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逾12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已故教宗方济各以其简朴亲民的形像赢得"人民的教宗"美誉。然而，在堕胎、变性、难民与伦理等社会议题上，他一再采取"包容"路线，引发部分保守派批评，甚至认为这种立场动摇了教会的神学根基与全球影响力。
近日，旅美华人牧者陈佐人在《询经问道》节目中发表评论，直指已故教宗方济各在诸多争议中"明哲保身"。作为美国西雅图大学神学系教授，陈牧师拥有深厚的神学背景，曾师从天主教思想家特雷西（David Tracy），并长期在天主教大学执教。他以特有的幽默和洞察力，讲述方济各的生平，甚至调侃美国天主教的信仰困境，称他们"难以找到信仰的家园。"
在陈佐人看来，教宗方济各的人生轨迹与神学立场显得颇具争议。方济各本人曾坦言自己并非神学家。陈佐人笑称，方济各"神学根基薄弱"，他16岁才成为修士，相较于许多自幼进入修道院的人，他的早年生活更为"世俗"——他热爱足球、舞蹈，思想活跃。由于学科背景为数理化工，早年主要教授数学，自然难以建立起系统的神学架构。
在阿根廷服事期间，方济各曾因持保守立场而受到同僚排挤，被迫调往偏远乡村任教。具体说来，就是方济各曾对抗"解放神学"，反对其背后潜藏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与"以救济穷人为假口号"、实则面向将教会掏空的社会行动，因此受到同侪排挤，被迫离开主流。
方济各后来因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提拔而重新回到主教序列，最终晋升为阿根廷大主教，并在2013年成为教宗。陈佐人称方济各是"保禄二世的胜利军"，当时若望·保禄二世大力整顿自由派神职人员，尤其在美国任命了许多持守传统立场的主教，形成一批至今仍影响深远的保守力量。
然而，方济各在教宗任内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路线。陈佐人批评他在性别、社会、外交等议题上走"彩虹路线"，即倾向自由派、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这背离了若望·保禄二世当年所坚持的教义立场。
此外，方济各的过去也饱受争议，尤其是他在阿根廷"肮脏战争"（Dirty War）期间的角色。所谓"肮脏战争"是指在20世纪70至80年代，阿根廷军政府实行的极权统治与镇压行动。当时，在独裁者统治下，许多异议分子、民主运动支持者、甚至普通公民被秘密逮捕、酷刑与处决。方济各的神职生涯正与这一时期重叠，因此外界对他当时的角色有诸多争议。
一些人批评方济各在军政府执政期间未能挺身而出，特别是在有两位神父被捕并遭酷刑致死的事件中，质疑他未尽保护责任。然而，也有不少当时的证人及历史资料指出，方济各在极为危险的情势下，曾通过各种方式掩护并救援多位神职人员，有些甚至因此幸免于难。虽然当时很多人期待他公开对抗政府，但他显然采取了更隐蔽的策略。
陈佐人进一步指出，虽然有关方济各是否涉入"肮脏战争"的争议持续至今，但在他当选教宗之后，有数本重要传记迅速出版，为其"洗白"形像。这些传记引用大量人证，甚至包括昔日批评者，转而称赞他在独裁政权下展现勇气、营救受难神职人员。尽管如此，陈佐人用四个字来概括方济各的人生风格："明哲保身"。借用李嘉诚的说法，就是"在商言商"。
陈佐人指出，方济各曾在接任本笃十六世之后对媒体表示，自己将效法本笃的榜样，会在身体状况不允许时主动请辞。但事后并未履行这一承诺，依然坚持在任，表现出对权力的眷恋。如今，方济各在任期离世。陈佐人牧师认为方济各"不守信用"，并半开玩笑表示，自己曾一度有冲动模仿电影《教父》场景，携带红布前往梵蒂冈，站在教宗床边劝其"辞职"，强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在陈佐人看来，方济各不仅恋栈权位，还在任内大幅加速任命红衣主教，意图在卸任后确保有继承其路线的"克隆人"当选为下一任教宗。他将此比作拜登总统在任期末加紧提名法官以影响未来司法走向，认为方济各的举动同样是"布局身后事"，希望巩固其神学与政治路线不被逆转。
他进一步指出，教廷内部存在明显的路线之争：若望·保禄二世与本笃十六世代表保守主义阵营，而方济各则代表激进派的彻底翻盘。这种"宫廷斗争"已成为梵蒂冈结构的常态，简而言之，就是"保守派与激进派之争"。
陈佐人借此引出一个地缘政治的观察。他指出，梵蒂冈虽然宣称注重全球多元文化，尤其强调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性，但从红衣主教的国家分布来看，仍是欧洲中心主义。他建议查看维基百科的红衣主教分布列表即可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红衣主教仍集中于欧洲，甚至单个欧洲城市（如德国的科隆、法国的里昂、意大利的都灵）拥有的红衣主教数量，可能多于整个亚洲或非洲。
他进一步指出，即使选出非欧洲籍的教宗，其文化与种族背景也深具欧洲色彩。例如阿根廷虽位于南美洲，但长期被视为"非南美化"的国家，其人口主要为欧洲移民后裔，缺乏本地土著血统。这也解释了为何二战后许多纳粹战犯选择逃往阿根廷，因为其种族与文化背景更接近欧洲。他以此类比为"上海人不能代表中国人"，指出"阿根廷教宗不能代表南美洲"这一看法在拉美本地普遍存在。
陈佐人继续分析指出，理解天主教的结构与教宗的选举，必须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只用神学或属灵的眼光去理解。他强调，梵蒂冈的"社会道德价值观"是不可动摇的，如同铁轨一般，即使是教宗本人也无权越雷池一步。例如，天主教坚定反对堕胎、同性婚姻、变性行为等，这些被视为"天条"，哪怕是方济各也无法公开违反。
虽然方济各在某些议题上显得立场模糊，例如曾对同性恋伴侣表达"祝福"，但他从未明确反对同性婚姻，也未推动女神父制度的合法化。陈佐人指出，即使方济各一度有意在其任内突破这些教义底线，他周围的红衣主教"也会镇住他"，可见教廷内部的力量制衡非常强大。他形容教宗"有如毛泽东"，而其身边的人则如同"周恩来"，掌握著实际的战略与操盘权，暗示周边顾问可能比教宗本人更有实质影响力。
进一步谈到教宗的"实权"时，陈佐人认为，虽然方济各在教义上不能随意更动，但在外交领域却大有可为。他类比美国总统指出，教宗在"外交与关税"般的领域具有主导性，其中最关键的议题之一就是"中梵建交"。他说，这关系到是否选出一位"中粉"的教宗。如果教宗亲中，"中梵建交就像搭上日本的子弹列车，会被加速推进"；反之，如果继任者如若望·保禄二世那样坚定反共，那这个议题就会被"冷藏在地窖里，永不见天日"。
尽管如此，梵蒂冈的道德立场仍然牢不可破。他强调，这些核心伦理立场是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以教宗文告的形式定下来的，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神圣的生命》（Evangelium Vitae）。这篇文告堪比《美国独立宣言》，确立了天主教社会道德的主线。因此，即使是改革倾向明显的方济各，在美国也无法赢得广大天主教徒的认同。
陈佐人指出，美国拥有约6500万天主教徒，但历任教宗访问美国后，总是被媒体形容为"带著分裂离开"。这是因为美国的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之间常存在严重的立场冲突——尤其在文化议题上。他指出，美国天主教内部虽然仍有保守派存在，但整体趋于自由主义，与美国的保守派基督徒与犹太人无法完全融合。
他以半讽刺的口吻总结道："我每天早上醒来，都感谢主我不是美国天主教徒。"
继续分析美国天主教徒的处境，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在信仰与现实之间的撕裂与精神紧张：
"我说美国的天主教徒有精神上的紧张，就像中国孩子不会用筷子一样。他们既是天主教徒，却又支持堕胎、同性婚姻和变性，这种信仰与行为的矛盾，怎能不导致精神分裂？所以我常常感谢主，我不是天主教徒。美国的天主教徒——他们真的有精神上的问题。"
他也指出，天主教的核心仍在欧洲，美国的自由派天主教徒，也难以找不到真正的信仰家园——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其实背离了天主教信仰的核心。
不过他也观察到一种新趋势：现在美国天主教徒当中，保守派正在上升。这是绝对有的，而且他们已不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阵营。他们清楚自己无能为力，但仍有人在做梦希望能出现"女神父"。
在节目中，主持人提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方济各的神学理念，对欧洲、南美洲甚至全球的信仰与政治生态有何影响？
陈牧师作如下回应：
我认为这是相辅相成的。他既是这股"左转"潮流的产物，也反过来推动了这股潮流。其实，在约翰·保禄二世去世后，欧洲天主教内部召开过一次重要高峰会议，当时的关键人物大多已被委任为梵蒂冈的各类部长，如全球宣教部、教义部等（教义部过去由本笃十六世主理）。这些人好比美国白宫的内阁成员，握有实权。
这场会议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决议：天主教要甘愿成为欧洲的"第二大宗教"。第一大宗教？不用说，就是伊斯兰教。
于是，欧洲的天主教全面撤退，把前线让给伊斯兰和世俗思潮。
他评价说：
"这就是欧洲后基督教时代的起点。若我们相信政治、文化背后有宗教的力量，那推动欧洲堤坝崩塌、洪水泛滥的，正是罗马天主教自己。这个信仰的撤退，是始作俑者。"
当然，他也承认：有时候，宗教也无法抵挡世俗洪水的冲击。当圣彼得广场都被世俗化的浪潮冲垮时，天主教也无能为力。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欧洲进入了"后基督教"时代，这是极其可怕的事。
他总结说：欧洲的今天，与方济各这13年的教宗任期有不可推卸的关系。方济各任内，神职人员集中在欧洲，而欧洲却正在把自己拱手让给穆斯林和共产主义。这些趋势与方济各的在位同步发生。
而更令人警惕的是，这股浪潮正向美国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