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处于起步阶段。同时教会、信仰与社会、政治制度之间应当建立怎么样的关系也处在探索阶段。
普渡大学学者杨凤岗讲授以"美国立国的宗教基础"为题，对基督教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制度中可扮演的角色作出探讨。
首先对于"基督徒怎么看待政治制度"这一棘手的问题，杨凤岗教授解释，政治是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务，因为有人群就有社会，有社会就有政治，有政治就要有权力，因此"政治"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而政治制度就是关于如何分配和使用权力的安排。但他认为，政治制度不能局限于权力分配，需要有信仰作为基础。例如在美国采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而三权分立的观点来自基督教信仰中对罪的认知，每个人都有罪性，遇到诱惑时难免犯罪。因此需要权力间的互相分离，彼此制衡，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
美国在权力运作程式上，是个综合政治体制，基督教对形成这一政治制度有著积极作用。他解释，美国的综合政治体制包括了狭义的民主决议制、代议共和制、总统独裁制。而基督教会的权力制度有三种基本形态：一是主教制（episcopalism），二是长老制（presbyterianism），三是会众制（congregationalism），分别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主教总裁制、长老代议制和会众决议制。后来教会内的权力分配和行使的实践，为社会政治领域提供了范本和经验。从而不同类型的教会成为了美国民主共和总统制的社会基础。
基督教在多元化的中国社会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以美国的经验反观中国，杨教授认为，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能够作出什么贡献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近年来在城市新兴家庭教会众发展较快的改革宗神学强调积极入世，力行改造世界，并且认为当代基督徒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不应持盲目乐观的信心，反之在现实环境中也不要盲目悲观。
中国现代社会和美国立国时期的社会因素有所不同。他认为在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应当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并存"才是现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宗教一元垄断的局面不复存在。
虽然基督教对美国立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影响模式在中国虽不能"复制"，但美国也曾面临过宗教要走向多元化的问题。杨教授指出了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实：在20世纪后半时期，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基督教外的其他宗教进入美国，也在信仰、组织、会众等方面日益趋近主流。因此，美国的灵魂、价值观念、文化认同虽然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但基本色调依然是犹太基督文化。迄今为止这依然是个事实，而且意义深远。
杨凤岗教授指出，在中国多元并存有可能导致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并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和经常性的暴力冲突。事实上去年来在中国也的确曾发生过多起宗教极端案件，例如新疆大毛拉被刺杀，昆明、广州等发生令人后怕的恐暴案。但他认为不得不思考的是，因著有信仰的需求，多元化的问题并不是消极禁止和打压宗教就可以解决的。
杨凤岗教授建言，走出这种后现代困境的途径在于建立宪政法治，在社会基层实践民主共和总裁，同时树立公民宗教。他解释说，"公民宗教"不是宗派宗教，而是公民社会中公共生活的神圣维度。例如美国的公民宗教以基督教为底色，但不等同于基督教。
他又指出，中国若建构未来社会的公民宗教无可避免地需要以儒学或儒教为底色，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历经千年，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取向，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了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但是亦同时需要基督教为底色，因为回避不了的是基督教在中国和华人中正在迅猛传播这一现实。
杨凤岗教授说："面对我们所特有的历史和现实，我认为，没有儒学对于基督教的主动吸收，没有华人基督徒的主动参与，未来中国社会的公民宗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中国多元化的现状下，基督教要中国社会公民宗教的建立中发挥其影响力，不单是宣扬宗教要发挥积极作用，也需要有宗教政策的自由、需要社会对基督教的正确认知并行政部门对基督教政策的拓宽，宗教法治等途径使基督教能有空间自由参与公民宗教的树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