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三)：韩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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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韩瑞

韩瑞(Carl F.H. Henry)可算是近代福音派主流的神学泰斗，也是近代福音主义运动的一名重要领袖，他在1947年出版的〈现代基要主义之不安良心〉(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oundamentalism)带来近代保守派对社会参与和重视文化的复兴，故此韩瑞的政教关系观值得重视。他在1964年出版的〈基督徒社会伦理要点〉(Aspects of Christian Social Ethics)在政教观上作比较全面性的探讨。

韩瑞首先比较四种改变社会的理论，就是革命(revolution)、改革(reform)、评估(revaluation)和重生(regeneration)。革命是一般共产主义改变社会的策略，而一般人文主义却主张透过立法程序去改革社会，理想主义者(Idealists)则提倡以不易之超然原则去教育和宣传、去改变民意，而福音派则以为圣经的是教导乃藉传福音、改变生命去达成社会的彻底改变。

韩瑞认为教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应以改变生命为任务，教会直接参政没有圣经的根据，但信徒却应以市民的名义积极参政。他认为有些事情，如社会行动(包括参政)是属于个人信徒的，而别一些事情如主持圣屦h是属于教会整体的。韩瑞主张教会整体参与社会服务，因为这是爱心的表现。

韩瑞认为政府的责任在于维持社会(preservation)，而祇有教会能透过重生的策略叫社会得到更新(transformation)；政府依赖教育和立法叫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公义(social justice)；政府的法律，韩瑞强调，应奠基于神的自然启示和特别启示，就如保罗指出，神将祂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中(罗二15)；近代的一些政治理论，将法律抽离神的自然或特别启示，尝试以社会多数人的意愿和喜好为根据，结果带来对法律的不尊重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韩瑞批评今日很多政府推崇安定和自由多于公义，不明白祇有一个注重公义的社会，才能带来真正的人权和自由；真正的自由必须以基督的福音为基础，否则必定堕入个人主义的陷阱；而个人主义的盛行将使极权主义有机可乘。祇有福音叫人在真理的事中互相以爱服侍，可是公义却可以没有福音的基础而仍然成为建设社会的明灯，因公义存在于神的自然启示中。

韩瑞指出美国独立之初，一班建国的政治家早有先见之明，强调民主政制中，"自由"必须在"公义"的孕育下才能使国家不致沦落在一个相对主义中。

一个执行公义的政府，韩瑞指出，必须立法使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得到保障，禁止谋杀、讹骗、偷盗和破坏他人财物的法例，便是公义的彰显。韩瑞又提醒，政有并非人权的创立和赐予者，如果人权来自政府，则人权便变成相对和武断的；政府的责任，只是宣告、应用和推行神所赐予的人权。

当一个政府履行神所托付的任务，在一个堕落和充满罪恶的社会中寻求维护公义，自然带来一个法治、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安定繁荣社会，使福音得以容易在这种社会中被传开，故此教会和信徒必须重视政府的任务，协助推行社会公义，作为一种福音的预工。

韩瑞虽然反对以教会名义参政、施压力推行一些合圣经原则的法例，或尝试透过司法带来一个基督化的社会，但却强调教会应该为在上掌权者祷告，将该撤应得的归给该撤；教会亦应向信徒及社会人士宣告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圣经中有关公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而且更进一步呼吁执政者秉公执法，维持公义和秩序。韩瑞引用巴特的话，指出教会有责任呼召政府与教会一同在神面前履行各自从神所领受的职责。

韩瑞提出五项理由，说明教会必须向信徒和掌权者宣告神所启示的社会原则。第一，如果教会不将这些从圣经而来的正确社会原则提供给政府去解决社会问题，非信徒和其他团体可能提供不正确的社会原则。第二，教会应该向社会人士宣告教会对政府的正确态度﹒以免政府对教会产生错觉和误会。罗马政府就是误信谣言，以为基督真是一位激烈的奋锐党徒而把祂钉死；同样，今日政府人士亦不应被一些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来达成神的国度的神学理论影响，以为这就是正确的基督徒政教观。有些宗教运动则主张教会和信徒应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韩瑞以为这两种极端的看法很容易被极权政府所利用以达成他们的目的，或借以迫害教会。第三，韩瑞主张教会应在今日的时代，为针对极权政府尝试对人民生活全面性的支配和管制而指出圣经对政权的看法，教会应该正确地申明政府在神眼光中的合法地位和有限度的权力﹒当政府权力的运用超出神所规限的范围，教会应以守望者的身分，透过宣讲，指出该撒的物该归该撒﹒而拒绝将神的物归给该撤。

第四，不但因为近代的极权主义趋势要求教会申明正确的政府观，今日，民主政制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落在一种相对主义之中，亦需要教会有效地宣扬圣经的政府观。相对主义不以神为一切理想和道德的源头，同样也不能倚赖政府为人民争取权利，因为没有绝对的道德准则，政府在政策的厘定上便祇能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不断尝试和在犯错中学习，这种道德和政治的混乱很容易给极权主义者有机可乘。

第五，教会宣讲信徒的公民责任，使他们了解神藉政府的运作彰显祂对政府的主权，完成祂在世界中的计划，这样的了解，必能促使信徒尽公民的本分。

韩瑞虽然主张教会应向社会和信徒宣讲和教导神所启示的社会和政治原则，但却认为教会不应具体地建议和草拟任何法例，他亦不赞成传道人参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辩论，因为传道人往往缺乏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技术性知识，传道人和教会应以属灵的能力改变社会而非政治实力去引进神的国度。

韩瑞亦不赞成任何教会的"社会行动委员会"未得教会野i而单独为社区问题发表宣言，但他亦不反对教会或宗派领袖发表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宣言，但这些宣言必须有圣经原则作为根据，这些宣言不应被视为教会全体必须采纳的绝对性见解，而应视为那些宗派领袖的个人见解，目的是协助信徒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认识，信徒亦应小心了解这些宣言的前设，并且为这些社会和政治问题参与讨论和辩论。

韩瑞强调，圣经的启示，祇提供完美的社会原则，而不涉及对任何具体政制和政纲的支持和认可，这些特别的政纲的讨论属于个别信徒的公民责任而不是教会的整体责任，教会的责任是提供一套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和伦理原则，可以作为信徒和政治团体的论政准则。

至于以革命方式推翻政府一事，韩瑞赞同高尔曼(OscarCunmanr1)在The State in the New Testament一书中的见解，认为基督教并非一个主张以革命推翻政府的宗教，耶稣基督并不以政府为最高无上、神圣的组织，但祂却接纳并以顺服政府，绝对拒绝用任何方式推翻政府，基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显明祂并没有有革命和推翻当时罗马政府的企图。

基督在彼拉多手下受难的事实，提醒信徒，他们也要时常准备被政府所逼迫(太十18)；但韩瑞同时指出，基督徒亦不是祇有忍受不公义这一条出路﹒在某种情况下，韩瑞同意高尔曼的看法，不顺服政府可能成为基督徒的责任，信徒虽不能拿起刀来对抗政府，但当政府取代神的地位，超越神给予政府的权限时，信徒便不必顺服这种极权政府的要求(当然政府其他合法的要求仍需遵从)；基督的上十架和初期教会门徒的拒绝当时极权的罗马政府敬拜该撒的要求，都表明信徒对极权政府提出抗议的可能性，信徒乐于顺服一个在神所赐予的权限之内运作的政府，但却勇于向一个超越权限的政府提出抗议，而且当一个极权政府要求信徒违反神明显启示的旨意时，信徒更应如初期教会拒绝敬拜该撒一样的表明抗拒的立场。

抗拒极权政府是一回事，但以任何方式推翻这种政府却是韩瑞认为没有圣经根据的事；但在某种情况下，韩瑞却主张基督徒在良心上可以接受革命所带来的新局面和新政府，虽然在旧约中神要求祂的子民推翻和消灭一些极度不道德、不敬虔和亵渎神的政权，但根据韩瑞，这并不等于圣经野i以革命作为改革社会的策略，圣经的策略是藉重生带来社会内在的属灵改革，一切不义政权的推翻，是弥赛亚第二次再来时所要达成的任务，当基督再来时，祂将要审判一切国家、民族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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