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一)

2011 三月 4日, 星期五 17:51

作者:王怡

劉同蘇簡介

劉同蘇牧師,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曾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1991年,他應美國福特基金會邀請,赴耶魯大學法學院從事歐美法哲學研究。法學院旁邊就是耶大的神學院。他入住神學院宿舍,在那裡接觸到基督信仰。隨後廣泛阅讀神學著作,開始自稱基督徒。他認真研究了洗禮的性質和沿革,確定自己認同洗禮的合理性後,遂於1993年受難日前夜受洗。同年,劉同蘇放棄法學專業,就讀耶魯大學神學院。1994年夏,劉同蘇在耶大遇見老宣教士賓克漢姆先生,他在事後這樣敘述,「我從他燃燒的生命中親眼見到了活生生的耶穌基督,自此我的生命才全然改變」。

1995年夏,他的妻子侯君麗在宣道會按牧,他配搭妻子,一起創建了新港華人宣道會。1997 年神學院畢業後,他也在宣道會被按立為牧師,先後創建並牧養過康州新港華人宣道會、紐約新生命華人宣道會、舊金山華人宣道會國語堂。2009年3月起,他在舊金山灣區山景城華人教會擔任主任牧師。

1997年起,他曾任耶魯大學神學院通訊研究員和宣道會神學院特邀研究員,現任《生命季刊》、《生命與信仰》、《舉目》、《恩福》等刊物編委。劉牧師也極有文字事奉的恩賜和負擔,在《海外校園》、《使者》、《生命季刊》、《教會》、《橄欖枝》、《蔚藍色》等各種刊物上,發表諸多關乎神學、信仰與生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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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緣起

劉同蘇與妻子侯君麗均出生軍隊高幹家庭,夫妻二人的蒙召信主和全職服侍, 及夫妻二人同被按牧,成為華人教會一段特別的佳話。在大陸背景的北美華人牧師中,劉同蘇以牧養大陸移民為主的教會,及對家庭教會的深切關注、長期陪伴、研究和對政教關系的神學反思聞名。他的法學和哲學背景,使他在思考家庭教會與政府關係、家庭教會的合法化、地方教會的建造與治理等時代性的議題與挑戰上,成為普世華人教會中一位極具恩賜與負擔的牧者。

在2003年至2009年大陸家庭教會「浮出水面」的歷程中,他以大量的調查、評論、研究和現場的服侍,成為家庭教會公開化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在一個形成當中的、關乎教會的公共輿論界中,劉牧師顯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聲音。他也因此成為一位新型的、教會中的公共知識分子。2008年,他出版了論著《上帝與凱撒的疆界:獻給新時期的中國家庭教會》。

在進入講台事奉和教會牧養的過程中,我有幸認識劉同蘇牧師。他也在我們教會短短幾年的成長中,數次來成都參與對弟兄姊妹的教導和牧養。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目睹了一位全然摆上的牧者榜樣。2009年夏天,秋雨之福教會在逼迫中連續舉行戶外崇拜。他特別飛到成都,與我們同在。在我蒙召成為傳道人的歷程中,劉牧師在牧養職分與委身上之於我的影響,猶如當初賓克漢姆先生之於他的影響。在成都和舊金山,我有機會數度向他求教,並透過電郵往來,形成了這一篇訪談。就我們在時代異象上相同的看見和負擔、及彼此生命中的交接而言,這是過於濃縮的篇幅,以至於我在文字上難以取捨。

從「師母」到牧師

王怡:你的信主見証,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甚至津津樂道。不過還是請你試著換一個角度,就是與你後來的蒙召服侍、與你對家庭教會的負擔和對時代異象的看見,特別有關聯的部分,再簡略談談。尤其是在全職事奉上,是怎麼被太太拖下水的?

劉同蘇:我過去是文化基督徒的典型。1988年讀過四福音書。也被耶穌的事跡所震撼,但沒有思考這與我的人生有什麼關係。1991年在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個偶然的機會住在耶魯神學院。神學院的校舍是耶魯最美的地界。在一個小丘上,名叫科學山。物理系、生物系、林學院啊,都從山腳開始,只有神學院盤踞山頂。禮拜堂就在小丘的最高峰。這個建築的象徵意義,我很久以後才領悟到。

我是軍隊幹部子弟,潛意識裡,除了知識分子的優越感以外,還隱伏著紅色出身的另一種優越感。並不是聲色犬馬的鋪張,而是某種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姿態。所以 我的信仰動因,首先是救國救民。我最初的信,也基本上是讀書的結果。甚至受洗的直接原因,也是讀書讀出來的。很大程度上,我的信仰建立在思辯基礎上。就是「我思,故我信」。我的自我期许是「哲學王」。當時的關注點,也是法律和政治背後的深層文化結構。一到神學院,這種探究似乎有特定方向了。我和不少神學生談過信仰。那時我正撰寫一部關於非暴力不服從的書,我把耶穌作為「非暴力不服從」的最早案例來研究,也把聖經看了一遍。但這次重讀聖經並沒有更多收獲。和神學生的交談也不得要領。我要探索的,是人類的普遍原則和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他們說的往往限於個人和家庭生活,我覺得不對路。

那年夏天,我太太從國內來探親。她倒很快和神學生們熟悉起來,還去了附近的教會。結果不久就信主了,還決定做牧師。第二年她進入耶魯神學院,她是另一個故事。但在神的計劃裡,對她的安排就隱伏著對我的安排。

後來讀田立克的《基督教思想史》,《信仰動力學》,《聖經宗教和探索終極實體》這幾本書。影響我開始在理性上接受神了。我承認神是主宰。但以一種喻意釋經的態度,把聖經看作一部人生指南。這時,我的信還完全是一種頭腦裡的觀念活動。

王怡:所以信仰只是腦力勞動,還不是體力勞動。所以教會對你也還沒有意義。

劉同蘇:我也沒感到對教會的需要。我的借口就是施洗約翰。他既然獨處曠野了幾十年,可見教會就不是不可或缺的。到秋天,我又讀了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其它一些著作,像特托利安的“Tertullian Against Praxeas”,巴特的《羅馬書釋義》,維斯利的《論基督徒的完善》等。自以為搞清了三位一體、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等問題。後來因為我太太在神學院選了關於洗禮的課程。她常把要求阅讀的書帶回來要我讀。我就對洗禮大感興趣。在自以為懂得洗禮的意義後,我就在93年復活節接受了洗禮。

我讀神學院,仍然出於「文化基督徒」的理性決定。初衷不是想做牧師,是既然有信仰了,就要在理性上弄清楚。但讀了一年,信仰受到巨大挫折。去教會次數越多,發現教會裡樣樣東西都看不上眼。講道水平太低。查經沒人能說到點上。見証很俗氣,會眾在靈裡都麻木不仁。眼界又窄,自我感覺與他們完全不在一個層次。 另一方面,覺得遇到幾個教授和學生做人都很差勁,一時間,理性上的信仰突然模糊了。最大的困惑是,既然這邊的教會,和那邊的共產黨也差不多,我一個那邊的 「世家子弟」,為什麼要再趟一次混水呢?從少年輕狂,到青年的理性抉擇,經過那麼長時間的迷惑和割舍,我好不容易才從一種錯誤信仰和家庭背景中掙脫出來。 而立以後,難道我又要陷進另一種不明底細的信仰嗎?

王怡:記得你曾說,「在理性和感性的溝壑裡」,你的信仰被撕裂了。

劉同蘇:這是「文化基督」的盡頭。一年後,我申請停學,借口有經濟問題。我繼續思考,但我並沒有意識到我的生命成長需要依賴教會,反而認為這邊的教會需要我來指導。但真正的收獲,不是我那些理性的探索。是牧師介紹我為一位老傳教士教授中文。

王怡:賓克漢姆。真希望我也能見到他。

劉同蘇:你將來當然能見到他。那年他82歲,在歐洲宣教了40多年,70年 代回到美國。我和老人的接觸,使我看到原來信仰不是理論,而是生命。信仰就是活著。確切地說,信仰就是活在耶穌基督裡。他沒有用高深的理論來表述和支持自己的信仰。他的信仰就是他生命中實實在在的耶穌,那麼自然的在每時每刻活出耶穌來。我幾乎從未見過象他那樣集衰老、虛弱和病殘於一身的人;但即使在年青人身上,我也很少見過像他那樣洋溢著青春朝氣和生命活力的人。

 

他曾經中風,完全喪失過語言能力和行走能力。 醫生禁止他食用大多數食品,但他會熱情地與花朵談話,會急切地救護一條蚯蚓,會抓住每個機會向人傳講福音。已經虛弱得談話中就會昏迷過去,卻為我徹夜禱告;已經病殘得一年都不能出門幾次,卻盡力去幫助在洗衣店偶遇的黑人洗衣女工;已如此高齡,還有語言機能障礙,卻為了要向附近的中國人傳福音,而決定找我 學中文。有個下午,他對我說,「感謝上帝領我來到這個境地,現在我比從前幸福多了」。後來他去了另一座城市,95年,他離開世界之前,給一個朋友打電話,說我要到天父那裡去了。朋友說,你怎麼知道。老人回答:「因為我感覺到好像回到童年,聖誕前夜一樣的喜樂與期待」。

因著賓克漢姆的生命見証,耶穌對我不再是田立克書中的抽象概念。信仰就是重生,耶穌的生命開始真正進入了我的生命。但后來又走了很多彎路。95年初,我和太太在耶魯大學舉辦了一個面向大陸師生的聖經討論會。但因為沒有教會的依托,主要是我自以為比各教會都高明,幾位同工也不願讓這個討論會和教會挂鉤。結果成了一個清談的沙龍,還是我的「老我」的放大。這個討論會搞得動靜很大,但不久就散了。95年夏天,我太太畢業,成了宣道會的牧師。我就和她一起去了新港。

王怡:就是你做「師母」的那段日子。

劉同蘇:教會的弟兄姐妹叫我「同蘇」,但有時他們也絞盡腦汁想給我按個頭銜。叫我「師爹」,「師爺」,「師公」。這一次我進入教會事奉,經歷生命的飛躍,完全不是自我可以設計出來的。教會事工需要全方位投入,理念在這裡是無力的,只有血肉的生命才算數。生命的事工隻能靠生命來推動。在這裡,我的信仰從飄浮的玄想,著陸到堅實的地基上,由蒼白的理性進入豐盛的生命。我的確是被太太拖下水的。作為她事工的助手,我不得不把生命越來越多地投入服事,直至回首,才發現我的生命已和服事無法分割。

到97年夏天,我畢業成了牧師。我在紐黑文市區和耶魯校園走了幾百個來回。反復在電線杆和廣告欄上張貼教會單張。有一次被我太太看到了,看我如何用心地貼單張,她感嘆說:「同蘇真是變了」。我過去是清高的學者,做了十幾年法學研究,從不屑於作法官和律師,認為唯有純思辯的工作才值得我這種人做,更不要說這些瑣事。   

王怡:教會實在是信仰的試金石。文化基督徒,一碰到教會就死。真正的基督徒,一碰到教會就活。你的經歷真是神特別預備的。不然我們接下來怎麼談教會觀,怎麼談今天家庭教會的問題和異象呢。

劉同蘇:或者這麼說,你在教會中死,才是真正死了。你在自己家裡死,是不算數的。96年12月, 我們離開原來的會眾,幾乎是兩手空空來到那裡。神帶領我們開展校園事工。開頭,情形只能用「絕望」來形容。我太太一生受到的誣蔑的總和,大概也不及那時所受的千分之一。我們在那裡,死得很徹底。我們本是口齒靈利的人,原來的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也是受不得氣的。但我們接觸到的人,並不看重我們的愛心。頭四個月,新來的人沒有回頭來第二次的。有的慕道友公開說:「你們哪兒叫教會啊,只是哄著一伙學生玩呢」。他們的流言蜚語,當面羞辱,作為傳道人,我們不能還以一言。但兩個月後,最后兩個基督徒家庭還是離開了教會。聚會人數最後只剩六、七個人。這是我們牧養的第一個教會啊。我的信心動搖,內心淒苦。當時,宣道會華聯會的總幹事朱文正牧師給了我們鼓勵。

在禱告裡,神讓我們看到,來紐黑文的時候,其實我們並非兩手空空。我們在心裡還帶著對自己語言能力和組織能力的自信。但四個月的實踐,証明了靠著所謂高超的能力,並不能打開事工局面。在一切自我能力都不能奏效之後,神再次賜下的異象,成了我們唯一的確據和實底。如果你真相信自己的異象是真實的,你就不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給未見之事。若我們是真的信,我們就不要回頭張望退路。

我們到紐約中國城,定制了一塊教會的牌子。這牌子是我們信心的象徵,是決心把自己整個生命交給神的宣告。97年復活節崇拜之前,我們將牌子立在教會前面。在場只有六位大人和一個兒童。要死就在這裡死。要活,就和神的兒女一起活。我們完全依靠神,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給神使用,神就在我們裡面彰顯他的大能。就在那個復活節後,人們就開始不斷地來參加我們的聚會。  

上文蒙允轉自「基督與生命」系列之《一生一世的仰望》一書。

接下文:

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二)

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三)

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