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青少年工作者、前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博士 專訪系列 三之一》
香港社會因反送中抗爭持續、升級、遍地開花，站在最前線不少是年青人。本報走訪資深青少年工作者、前突破機構總幹事、現恩光書院院長梁永泰博士，就現時的局勢、年青人的參與，以及教會的角色探討。
記者：香港社會陷入大亂局，年青人走在抗爭前線，怎樣分析局面的成因？
梁永泰博士：當中包含4個主因：「97過渡現在才正式開始」、「集體心理失衡」、「意見不同」、「香港人對政治大氣候措手不及」。
香港現時才正式進入過度主權，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意思很多爭持，於是有文化衝突和期望，今天的反送中是香港社會連根拔起的過渡，所謂一國兩制現在才進入命題。
集體心理失衡，即是進入過渡期難免有不同感受和意見，類似「84草簽」、97前後令人感到不安，將過去所有的想法打亂，人對弘大根深轉變有一種慣性抗拒，所以令人悲傷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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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意見不同。有些人親英親中各有不同，意見多元能理解的，例如東德西德連結的柏林圍牆雖然被拆，但很多人的心理圍牆仍在。東德人覺得被西德人主導，西德人覺得包庇窮親戚，出現很大矛盾。南斯拉夫強人鐵托逝世，發生民族大清洗帶來極大不安，今天仍未完結。所以香港可以借鏡，大轉變的格局未必即是完結。
教會措手不及，未能確切回應時局。今次的局勢大轉變對教會造成一種壓力，超越其能力一般的反應。教會一般只能做到用心理學、輔導學、靈性化的如山上祈禱，或個人信仰等，回應和疏導信徒，過去教會至多參與社會服務而忽略社會政治的層次。例如在97過渡時有27位教牧與福音機構同工組成小組草擬《信念書》，對香港教會群體的時代信仰及見證的探索和告白，不過《信念書》至今的推進仍然不足夠。
例如國家性的認知，香港教會對祖國、一國兩制中的「一個」沒有認真思考，至多認為在黑暗權勢來臨怎樣面對，這仍然是一個自保的態度，很少從中國出發點、從古舊的文化邁向現代、從一窮二白至千萬人歷史性脱貧、從經濟極速冒起看中國，而中國今天嘗試面向現代社會，在經濟、政治上要求有話事權，教會很少從中國作出發點看世界，只從抗拒的思考來面對。
記者：教會在大時局擔當甚麼角色？
梁永泰博士：教會與社會都有責任培育有質素的領導人。對於教會參與政治多數從公民角度出發，很少從信仰群體來看。社會對領袖質素亦缺乏認知，很多是從商界、經濟等角度看領袖，社會需要重建政治人物、政府領導者的質素，教會與社會都提升不到他們的多元性。
另方面，教會沒有栽培有質素的市井領袖。神學院著重聖職人員沒有培育學生作政治領袖、國家元首，神學院稍為接近的訓練是文化與藝術，但很少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如何將神學結合，例如神學與工程、神學與市場、神學與藝術、神學與教育等。這本來是基督教大學的責任。
情況相似當共產政權統一中國之後，當1952年所有宣教士被趕離中國，中國教會真空，教會獨自面對中國大陸的轉變以致措手不及，只在著重個人祈禱、門徒訓練等，今天甚至出版這方面的書籍也甚少，或只是從聖經人物來看領導。總而言之，是時候我們長大了！
對於預早裝備迎接時代的轉變，我們的信仰和神學沒有這類的詞匯和思想來應對，最多是97前後楊牧谷牧師的復和神學。
記者：教會帶領信徒邁向未來力有不逮？
梁永泰博士：教會只關心我們有沒有受到保護、影響宗教自由、關心國內的十字架有沒有被拆、國內宗教政策等。
我們對於中國的政權只是一種自保的態度，中國大陸有沒有給我們宗教自由的空間，但其他的議題呢？環保、軍技、核武、石油、糧食的問題探究。教會沒有用信仰來看世界的大趨勢，提出香港或者華人教會的視點，當教會的年青人都唾棄教會覺得教會離地，怎麼辦呢？教會是否只是一味指責年青人激進呢？
還有教會如何面對世界？如何從信仰看中國的發展？我們沒有這樣的視野，假如我們是世界領袖，我們的信仰怎樣看世界的未來？對世界的政治有什麼見地？我們似乎交白卷。
專訪第二部分：年青人末路狂奔 梁永泰博士專訪：站在未來知識救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