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音化从都市至农村 各类家庭教会的角色与互动

刘同苏牧师谈中国家庭教会现状系列报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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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苏牧师,摄于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图:基督日报/ Hudson Tsuei)
面对广大的中国禾场,福音之火如何能够燎原、实现中国福音化的异象呢?当前的中国福音运动又是沿著怎么样的走向和轨迹呢?哪种类型的教会在这过程中发挥著重要的作用呢?而距离福音在神州大地上普传还有多长的时间呢?

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的刘同苏牧师在面对本报记者的专访中,首先介绍了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是近十年中国教会的第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在过去十年来中国福音运动与之前相比的一个显著变化。可是,他同时强调"虽然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是主导,但是并不是是福音运动的全部。"

刘牧师认为,当下福音进中国有三个基本进路,第一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第二和第三则分别是农村传统家庭教会和民工教会。目前这三条进路都跟中国近十年来的都市化有密切的关系,受到都市化的影响,并且伴随著都市化的进程,福音也会藉著这三条进路从中国的中心城市广泛地扩展到各地的城乡镇之中,届时福音才算真正在中国这片神州大地上普传。而在这三条进路中,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是主导,特别是北京的家庭教会;伴随著都市化的进展,乡村的家庭教会也会再次复兴;而民工教会则对前两支进路的未来都影响深远,他甚至警告说"忽视的话会带来没落。"

新兴城市家庭教会"从上到下"陆续影响全国

刘牧师一一介绍这三条进路。他说,第一条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它已成为中国福音运动和中国家庭教会的主导力量,这是一条"从上到下"的进路,因为现在中国都市化是"越大的城市影响力越大",走向也是"从上到下"——从大型城市到中型城市、再到小型城市、再到地方城镇县城、接著是农村。

他解释说现在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都是这样的走向"。比如,外在所流行的发型和服饰等,其源头是上海,然后按著"从上到下"的次序慢慢的流传开来。而北京则是内在的文化流派的中心,无论是从何处发源的各种文化流派,最终都必要通过北京的文化圈进而影响到全国。因此,影响的模式仍然是大型中心城市到中小型城市……如此一层层影响到全国,而其中越大的城市其影响力越大。

北京、上海家庭教会崛起 神已把福音放在都市化源头

应用"从上到下"的模式用来观察当前的中国教会的话,即可看到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就是沿著这样的路,现在进到了北京和上海"。刘牧师介绍说,几年前北京的城市家庭教会开始崛起,北京和温州才逐渐成为了福音在中国两个并行的城市基地。如今,北京也有后来居上之势,比温州发挥著更明显的主导地位,福音的城市基地中心从温州转化到了北京。另外,上海虽然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与北京相比较晚,但近两、三年也已经有"巨大的变化","有跟上来的步伐"。

刘牧师指出,福音在北京和上海的复兴对福音在中国普传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两个城市都是中国整个都市化的源头,都是都市化层层影响中最大的中心城市,发挥著最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塑造现在中国文化的两个源头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福音化,意味著中国整个都市化的源头已经得著了,也将是福音反转整个文化的源头。最大城市的得著,也就是神已经将福音放在文化的源头。看水流的话,如果上游受到污染,整条河流也会被污染,而净化河流也得先净化上游。现在神已经将福音的中心设在了中国文化的源头上面。"

30年来中国福音中心的三次转移:河南与安徽—温州—北京

刘牧师指出,自文革之后的几十年里面,中国出现了三次福音中心的变化。最开始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福音的中心是在河南和安徽,当时这两个省都有很多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兴起,他们带领了当时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若分析这一阶段的特点,他们的影响方式可以形容为"劳力密集型",传统的农村城市家庭教会聚集了很多人,教会也主要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靠一个很属灵的魅力领袖将一个大型团队建立起来。

80年代后期,中国的福音中心转到了温州,其影响方式可以说是"资金密集型",温州庞大的基督徒企业家的力量对教会帮助很大。刘牧师描述,一方面靠著当地企业家的钱,一方面还有通过外地对"技术骨干"的派遣,即派一些牧者和专业人士来当地植堂等等,即"我们(企业家)出钱,你们(教会同工)来植堂……"

现在,中国的福音中心已经由温州转向了北京。北京所发挥影响的方式可以称为是"智能密集型",即靠著北京教会对教会发展经验和范式的总结,然后通过到各处讲授这样的模式来影响各地的发展。

刘牧师说:"这个时代很有意思,不是靠人、也不是靠资本,而是靠范式。"而这样一个很大的优点是脱离了依靠人力和资本的限制,大众可以就范式进行拷贝和仿效,成为"大众参与型",可以大大地促进植堂。

河南和安徽: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中国的安提阿—北京:中国的罗马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福音中心的三次转变对于中国的福音化深远的意义,刘牧师用比喻说:"和早期教会比较的话,如果说河南和安徽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则是安提阿,北京则是中国的罗马,是中国整个文化的最高点。"

他进一步解释说,耶路撒冷是"在落后的地区有强劲的生命传播"。中国自文革之后,福音运动从河南和安徽的传统的乡村家庭教会开始,就如当时在耶路撒冷一般。接著,福音到了安提阿,不但是犹太文化与罗马文化之间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向外邦传福音、福音在外邦文化传播的开端;而温州就是发挥著这样的角色,代表福音在中国"从农村文化到都市文化中间的转折点"。而现在福音的中心从温州转变到北京的意义深远,"北京是中国的罗马,是整个文化的最高点,当福音传道罗马时,意味著整个罗马文化、希腊文化被基督化了,而现在中国文化也是如此。"

刘牧师说,现在很多文化的课题包括一些最尖端的富有挑战的话题进入到北京的教会里面,如果教会能够很好地作出回应,就可以对主流文化产生影响。

北京和上海模式 在未来中国教会中相得益彰

具体到北京城市家庭教会的进展,刘牧师介绍说,北京城市家庭教会已经完成了"初始的爆炸期",他引用物理学的定律来解释说,"任何一个事物产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初始速度来引发,才能够脱离原来的状态来发展",比如宇宙大爆炸也是如此,先有一个迅速的初始速度引发爆炸之后,接下来的是迅速扩展。回头看北京的教会也是如此,北京教会的迅速扩展大概是在2003和2004年,在这两年间北京出来了很多家庭教会,当时信徒里面的初始热情和完全摆上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如今,虽然北京教会还在飞速地发展,但是最初为著一个新方向的热情和完全摆上的顶点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定型了,出现了关于教会的范式、理论的基本思考,这也标志著北京教会的初步定型"。

上海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开始的时间比北京的晚了八年、九年,不过最近这两、三年也有"巨大的发展"。上海比北京晚几年发展的原因,据刘牧师分析,"这是与两地不同的文化特征有关"。为什么福音的中心曾是温州和北京呢?温州的文化中有著明显的冒险精神,"被钱迷住是冒险赚钱,被神迷住则是冒险传福音",温州还善于模仿,"冒险和模仿,不管成不成我先搬来",所以成为了当时的福音中心。而北京是"思索和探讨型"的,它是一个"原创文化的中心",是"很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聚集思考,希望尝试对文化回应",这也使得北京首先尝试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模式。而上海的文化则是"务实"的,"这事你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你是不会去的",这就使得上海在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之路上比北京晚了几年。虽然如此,两个城市都对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以及中国福音化影响深远。

"北京教会和上海教会各有各的用处,北京是开创性的、宏大的、转换的、创造的思维,上海是一个务实的思维,都会发挥效力的,会在未来中国教会中会相得益彰的。"刘牧师表示,虽然先锋者在开创性上非常重要,但是毕竟先锋者属少数,最终的普及和流行还是要效用。温州和北京作为先锋者可以开创,但也需要上海摸索出效用型的模式。刘牧师介绍说,现在上海教会正在使用北京模式,并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改变和调整。

2050年九成人居城镇 全中国福音化的终点站

刘牧师接著从整个中国的角度出发,介绍第一条进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在整个中国的走向,表示这个进路已经过北京,现在已到达了很多大型城市,不少城市都借鉴和使用北京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的模式。他说,自己常有到中国各个地区不少城市的家庭教会中,如果发现当地使用的是北京新兴家庭城市教会的模式,即说明当地教会已对时代作出回应。现在整个来看是"东兴西衰"的情景,东部很多中等城市的教会都在使用"北京模式",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温州也开始使用"北京模式",但在西部的话,"北京模式"只是刚刚影响到一些大城市比如成都、西安,而再往下面的中小型城市则少有被影响到的。不过,他表示,如西安和成都等是当地重要的枢纽城市,也会陆续扩展到整个地区。

伴随著都市化的进程,福音也将会在中国普及。刘牧师举出一个都市化定量的指数,在1990年之前大约只有3%的国人居住在城市,可以想像当时在城市居住的人很少,那个时候说起"城里人"也是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是跟城市没有关系的。现在,这一数字已提升到35%,并且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将大约有90%的国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也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变成都市人了,最起码在空间感上"。

刘牧师说,届时这90%的人当然不会都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很多是居住在基层城镇之中。"什么时候福音的浪潮波及到镇和县,那中国就算是福音化了,那就是中国真正普传了,因为到时候90%基本都是在城镇了。"

那么距离这样的远景还需要多长时间呢?刘牧师坦言,他也不知道,不过他表示"中国教会的发展很多时候打破我们眼界的",相信神会带领这一发展,这是一个真正中国福音普及化的远景。

随福音普及基层城镇 农村家庭教会将再兴起

除了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之外,第二条福音进路是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它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变得衰弱了。刘牧师分析说,因为都市化,很多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使得过去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主力流失,传福音的主力也流失,加上农村家庭教会在教会结构、神学思想、牧养方式上的缺陷经不起城市家庭教会的冲击,这都是造成明显的衰弱趋势。可是,如果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改变态度、积极思考的话,会不一样的。

他表示,刚开始城市化的时候,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没有做出回应,所以使得不少信徒流失,但是"看到流失就是流失,如果看成是差遣就是祝福——差遣就是去城市传福音了"。如果负面的对待这些进城打工的信徒们,看他们像"逃跑者",那么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也不敢再回来。如果农村的传统家庭教会改变态度,把进城打工的信徒派遣到城市中传福音,那么"不仅可以帮助城市的福音运动,而且可把先进的模式引回来"。

刘牧师还说到,未来伴随著都市化,当福音在镇和县兴起的时候,这些传统的家庭教会会再次复兴,因为他们最接近这些地区,所以他并不觉得传统的家庭教会将会没落下去,"还会再兴起"。

民工教会:城市教会和农民教会忽视的话都会没落

第三条进路是民工教会。刘牧师介绍说,表面看上去好像民工教会和前面的城市教会、农村教会都有关系,但其实从源头上说并非如此。民工教会大多不是因为城市教会或者农村教会自己主动做民工群体的事工而组成的,而是民工群体自发的。不过,"虽然起源上和前两支没有关系,但是和前两支的发展有关系。"

民工教会对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很有影响。刘牧师举出一个统计,现在城镇中居民中60%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换句话说,现在住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其实多过传统的城市人。而第一代进城的农民真正的角色还在更后面,因为这些第一代人出生和成长于农村,即使现在在城市打工,将来也不一定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刘牧师曾在这些农民工当中做过口头调查,发现90%是打算将来回到家乡的。可是,一则因为回去的话已没有耕地,另外加上都市化的生活方式的不可逆转性,这些从城市回来的农民工很难变回农村人,他们届时只能返回在县以下的城镇。这批农民工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改造力量,带来新的技能、消费方式来影响当地;而当中若有些信徒以前曾在城市的教会得到培养,他们回到城镇时就有一个文化优势和信仰优势。

"他们的角色就像今天的海归一样,我叫他们是『城归』。比如海归说,美国人星期天不是吃喝玩乐的,美国人是去教会的,美国发达的力量背后是信仰,这让很多想学那个先进文化的人知道原来里面最重要的是信仰。将来这些『城归』也会发挥这样的作用。"

刘牧师称这些"城归"是"空降兵"、"先遣队","大的福音浪潮还没有到这些城镇的时候,他们已经先在那里等著了、先建立了阵地。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处在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中,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时对于新兴的牧养方式、教会结构等都观察过,或者共同经历过,对他们回去以后建立这样的教会有很大的帮助。"

正因为对于未来的深远影响,刘牧师提醒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要重视民工的事工。他曾经告诉过一些北京的城市家庭教会说:"如果你不做民工教会,你就不要做城市家庭教会,民工现在占城市居民的60%,你的教会不做民工、去掉这一块的话,就不是做全部的城市事工。"

而且,刘牧师指出,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要做民工事工的必要性还是由基督服事他人的榜样决定的。"第二个是因为主的生命是唯他的,你只是在小圈子里面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教会。现在知识分子的教会有名并不是真正的成熟,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成熟呢,是很多人去做民工教会、弱势教会的时候。否则你不要做城市教会,如果那样的话,你是一个俱乐部呢,还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呢?"

民工事工对于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未来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众多回乡的民工们将会成为他们未来的生力军。很多发源于河南和安徽的传统家庭教会,如中华福音团契、颖上团队等也早已抓住都市化的机会,在很多城乡结合部和民工中建立教会,他们不但没有在都市化的进程中没落,反而完成了转型。

刘牧师再强调,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和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都需要看到民工事工的重要性,"如果你们不能跟这民工力量联合的话,这两个进路都会没落的。"



刘同苏牧师谈中国家庭教会现状系列报导
(一)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成中国福音运动主导力量
(二)中国福音化从都市至农村 各类家庭教会的角色与互动
(三)中国家庭教会当下面临的六大内外挑战
(四)中国家庭教会深度谈:温州、北京和上海
(五)中国家庭教会深度谈:天津、厦门、成都及江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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