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修例引发社会撕裂程度为香港开埠以来罕见，香港政治步入半威权时代，面对全新的局面，政教关系是否亦需要转型？基督教潮人生命堂联会在10月至12月举办"雾霾下的教会"政教关系讲座系列。第一讲于10月19日在牛头角堂举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院长邢福增主讲，题目为"危城下的反思"，从历史向度探讨政教关系，约200人出席。
政教关系的是与不是
政教关系从定义、政权的型态来理解，并非二分化为教会可与不可论政。
邢福增指出，讨论政教关系先要厘清"政"与"教"的定义和层次。"政"解作"政权"或"政府"；"教"解作"教义"或"教会"。政治是公共议题，教会参与公共议题的空间有多大，在乎政权对宗教信仰限制有多大，不同型态的政府对宗教团体都有不同的影响。
香港与中国政权型态
在香港，殖民地时代没有宗教政策，港英政府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宗教集会不需要警方批不反对通知书，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下有集会、结社自由，不过今天的香港从民主社会走向半威权，政府对公民权利、宗教自由加紧控制。
在中国，则是威权国家，政府介入宗教事务作为宗教审裁的角色。
邢福增引导会众思考，宗教组织与政治的关系，牵涉到教会怎样看政治。教会作为社会一份子，信徒作为社会公民可否对社会议题表达关注呢？
他认为，宗教组织在社会有权利表达关注，可惜是今天香港表达的空间逐渐被政权收窄，穿黑衣、带口罩成为白色恐怖，"宗教组织不单表达宗教范围事务，在香港仍然有宗教、结社、出版自由，在这些权利下宗教组织如何发挥影响力呢？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这种空间给予教会。"他举一实例，在中国教会，信徒祈祷说"在这弯曲勃谬的世代"都会被批评为"唱衰"国家，要歌颂社会一片光明。
政教分离精神
邢福增澄清何谓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是宗教组织与政府权力的分开，并不是宗教组织不可以讨论社会议题。
政教分离的精神包括三方面：防止国家干预宗教组织、防止宗教组织控制国家、防止宗教组织使用国家机关压迫其他宗教或少数者的宗教。
中国三时期干预香港宗教：宗教政策企加入《基本法》
中国政府从80年代开始有三个时期企图压缩香港宗教自由、影响香港教会的路线。邢福增指出，在80年代整个教界仍然有能力，至少在《基本法》层次成功争取宗教自由的空间，不过中国政府在背后的动机和动作仍然在进行，直至今天。
在80年代初发生"辛维思事件"，在中英谈判时期将宗教政策加入《基本法》。 民建联创党人马力发表文章批评基督教协进会政治化。邢福增分析马力的逻辑思维是：宗教组织只需管理宗教范围事务，走出宗教范围等于政治化，就会变成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文章目的要将中国政府对香港宗教介入管治，影响香港宗教政策。
事件引发基督教内部发生纷争，时任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邝广杰支持马力，认为政府批地给教会办学也是对教会的政策，因此宗教政策是用来保障香港过去得到宗教的优惠；不过，反对者余达心牧师认为，只有极权国家才有宗教政策，有宗教政策就会产生执行部门，干预香港宗教事务。最终在1987年《基本法》确定为宗教问题并非宗教政策。
中国政府在港确立政教分离观
第二时期发生2006年，梁美芬针对时为枢机主教陈日君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批评。邢福增表示："中国政府十分忧虑香港教会的公共角色，运用中国因素和机制，一方面在意识型态上确立中国特色的政教分离观；另方面建立及强化其在宗教领域的在地协力者，促使香港教会的政治化。"
宗教界短视 政教敏感度不足
到了2016年，林郑月娥参选特首，在政纲公布有关宗教提出两个政策方向：第一，研究在民政事务局下设立宗教事务小组，专责统筹有关政策；第二，检视目前与宗教用地有关的地价政策，支持宗教文化发展。
邢福增表示，改写宗教政策表面是帮助教会发展宗教事务，但是香港教会要谨慎，宗教政策是用来统筹香港的宗教事务。
他又指出，香港道教联合会领袖及道教界选委与另一位特首候选人叶刘淑仪会面表示，特区政府缺乏长远宗教政策，制定政策前少有咨询宗教界的意见，政府部门之间亦缺乏协调沟通，希望成立专责部门处理宗教事务。
邢福增直指："宗教界人士为了维护自己享有的特权或企图扩大宗教红利，为政府设定宗教政策或成立类似宗教管理部门，将中国政府控制香港宗教事务打开缺口，绝对是极为短视的举措。"他引用《宗教界综合报告1989》指出：
"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宗教自由以至其他人权自由能够得到保障，并非单靠宪法内的条文，西方国家宪法内简洁条文能够发挥果效，在于西方社会拥有民主开放重法治的政府和政治传统。香港在将来维护固有的自由和各方面制度，除了要合理地倚靠《基本法》之外，更需要建立一个民主开放、向人民交代和负责任的政府。"
香港政教关系走近中国模式
邢福增指出，在香港政教关系已经从"一国两制"走到"一国1.5制"，靠近中国模式的政教关系，包括三方面："国家与宗教"政府和党主导宗教；"国家与教会"教会要与政府合作；"教会与政治"政府则要求教会不可干预政治。
面对今天政治气候香港教会在危城下有何反思？邢福增提出4方面：第一，香港教会对香港公民社会持续关注。第二，当中国大陆仍然将爱国思维影响香港教会的时候，香港教会要反思何为爱国。第三，香港教会对中国宗教自由继续关注。第四，在极权下的时代来临，香港教会怎样预备为主作见证。
邢福增相信："没有一个政权不会被消灭的，香港已经走向威权时代，教会如何确立基督的使命，在这四个框架下反思牧养的未来。"
答问环节：政治转型治疗社会伤痛
有与会者提问，对于在反送中政治立场不同的弟兄姊妹发出的仇恨言论，信徒如何回应？
邢福增认为，信徒需要根据事实的层次来理解，避免用情绪化的言词。对于基督徒爱仇敌，他指出，爱与宽恕在个人层面上可以践行，但是牵涉到社会不公义，这就牵涉到制度的改革。
邢福增认为，社会集体的伤痛要从制度层面处理，例如调查真相、谁应该负上责任，以及向受害者赔偿和记念受伤者例如设立纪念碑，这是一种伤痛治疗的过程， 需要"转型政治"，就如南非种族隔离带来社会的伤痛，国家开档案调查，政府吸取教训，先决条件要民主转型。邢福增强调："这就是香港需要真普选，否则做不到政治转型，让社会的伤口愈合。"
对于有会众询问教会是否要顺服政权？邢福增指出，保罗在谈论顺服掌权者都有条件，彼得亦指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提出该论点，因当时代的教会受迫罗马帝国迫害。
邢福增指，要判断处境，至于所用的方法值得商榷。他质疑："批评政府是否等于不服从政府呢？"并指，政府有赏善罚恶的责任，如果政府推卸责任教会就要提出；如果宗教自由受到侵蚀，教会有权发声音；如果政府要教会说谎，已经违反圣经真理的标准，基督徒不可能去做。
邢福增强调："顺服并不等于绝对顺服政权。"
"雾霾下的教会"政教关系讲座系列共四讲，详情参基督教潮人生命堂联会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