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基督徒經常引用《以賽亞書》，從而證明耶穌應驗了舊約中關於彌賽亞的預言。但無神論者也喜歡引用這本書去破除基督教的「神話」，針對《以賽亞書》，無神論者提出了兩種批評的論點。首先，《以賽亞書》的用語非常含糊，因此新約作者用他們的想像力把舊約經文與耶穌聯繫起來，例如，塞登斯蒂克 （Bob Seidensticker）斷言《以賽亞書》53章的受苦忠僕與耶穌並無相似之處，這個受苦的僕人應該是指以色列。《以賽亞書》的作者僅想傳達以下信息：雖然以色列流亡巴比倫是因為受到神的懲罰，但是最終他們會重新恢復昔日的榮耀和國力。

另一個批評的論點是：猶太教和基督教不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很多聖經的內容都是借用自其他宗教，例如，馬勞生‧艾倫 （Melloson Allen）寫道：「你可能會相信聖經是寫於某種歷史真空下，各個作者只有被上帝默示，沒有受過任何外在的影響。」艾倫指出，波斯拜火教的經典和《以賽亞書》之間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大有可能在巴比倫之擄期間，以色列人受到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影響。

其實，第一個論點並不新鮮，長期以來，不接受耶穌是彌賽亞的猶太教學者一直在爭辯說，《以賽亞書》53章描繪的受苦義僕是指以色列，而不是耶穌。很不幸地，以上的辯論被一個無形的框架限制著：聖經的經文必定只有一個意義，《以賽亞書》53章不是指以色列就是指耶穌，或者是指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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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什麼不可以兩者皆對，甚至同一經文包含了多個內涵呢？釋經家特倫特‧巴特勒（Trent Butler）坦言，基本上，要在《以賽亞書》53章裡面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為先知故意用神秘莫測的語言去寫這本書，巴特勒不會堅持單一的含義，而是對不同的可能性抱開放態度，以賽亞可能將以色列國人格化；也有可能這受苦的忠僕是當時某個以色列的領袖；也許他是上帝在未來會派遣的人；我們也不能排除，以賽亞留下一幅神秘而開放的肖像，然後邀請我們把自己心中的形像代入圖畫中；甚至乎受苦的忠僕是所有上述圖像的組合。

這並不是馬後炮。事實上，在文學作品中多重象徵意義是經常出現的，例如金庸的武俠經典《笑傲江湖》中有一個名叫東方不敗的人物，從前許多人都認為東方不敗象徵毛澤東，因為在文革期間中國大陸有一首名叫《東方紅》的歌，這首歌對毛澤東歌功頌德。幾十年後，在多個訪問的節目中，金庸再三解釋說，其實東方不敗並不是專指毛澤東一人，而是泛指歷史上的專制君主和獨裁者。換句話說，東方不敗是一個開放的圖像。

現在談一談第二個批評的論據，以基督教受過其他文化或宗教影響來否定基督教，這未免是攻擊稻草人。沒有嚴謹的基督教神學家、教會歷史學家、釋經家會說基督教出現在歷史真空中，相反，不少聖經學者都承認以賽亞受過其他文化的影響，這包括了受苦義僕和代罪者的概念。例如，維克托‧馬修（Victor Matthew）和約翰‧沃爾頓（John Walton）指出，古巴比倫每逢在秋田節都會舉行受罪儀式，在儀式中，國王要在巴比倫神馬杜克（Marduk ）的像前受苦，他的皇家徽章和權杖會被拿走，之後，大祭司砸他的臉頰，國王跪在馬杜克神像之前，宣佈他是無辜的，簡言之，他由一國之尊降卑而成受苦的義人。亞述帝國也記載了類似的儀式，當亞述人觀察到如日蝕之類不吉利的徵兆時，他們以為天譴將至，於是國王會找一個替身去代罪，去擔當國人的憂患。這些都可能是《以賽亞書》53章中受苦僕人的原型，但這是否意味著聖經是不可信呢？

當然不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在歷史真空下爆出來，在舊約時代猶太教與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互相緊扣；在新約時代，基督教與羅馬、希臘文化交織在一起；今天它還融合了歐洲和美國的文化。不幸的是，一些基督徒很害怕這種「文化污染」，他們試圖恢復「純正」的基督教信仰。然而，如果我們要從基督教中刪除其他文化元素，那麼這可能就像剝洋蔥皮一樣，到最後什麼也沒有！
11.28.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