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余杰以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成员及异议作家的身份，与王怡、李柏光一起在白宫得到美国时任总统布殊的接见，并对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展开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入交谈。
在中国执政当局的压力下，余杰于今年1月11日携家眷由北京赴美。之后余杰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名为《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我的去国声明》，讲述了自己多年的遭遇、特别是一年多以来被绑架、软禁、和恐吓的艰难处境。
信主后的余杰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基督教文字事工上，先后出版了《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录（与王怡合著）以及《圣经中的智慧》等优秀书籍，备受基督徒学者肯定。
余杰在文字事奉的恩赐有目共睹，然而由于他积极参与中国人权活动以及直言不讳批评当局的政治弊端的做法，而在海内外华人教会中引起不少的争议，有的甚至对余杰的基督徒身份持保留态度。
现旅居大华府的余杰日前随张伯笠牧师纽约布道巡回之际专门拨出时间接受本报的专访。在四十分钟的访谈的第一部分，余杰分享了自己的信仰历程与未来的服事计划。
记：本报记者
余：余杰
与很多理工科背景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不同，文科出身的余杰从小就是有神论者，并且信主受洗以来有稳定、良好的教会生活，自认为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
记：一些人认为，您曾经历从文化基督徒到有生命的基督徒的蜕变过程。那么，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请您谈谈自己信主9年来所经历的信仰的蜕变及更新过程。
余："文化基督徒"这个称谓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刘小枫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的学者最早提出的，但我不同意"文化基督徒"的说法。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没有必要在前面加上"文化"的头衔。同理，我们也不会说"商人基督徒"、"工程师基督徒"等称呼。总之，我觉得基督徒身份应该高于他们的专业。
那么，如何评判一个基督徒是否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他们有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是否扎根在一间教会，是否愿意接受牧师、传道人的牧养。倘若如此，那么我认为他（她）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
所以，如果"文化基督徒"这个概念成立的话，我认为这个称呼用在那个时代对基督教研究有热情的学者身上可能比较适合，因为他们虽然对基督教的文化和价值观抱持认同与欣赏的态度，但他们却几乎没有自己的教会生活，也没有真正委身于教会。
但是像我们这批上个世纪90年代、2000年代成为基督徒的大部分年轻知识份子就不是这样的情况。就以我为例，令我感恩的是，从2003年受洗后迄今差不多9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生活，而且深深委身于教会，并与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建立有血有肉的联系。在中国的时候，我在北京方舟教会聚会；到了美国后，我加入到由张伯笠牧师建立的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记：很多中国人都受到受无神论洗脑式教育根深蒂固的影响，远志明牧师在布道时常提及无神论思想是阻挡中国同胞特别是知识份子信仰入门的最大障碍。那么，您的信仰历程中是否也经历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的挣扎？您当年是如何经历从抗拒基督教到最后决志信主的过程？
余：我想远牧师所列举的对象主要是理工科背景的知识份子。其实对我而言，无神论从来不是我信仰基督教的阻碍，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有神论者，相信这个世界有个造物主，只是我当时不晓得这位造物主究竟是谁，不知道祂就是我们信仰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主。所以，我与很多理工科背景的知识份子有所不同，我从未经过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的信仰挣扎。
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写过长篇的信仰见证，但是我过去曾接受一些媒体访谈时分享过自己的见证。此外，我的妻子刘敏姊妹在她撰写的见证中也讲述了我信主的过程。也许，再过2年即我40岁的时候，我会写一本小书，专门把我的生命历程写出来。
记：您妻子刘敏姊妹的个人见证中提及当牧师叫到你的名字要给你施洗时，你突然跪在台前痛哭流涕的场面。其实，您在洗礼前一晚以"不喜欢形式化的东西"为由向刘敏表示受洗时坚决不下跪的，但后来圣灵如何感动您跪下来痛哭流涕的？
余：圣灵开我的眼让我认清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我当时受感动痛哭流涕，向主认罪悔改。对我而言，信主最大的挣扎不是无神论，而是对罪的认识。若不彻底认识自己的罪，我就不会在神面前谦卑俯伏下来。
我一直是比较骄傲的人，从小到青年时代，我的人生道路走得很顺利。我13岁开始尝试写作，中学时代发表文学作品10余万字并多次获奖。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拿到北大文学硕士学位。在北大求学期间，我创作近两百万字的文化评论和思想随笔。1998年，部分作品结集为《火与冰》即我的处女作出版，在中国读者和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向，短短两年间销量就突破上百万册。
在我慕道期间，有一次一位来自温州的传道人在我家查经时就讲到罪的问题，我记得那传道人劈头盖脸的对我说，"你是一个罪人，若不向主认罪悔改，就要下地狱。"当时这句话给我造成很大的刺激，因为我对罪的理解一直是从儒家思想或者是法律意义上角度来看的，自认是一个好人。所以我那时无法接受自己是罪人的现实。不过，待我后来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查经之后，我才从基督教意义上明白罪的真正含义，不认识神、亏缺神的荣耀就是罪。所以，对我而言，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我信仰道路上的突破点。
余杰在纽约公开分享见证时曾说："神给我一支笔，用笔来传福音，用笔来赞美祂……"这句话点出了余杰把文字事奉定为他未来的服事主的方向。余杰还认为基督信仰不是局限于教会内部，而是面向社会大众，基督徒不能不关心社会议题，为社会公义问题发声乃是基督徒责无旁贷的。
记：神对您有献身事奉的呼召吗？
余：其实我觉得，信主以后不久，神的呼召就清楚的临到我。但是神给我的呼召和王怡的有明显的差异。神给王怡的呼召是让他作全职事奉的牧者，王怡顺服神的带领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身在教会的牧养工作。
但神对我的呼召是作文字方面的工作，尽管我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主题和福音有关的写作上，但这些年来我看到神对我写作道路一步一步的带领，即以福音为主题的写作在我的生活占居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且这个以福音为主题的写作跟我在教会的服事是相辅相成的。
我以前在北京的方舟教会时，虽然我没有被正式按立为长老，但是我几乎承担了长老的职分。方舟教会实际的工作差不多由包括我在内的四位同工（三位长老及一位传道人）在做。这种教会服事对我的写作事奉、信仰生命是很大的促进和提升。因此，我相信跟福音相关的主题的写作在我未来的写作生涯中占居越来越大的比重。比如2010年出版的《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录，还有刚刚出炉的《圣经中的智慧》，这些都是我文字事奉工作的代表性作品。《圣经中的智慧》相当于灵修杂记，书中摘录了圣经中40个故事，并用优美的文学化的语言来加以修饰。我相信这样的书对很多弟兄姊妹个人灵修时大有帮助。
除了写作，我也会作资料编辑的工作。目前，我计划参照《世说新语》的记叙笔法把基督教几千年来的殉道者及著名牧者的故事编辑成书，每个故事都短小而精悍，且体现出圣经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我相信这本书问世后将使广大华人教会受益，牧师可以把它作为供讲道使用的喻道故事的参考书，它还可以成为信徒个人灵修的良师益友。总之，我在未来1、2年内会更加专注文字事工。
记：除了文字事奉以外，您还考虑过从事其它领域的福音工作？
余：其实我也在开始影视传媒的工作。比如我最近和《美国之音》洽谈合作拍摄关于中国家庭教会一系列的纪录片。其实这个拍片的计划差不多已经定下来了，大约2个月之后开始启动，以前我和王怡共同撰写的《基督与生命》等书籍将作为拍片的重要素材之一。我甚至也考虑和张伯笠牧师等中国大陆背景的牧者联合成立一个福音机构，专注出版基督教书籍刊物，以及拍摄福音影视作品等。
我们计划每年出版5至10本书。值得一提的是，我打算把自己和王怡在国内共同编辑的几本《橄榄枝》杂志拿到海外出版，预计每年出版两期。与《海外校园》、《生命季刊》及《举目》等基督教杂志相比，《橄榄枝》有自己的特色，在思想上更有深度，同时开放更大尺度去探讨一些敏感性的社会公共议题。例如我们会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如何面对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且会将各种意见集合成专题文章作深入探讨。
记：从您的话可以看出来，您未来的文字工作都离不开社会议题的探讨。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传福音和基督徒在公共社会的使命之间的关系？
余：我认为传福音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然而，无论国内的家庭教会还是海外华人教会都把传福音片面化和狭窄化，就好像要开一个布道会然后带领100人、1000人信主才算是传福音。但是在我看来，传福音也包括文字、网路及影视传媒等事工，还有我刚才谈及的从信仰角度看计划生育以及对同性恋等诸多社会敏感问题发出基督徒的声音，也算是传福音，即基督徒透过公开探讨社会议题的方式让社会大众来了解我们的基督信仰。
现在很多基督徒把信仰窄化变成一个私人空间，误以为唯有躲在教会里面才能谈信仰。但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基督徒不该把信仰自我设限，正如主的光要照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基督徒也要走向公共空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诸多社会公义问题发声，就政治、经济及道德等各类社会议题表达出基督徒的立场。简而言之，我们作为因真理得自由的基督徒，不该把我们的信仰和社会割裂开来，也不该放弃向社会表达基督徒就各类议题立场的话语权。
余杰弟兄专访的第二部分，他将会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见解，回应围绕《中国影帝温家宝》与《刘晓波打败胡锦涛》的非议，详情请见：余杰弟兄专访二：神呼召部分人推动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