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青少年工作者、前突破机构总干事梁永泰博士 专访系列 三之一》
香港社会因反送中抗争持续、升级、遍地开花，站在最前线不少是年青人。本报走访资深青少年工作者、前突破机构总干事、现恩光书院院长梁永泰博士，就现时的局势、年青人的参与，以及教会的角色探讨。
记者：香港社会陷入大乱局，年青人走在抗争前线，怎样分析局面的成因？
梁永泰博士：当中包含4个主因："97过渡现在才正式开始"、"集体心理失衡"、"意见不同"、"香港人对政治大气候措手不及"。
香港现时才正式进入过度主权，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意思很多争持，于是有文化冲突和期望，今天的反送中是香港社会连根拔起的过渡，所谓一国两制现在才进入命题。
集体心理失衡，即是进入过渡期难免有不同感受和意见，类似"84草签"、97前后令人感到不安，将过去所有的想法打乱，人对弘大根深转变有一种惯性抗拒，所以令人悲伤绝望。
理解意见不同。有些人亲英亲中各有不同，意见多元能理解的，例如东德西德连结的柏林围墙虽然被拆，但很多人的心理围墙仍在。东德人觉得被西德人主导，西德人觉得包庇穷亲戚，出现很大矛盾。南斯拉夫强人铁托逝世，发生民族大清洗带来极大不安，今天仍未完结。所以香港可以借镜，大转变的格局未必即是完结。
教会措手不及，未能确切回应时局。今次的局势大转变对教会造成一种压力，超越其能力一般的反应。教会一般只能做到用心理学、辅导学、灵性化的如山上祈祷，或个人信仰等，回应和疏导信徒，过去教会至多参与社会服务而忽略社会政治的层次。例如在97过渡时有27位教牧与福音机构同工组成小组草拟《信念书》，对香港教会群体的时代信仰及见证的探索和告白，不过《信念书》至今的推进仍然不足够。
例如国家性的认知，香港教会对祖国、一国两制中的"一个"没有认真思考，至多认为在黑暗权势来临怎样面对，这仍然是一个自保的态度，很少从中国出发点、从古旧的文化迈向现代、从一穷二白至千万人历史性脱贫、从经济极速冒起看中国，而中国今天尝试面向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上要求有话事权，教会很少从中国作出发点看世界，只从抗拒的思考来面对。
记者：教会在大时局担当甚么角色？
梁永泰博士：教会与社会都有责任培育有质素的领导人。对于教会参与政治多数从公民角度出发，很少从信仰群体来看。社会对领袖质素亦缺乏认知，很多是从商界、经济等角度看领袖，社会需要重建政治人物、政府领导者的质素，教会与社会都提升不到他们的多元性。
另方面，教会没有栽培有质素的市井领袖。神学院著重圣职人员没有培育学生作政治领袖、国家元首，神学院稍为接近的训练是文化与艺术，但很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如何将神学结合，例如神学与工程、神学与市场、神学与艺术、神学与教育等。这本来是基督教大学的责任。
情况相似当共产政权统一中国之后，当1952年所有宣教士被赶离中国，中国教会真空，教会独自面对中国大陆的转变以致措手不及，只在著重个人祈祷、门徒训练等，今天甚至出版这方面的书籍也甚少，或只是从圣经人物来看领导。总而言之，是时候我们长大了！
对于预早装备迎接时代的转变，我们的信仰和神学没有这类的词汇和思想来应对，最多是97前后杨牧谷牧师的复和神学。
记者：教会带领信徒迈向未来力有不逮？
梁永泰博士：教会只关心我们有没有受到保护、影响宗教自由、关心国内的十字架有没有被拆、国内宗教政策等。
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权只是一种自保的态度，中国大陆有没有给我们宗教自由的空间，但其他的议题呢？环保、军技、核武、石油、粮食的问题探究。教会没有用信仰来看世界的大趋势，提出香港或者华人教会的视点，当教会的年青人都唾弃教会觉得教会离地，怎么办呢？教会是否只是一味指责年青人激进呢？
还有教会如何面对世界？如何从信仰看中国的发展？我们没有这样的视野，假如我们是世界领袖，我们的信仰怎样看世界的未来？对世界的政治有什么见地？我们似乎交白卷。
专访第二部分：年青人末路狂奔 梁永泰博士专访：站在未来知识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