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分享中国家庭教会在过去60年形成的传统之外，王怡长老还回顾了过去60年中国和中国教会所走过来的历史，特别是在1990年之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三个重大转折，在这个过程中神已经为今天的时代预备了很多中国属灵复兴的重要条件。他强调，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的时代。
中国百年三个乌托邦倒塌 神打开了信仰的年代
王怡长老回顾过去100年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他说过去的100年可以大致分为3个30年，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人陆续建立起三个"乌托邦"，可是都一一失败了，然后神却在百年史中设立了另外一条脉络来预备著中国属灵的复兴。
三个30年的划分如下：
1919年-1949年，文化的年代；以新思想、新文化（德先生、赛先生）拯救国家的第一个乌托邦。
1949年-1979年，政治的年代；以革命解决文化问题，以文化解决灵魂问题的第二个乌托邦。
1979年-2009年，经济的年代；以个人主义化解集体暴政，以市场和制度反意识形态的第三个乌托邦。
这三个阶段所代表的关键词顺序分别是"文化"、"政治"和"经济"。现在的人对于1979年以后的这个时代的感受尤深，关键字就是"经济"、"金钱"，人们常常说"不要跟我谈什么理想，谈什么主义，我只是个人主义"以及"金钱至上"等等。
可是，历史证实，这三个人为建立起来的"乌托邦"都一一面临了失败，而在这百年史里面又设立了另外一条脉络，关键词是"信仰"：1919年出现和合本圣经；1949年教会蒙难；1979 年教会复兴；2009年教会走向公开化。王怡长老认为，从2009年开始，一个"信仰的时代"已经开始，关键词就是"信仰"和"灵魂"。
1990年后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 为属灵复兴预备条件
王怡长老还仔细分析了19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三个重要转折。
第一，1989年至1992年，出现了1949年后的第一波向城市和知识分子宣教的福音运动。这一波从乡村和海外向著城市两厢包围的福音运动，成为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城市教会复兴的基础，并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基督教文化热。当民主运动在城里败北之后，福音运动开始进城。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从一个几乎只与乡村有关的词语，重新变成一个有"文化含量"的概念。
对此转折，王怡长老指出，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会发现历史上的1979年和1989年对中国人的信仰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对于1979年，所有人看到这是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过了20年之后，人们发现农村教会的兴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它是"中国一场属灵的大复兴"。而对于1989年，连没有信主的知识分子也从很多角度来分析其意义，但是从信仰角度来看则有更重要的意义，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是"中国这100年来整个人群从个人到国家的乌托邦的理想彻底破灭"的一个标志，"上帝的作为是拆毁这个民族在100年来所寻求的一个个偶像，一次次的失败达到了一个顶点，那个时候主流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信仰的人群"。
第二，在政治、社会和信仰的三重危机之下，政府于1992年开始推行市场体制和经济自由化政策，弥补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缺失所产生的心灵空虚和社会失序。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事实上促成了社会秩序的开放性和民间社会的重新培育。家庭教会遭遇的打压尽管仍在持续，但其生存与宣教空间的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这一转折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对此转折，王怡长老说它对家庭教会的发展和宣教的发展都积累了很多条件。他说："（市场体制改革）这个对神的国度的扩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当年的罗马一样，上帝藉著罗马修了大道，然后无论是经济、文化在各个层面的种族的融合，为此是为了保罗在那一代人当中把传福音到世界中心罗马、传到当时已知世界的地极奠定了一个历史中的条件，所以1992年的市场经济对中国意义是什么？为著传福音。"
他说，从信仰和宣教的角度看，就会发现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无数的大楼陆续被修建起来，很多的基础设施也被建立起来，特别是最近的互联网的发达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是上帝在预备在城市中的属灵大复兴。"在上帝的国度中，万事互相效力为的只不过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每次看到那些高楼大厦被修起来，拿来干什么？当然拿来赚钱啊、居住啊，这些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拿来聚会、传福音，那么多的地铁修起来，那么多的高速公路修起来，互联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可见的中国的复兴所预备的条件。"
他举出，就好像网络对于新兴城市教会的复兴影响非常的大，他曾经在自己的教会在去年做过一个调查，其中一半人说信主是与网络有关，只有两个比较年纪大的会友说是与广播等传统的媒体有关，这让他看到互联网等科技发展的背后神的美意。"我在美国看到ipad现在很流行，这些东西拿来做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ipad？虽然有很多人做别的用途，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最终的目的是拿来传福音。所以，1992年以后中国整个市场化和改变虽然使得家庭教会遭受一定的逼迫，可是那一个生存的空间、宣教的空间得到扩大，上帝在城市中预备的大复兴的那个空间、那个趋势、各种条件的预备已经不可逆转。"
第三，对上述两种趋势的回应，以及市场带来的技术层面的法治化压力，政府的宗教管理体系从1991年开始，出现了整体性转变，即1979年以来的宗教政策从彻底的非法治化状态开始向著技术层面上的宗教立法转型。尽管其内容仍只是对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的政策，以法律形式予以"合理化"，但其实质的不正义也在这一形式法治的框架下被放大和标注出来，以至诸般法律冲突在这一框架下，逐步走向不可逆的积累。
他相信，虽然现在这个宗教管理开始进行的法制化的改变还没有完成，但是他相信这种转变"也是上帝的一个预备"，是上帝为中国未来的属灵复兴在预备著条件。他说，看这些转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看，但是从信仰的角度看就会发现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上帝的国度是超越地上的一时一地的国度，地上的一切的国度的转变都是为了神的国度在这大地上的扩展，人类历史没有另外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救恩的历史"，这些条件都会成为未来的中国的属灵复兴的重要条件。
未来中国文明取决于当今时代 要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
在过去60年的风云变化中，中国家庭教会也走过来一条跌宕起伏之路。他特别拿出四川的家庭教会的起源来说，由于1949年时局的改变，当时包括路德宗、卫理公会、长老会等不同的宗派教会都曾表示，如果礼拜堂维持不下去，要透过家庭聚会这一基督教的传统敬拜方式使教会继续生存下去，组建家庭教会和农村教会是应变之路。路德宗甚至曾提出"若家庭礼拜也做不成，就到野外坟地中去"，追随最初教会信徒面对逼迫环境时坚持信仰的方式。当时美南长老会的宣教士毕范宇、 汉学家，当时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他也是1949年家庭教会倡导者 之一，他说："应对当前危机的根本之途，是将教会中心转往农村，并利用家庭聚会这一基督教的传统敬拜方式，使教会生存下去。"
那个时候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教会就开始从城市转往农村的时代。而1979年至1981年，则进入自由传教、家庭教会的恢复期，又开始进入到从农村回到城市的时代，"上帝的作为、智慧、安排真的难以想像。"王怡长老说，如今随著很多条件的预备和教会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城市家庭教会复兴、将"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他提到，第一位入川的新教宣教士、英国长老会的杨格非 （Griffith John） 曾在大约10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只有基督能引领中国复兴，走向光辉的黎明，引领这个高贵的国度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义，不断拓展其文明。"王怡长老说，"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内在的灵魂，这个民族核心的价值观已经完全崩溃和虚无了"，因此需要基督信仰的注入。
他说曾经他看过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现在很多不同的思想和主义都在中国"布道"——都在说未来的中国文明、中国核心价值就是它们自己。有人还说，现在流行很多讲台，"这是一个讲台的时代，因为每一个讲台是对著这个时代喊话，对著未来的中国，20、30年之后的中国喊话……在未来影响中国人那一个核心的价值、甚至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那一个核心的信仰是什么，甚至你走到街上去和朋友是用『下辈子怎么样』等这种佛教色彩的用词，还是基督教信仰所带出的用词，都取决于这几十年所开始的那一个福音在中国要真正复兴.....上帝把这一切都已经放在这个时代。"中国教会要看到这个时代的关键性，要"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让基督信仰真正可以融入到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之中。
"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家庭教会传统与公开化异象"讲座系列报导
（一）王怡：中国家庭教会的身份与传统
（二）王怡：时代已缔造中国属灵复兴的条件
（三）王怡：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