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教牧谈"李提摩太路线"与今日中国宣教

中国宣教史上有"戴德生路线"和"李提摩太路线"的说法，都对中国的基督教发展影响深远。在中国当下的背景下，如何从中汲取到经验与教训，更好的促进中国宣教？

最新一期的《华传路》中，一位加州丰收神学院的神学生"郭宝胜"发表文章，讨论英藉宣教士李提摩太针对上层精英，侧重以文化事工来实现福音使命，在政治、传媒、教育、科技、慈善等领域为福音的广传做预工，最终达到传播福音，使中国文化基督化的效果——这种"李提摩太路线"对中国当下的社会、教会，并尤其是宣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作者分析说，中国的基督徒及福音传播已经不像30年前刚改革开放时的光景。教会已经由农村教会为主体变为以城市教会为主体；基督徒已经由农民等弱势群体为主体变为以社会中坚阶层（如专业人士、企业家、知识份子、医生、律师等）为主体；教会对社会的立场也逐渐从封闭排斥走向影响社会的积极立场。（如这次四川救灾就是中国教会第一次在全国社会上的亮相）众多教会也认识到法律上的维权、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文化上的拓展、媒体上的占据，是教会与福音能够加快增长和传播的有效途径。

因此，"面对这样的社会大背景，李提摩太路线应该提上中国教会宣教的议程，更多认识李提摩太显然是非常必要。"

作者介绍了李提摩太在中国宣教路线上的改变。他1870年抵达上海，刚刚中国的几年时间里面他采用的也是"戴德生路线"的方法，"因此生硬地隔离两条路线也是不对的，因为两条路线经常交融。"

当时，他的传教工作也面临很多艰难，因此他也一方面祷告上帝，祈求开路；一方面加紧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宗教。在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旱灾，这场灾难大大改变了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和宣教果效。他开始投入大量精力放在赈灾工作上，给灾民发粮、发钱、也协助政府救灾，并将《劝世真言》张贴街头，劝人悔改归向真神，收到很好的果效。

作者对此联系到四川救灾工作。"赈灾是基督徒传福音的最好管道之一，这次川震救灾中很多灾民因为教会的帮助、关爱等举动，开始了解福音，至最后接受福音。"作者也见证自己在参与救灾过程中，也亲眼看到不少人信主。

不仅如此，通过救灾，李提摩太打开了一条向社会精英宣教的路线。在赈灾中，因为他帮助收集了大量资金援助中国灾区，因此李鸿章会见了他。也正是与李鸿章的会面，使李提摩太改变了自己的传教策略，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决定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官员和学者。

他开始向精英阶层介绍西学来传播福音。同时，李提摩太开始将传教的重点转向结交权贵，联络绅仕，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来改变他们封闭保守，敌视西方文明的心态，进而对西方的文化宗教持开放的姿态，并且通过官员来影响对基督教的政策，这都给后来几十年的宣教活动带来很大改善。

李提摩太的这种做法，使作者想到去年11月21日至22日由官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和家庭教会代表参加的关于家庭教会地位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实际上就是家庭教会人士积极影响宗教政策的"李提摩太路线"举动。在浙江、广东、福建也有不少基督徒企业家成为人大、政协等政界人物，他们能够坚持原则，积极地影响政府对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实际上对福音广传具有巨大的效。除了教会的宣教，我们看到政策改变的果效也是巨大的，比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宗教上落实了不少政策，这些政策的改变确实是中国大复兴的主因之一。

作者还列举了李提摩太对于中国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等对中国社会与基督教造成的深渊影响。作者总结说：「自基督教东传以来，李提摩太无可争议的，成为来华宣教士中影响力最大的第一人。他的劳苦必为上帝所纪念，他种下的种子，也有不凡的收成。在他去世时，中国已是「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至1920年，全中国教堂总数已达一万余所。教会学校、医院、出版机构、书店、教会孤儿院、养老院更是成千上万、到处林立。民国建立初期，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界基督徒极多，比例竟一度高达全省官员的65％。那是一个信仰复兴的年代，其中就有著李提摩太奔波的劳。」

作者坦诚说到，李提摩太的宣教工作并非没有瑕疵，但任何一条路线都是有利必有弊的。而我们做为后来者，更看重的是先辈们的宝贵经验对我们时代事工的重要启示和帮助，是他们对我们异象的引领和缺陷的弥补。

作者最后提醒说，"李提摩太路线"对于当今中国宣教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在一个人人只熟悉"戴德生路线"而对李提摩太相当陌生的中国福音环境中，基督徒群体已趋向社会中坚力量，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基督文化的使命。基督徒都跃跃欲试在中国的媒体、赈灾、教育、企业、职场、学术、艺术、婚姻亲子、伦理重建乃至维权运动、参政议政等领域作光做盐。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群体在宣教历史上更应该了解的恰恰是"李提摩太路线"。在宣教策略上，除不断强化"戴德生路线"外，还应该让"李提摩太路线"提上中国宣教的议程，通过更适合时代的领域、工场、地方来传播福音，彰显上帝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