌會教士們在中國傳教活動總體上是相當成![](\?w=720?w=720?w=720?w=720?w=720?w=720?w=720?w=720?w=720"http://www.gospelherald.com.hk/image/gong.jpg\?w=720?w=720?w=720?w=720?w=720?w=720?w=720?w=720?w=720")
的，這主要應當歸於他們採取的策略」。
這種策略是尊重中國文化、採取謙虛的態度融入中國社會。「利瑪竇等直接接觸中國不久就認識到，中國不同於當時世界上絕大多數未開化的落後民族，而是一個高度發展的民族，因此他們很快就放棄了在其他地方的强加於人的佈道方式，轉而以一種謙虛的態度試圖融入中國社會。」正因爲此，利瑪竇刻苦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改換士大夫裝飾等，「這一改變明顯適應了當時的中國國情，尤其適合士大夫口味，受到了中國人的尊重。」
不少教會人士亦强調過利瑪竇傳教中的謙虛態度和對中國文化的尊重是其成的因素之一。
台灣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四月份在台灣輔仁大學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上曾表示，利瑪竇在華傳教成的主要秘訣是，他小心謹慎地研究、瞭解和尊重中國文化而不盲目崇拜，他謙卑地將當時歐洲的自然科學引進中國，改革當時士大夫空談義理而不務實際的風氣。
上層路綫，利還是不利？
除了態度謙虛、尊重中國文化之外，利瑪竇傳教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上層路綫，即結交當時的官僚和權貴。他用當時中國沒有的西洋物品，如自鳴鐘、地球儀等來打動上層人士乃至當時萬曆皇帝的心。後世學者曾對利瑪竇在中國活動期間所結交的知名人物作過統計，共129人，上至皇親貴族，下至僧侶，其中絕大多數是文人和官宦。
這種策略使得傳教得到很多庇護和便利，並使當時一些有名的知識分子如徐光啓等成爲信徒。陳季冰介紹說：「由於掌握知識的士大夫階層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力，利瑪竇就爲天主教在中國社會的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統計，到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去世時，中國全國已有天主教徒13,000人，而到明末已發展到38,000多人。」
走上層路綫的缺點是，使傳教活動過分依賴於權貴、官僚等，而沒有深入到基層社會之中，面臨來自皇帝的禁令時很容易被「連根拔起」。不少評論人士承認，從基督教向中國的傳播效果來看，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耶穌會教士在整體上並不能算是成的。陳季冰評論說，「老實說，他們的活動並未對後世中國造成太多深遠的影響」。
《南方人物周刊》編輯部評價說，雖然利瑪竇本人和他所在之時的傳教很成，「的確，他是第一個成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耶穌會士。在28年的傳教歷程中，他建立了4個傳教點，最後一個就在大明天子的脚下。到利瑪竇辭世的1610年，基督教在中國已經有了數千名信徒。他本人獲皇帝欽准成爲第一個葬於中國內地的教士。」可是，這些沒有保證教會能夠在他逝世之後持續發展。
「在經過了100多年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以後，1717年之後，當時的皇帝康熙禁止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在此之後，雙方雖有改善關係的嘗試，終究沒有打破僵局。羅馬教廷廢除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禁令遠在兩個世紀後的1934年。」
陳季冰也不無遺憾的介紹說：「利瑪竇等人開創的中國天主教事業於百年後陷入困境直至湮滅，西方學者與中國儒者間的友善交往也幾乎完全終止。」資深報人丁剛在東方早報的《利瑪竇的能量》中也指出，利瑪竇所傳播的信仰並非如他所希望的「在中國廣泛的生根、開花、結果」。
看文化交流之長遠影響：柳暗花明又一村
從狹義的傳教範圍來看，也许正如這些評論所說的利瑪竇的傳教不能算是圓滿和成，仿佛如曇花一現綻放完之後又回歸安靜。從廣義的社會範圍來看，好像利瑪竇所留下的只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層面的貢獻，與傳教關係並不甚大，因此就如四百年之後無論是海外的一些教會所舉辦的研討會還是內地的一些大學機構舉行的研討會，在承認利瑪竇在中國傳教上貢獻的同時，更多褒獎的是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巨大貢獻。
丁剛評論說，「而四百年後再看利瑪竇在中國的影響，他最大的成是讓中國人看到了文藝復興後的西方文化和科學。」《南方人物周刊》也評論說，與利瑪竇傳教事業在他逝世之後所經歷的重重風波打擊相比，「更具深遠意義的，毋寧說是利瑪竇爲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叩開了大門，對中國士大夫而言，利瑪竇以溫和的方式爲他們打開了眼界。」
的確，利瑪竇給當時尚處在明朝萬曆年間的中國人帶來了雖不能用「蔚爲大觀」來形容，但的確算得上是讓當時的國人「眼界大開」。對於當時利瑪竇面見萬歷時所呈獻的禮品，楊義教授評價說：「利瑪竇進貢的禮品所蘊含的科技價值，還是給中國知識界帶來了深刻的精神震撼。」
丁剛則總結說：「利瑪竇的引人之處，則在於他帶給中國的那些新鮮玩意兒。利瑪竇的博學使他掌握了當時歐洲已經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很多科學知識。他帶給中國的不只是《聖經》，更有西洋的繪畫藝術、鋼琴音樂，還有自鳴鐘、地球儀、天球儀、羅盤、日晷、放大鏡、望遠鏡等等，所有這些，都讓中國人大開了眼界。利瑪竇還用漢語撰寫了介紹西方自然科學成果和思維方式的書籍。展品中就有他和徐光啓一起翻譯的《幾何原本》，以及他編繪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後者讓明朝時的中國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的『模樣』。」
可以說，利瑪竇讓當時的中國瞭解到了西方的數學、天文、地理、繪畫藝術、精密器械等，讓當時的明朝士大夫能夠開始放眼觀察和認識西方世界，是「西學東漸」第一人。他還翻譯了《四書》等中國典籍，向歐洲傳播中國文化。因爲他在文化交流上的醒目貢獻，也使他被譽爲是「有史以來中國和西方之間最傑出的文化橋樑」。
這些矚目的文化貢獻並沒有使利瑪竇最關心的傳教事業的壽命有所延長。1717年天主教會仍舊迎來了中國皇帝的傳教禁令，至此其傳教果實也仿佛逐漸銷聲匿迹。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效用卻細水長流。由他所開始的「西學東漸」對之後幾百年來，中國的學術、思想、政治和社會經濟都經歷了極大的進步，間接塑造了今天的中國，對於中國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利瑪竇本人深知透過這些交流可以促進中國人改變思維方式，由此帶來深遠的影響。他十分看重和徐光啓一起翻譯的《幾何原本》，此書問世後一直是學習幾何知識和培養邏輯思維能力的典範教材。歐幾裏得以演繹邏輯建立數學公理化系統，成爲現代公理法源流，其方法論意義深遠。
正是知道其巨大作用，因此在公元1610年北京阜成門附近的耶穌會士府邸內，58歲的利瑪竇用盡最後的一絲力氣，對另一名傳教士熊三拔囑咐了他的最後遺言：「我利瑪竇遠離故土，跋涉萬里，來到中華，死而無憾矣！希望能把我和徐保祿（徐光啓）合譯的書籍完成，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這也可算是他將無限展望與希望蘊涵其中的最後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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