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香港圣经公会举办的"《和合本》与中国教会"研讨会上，大陆学者华东神学院的圣经科教师耿卫忠牧师以"龙非龙、凤非凤"为题，引用了衆多学者对圣经汉译历史的回顾评论及前瞻，探讨圣经汉译如何能本土化和处境化进程，让基督教文化能更深影响中国社会和文化，实践"道在神州、成爲肉身"。
耿牧师指出，圣经汉译本身是两个文化的相遇，翻译中所遇张力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以"道"翻译“Logos”优于"言"，但仍与“Logos”存原则性差异，特别是在基督教神学中。又如"嘉定会议"所讨论的用"天"还是"上帝"去翻译圣经中的“Dues”。以"人言"表达"圣言"是困难的，不过他认爲在圣经翻译中的"求同"属"至善"，能够"存异"也是"真美"。
耿牧师回顾圣经汉译历史的多个里程碑，有唐代景教的译经，甚爲"本土化"但似佛家语言，明清之际的"避异求同"，与中国道家不同的经文则避开不译，继有马礼逊的"信、达、雅"为原则译本，此项伟大的工作促进了基督教文化与全人类文化的交流。后又有施约琴的"忠实、流畅"并重的"公正文化立场"，还有杨格非的"非直译"原则，开辟了"交际型"圣经汉译的先河；而到"官话和合本"是奠定了基督教文化与文学文本的基础。
有学者研究称白话圣经翻译对新文学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白话成爲当时的文学标准语言。中国现代文学继而出现了特有的"圣经引文"现象，输入了文学的非写实话语，引进了书信体小説、牧歌体诗歌和祈祷文学，还啓用了千多个新用法，新造了78个汉字。
圣经汉译对文学及文化影响 使命及挑战
耿牧师认爲，圣经汉译本特别是和合本，虽于中国教会中取得经典地位，但于中国社会体系中的影响还远远不够，"经典化效应"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他从文学化效应上分析，指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确实啓迪了中国文学的想象和创作，然而就圣经翻译来説，相对而言佛经汉译更爲成，其兼具宗教经典，哲学理论翻译以及文学翻译于一体。不过亦早有一些中国文人学者已关注圣经汉译的文学价值，比如周作人评价圣经与中国的四书五经相似，既是教义经典，也是国民的文学；郑振铎将圣经纳入他所编的《文学大纲》；五四运动间出现了圣经素材为构思和写作题材的现代中国小説；在战争年代，圣经材料又成了表达爱国人道主义的一汪泉源。
在文化影响方面，耿牧师指出中国为"世俗化"背景——无神论、任何宗教都不享独尊地位，以致以圣经为主要载体的犹太基督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有限，于中国文化体系中所扮演角色仍然"道微言轻"，所以说，促进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遇、相知和磨合再生，扩大圣经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圣经汉译的使命，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耿牧师总结，不论从历史、语言或社会学角度看，圣经在漫长的汉译进程中塑造了基督教的权威、建构了基督徒身份，促进了基督教处境化进程。现时中国社会处于大变改、大发展和大转型期，在这期间文化重组、文化创新在所难免，中国基督教应在其中有所作爲，而圣经汉译事工则更应具独特角色，引用许牧世《经与译经》的话，"上帝的话语如果要清楚地传递每一个时代的人，必得使神的话与这个时代的背景紧急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