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間文化等交流：促國人更多瞭解到西方背後信仰因素
中西文化交流深遠來看，可以幫助國人們更好的瞭解西方，並且瞭解背後其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發展中所起到的推動力，對傳教的作用不可低估。曾是北京大學學士畢業、中國科學院碩士，後在2000年蒙恩歸主之後擔任哈該國際領導力培訓學院講員的于明捷教授，談到近年來中國不少知識分子歸主的現象。他指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原因是「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經濟的發展、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國人對西方的瞭解也越來越深入，先從資金、技術與市場，到管理；再從管理到市場經濟制度；進而到政治體制的反思；以及政治制度背後的文化與信仰因素。」
可以說，中西間的文化等交流與互動是促進國人更好的瞭解基督教的途徑。在中國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之際，很多內地機構與媒體希望傳達對未來中西之間有更多文化交流的渴望與期盼。
陳季冰說：「當代中國正站在五千年歷史中的兩次『雙重突破』的交會點上：我們既面臨著制度性的突破，又面臨著思想文化的突破。秦漢體制改變了中國的制度，但其文化內涵是從中華文化中自己生長出來的；佛教改變了中國文化，塑造了後世中國的心性，但沒有對中國的制度造成明顯的影響。今天的中國卻面臨著雙重改變：不僅制度需要突破，文化也有待重建，而這種『雙重突破』中都有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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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教授亦在上海世博會之前，透過利瑪竇四百年前的文化交流來看對現在中西交流的啓示：「利瑪竇由此率先給中國人帶來了世界上已開始文藝復興的『陌生的另一半』的新鮮信息，這個信息是如此重要，如此令人震撼，使之成爲介入中華文明發展的一盞遙遠的霧中燈。燈光雖然裹在霧中，但還是值得回憶、回味和沉思。站在今日上海世博會的燦爛陽光下，回眸400年的漫漫長途，難道不可以從中尋找到某種文化啓示錄嗎？」
利瑪竇中國傳教實踐中的其他經驗
二十多年辛苦的在中國傳教的實踐，也讓利瑪竇總結了自己的不少經驗。雖然四百年後中國的情况已很多不同，但這些經驗之談或许對中國傳教的事工仍舊有一些啓迪的作用。以下是傳道報導中所提到的利瑪竇傳教經驗和感受：
在另一本書──1980年的《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 :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中，史景遷對利瑪竇進行了更全面的總結：1601年，利瑪竇獲得居住在北京的殊榮。利瑪竇與中國的學者討論天主教教義，巧妙地指出其中的许多主旨均在儒家經典中有所體現。他的博學和正直終於使多名中國高級官員皈依基督教，並得到准许把更多的耶穌會士帶到北京。
利瑪竇在日記中提到，他一點一點地努力贏得了中國人的好感，舉例說，中國的驕傲在於他們發現自己遠比周遭的蠻夷之國更優秀，卻不知還有更高級的事情，例如基督教以及鐘錶等利瑪竇親自帶到中國的外國技術。（《華爾街日報》）
利瑪竇經常提醒會友注意：在中國，「筆」的力量難以估量，「寫書起到的作用要勝於語言」。他堅信，道德的主旨會隨著他的著作顯出生命力，而這也正是他堅持進行文字工作的力量根源，使得他能夠以文會友，與人共同著書。其中首推他與徐光啓的合作。
利瑪竇明白，中國人對信仰的態度比較隨便，而且相當實際。無論什麽教，有用就信。「當他們的願望未能實現時，他們也會毫不留情地砸毀這些神像。他們也像這樣敬禮魔鬼，希望魔鬼不要加害他們。」
很多年來，利瑪竇一直以爲，要在中國傳播福音，最重要的是皇帝的認可。現在他已經看出來了：獲得詔書的努力只是徒勞的。只要萬曆默许他們住下，也就等同於默许他們傳教。「中國的政情與其他國家不同……以人的力量求准在中國自由傳教一事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在這裏平安生活，慢慢開教，不必急於獲得皇帝的允准；經驗告訴我們，官吏多次上書反對我們，想把我們驅逐出境，但是我們仍然安全地在中國居住。……」（1609年2月15日的書信）
無論如何，利瑪竇的事業已經向前推進了不少。一方面，天主教的影響逐漸在知識階層中擴散開來，這爲一個變化緩慢的社會營造了適宜的傳教氣氛；另一方面他在各省的官員朋友成為了一些根基不深的教會的保護，以不至於被傷害和摧毀。他說，「不是歐洲的軍隊，而是中國的朋友成了教會的主要保護人。」
直至1608年，中國的天主教徒大約達到了2,000名。1609年2月17日，利瑪竇從北京發出最後一封信：「我已年老，深感疲倦，但健康尚佳而有雄心，願天主永受贊美！……這裏的工作雖然辛苦，遭受此起彼伏的磨難，但已日漸好轉。我感到需要更多的傳教士，因爲這塊園地太大了。但這些傳教士務必有耐心、有學識，因爲這裏的百姓都是修養有素的有識之士。」（《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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