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二)

2011 三月 7日, 星期一 11:09

作者:王怡

承上文: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一)

工人的牧養與被牧養

王怡:多麼艱難而美好的經歷,多受患難的,就多受安慰。我一面又期待著,將要臨到我身上繼續的、最大的破碎,一面又求主挪去這杯。你的經歷給我很多鼓勵。既然蒙召傳道,惟願主的旨意成就。

劉同蘇: 我在服侍中,先後和宣道會的張獻民牧師、葉華牧師、鄺健厚牧師同工。說實話,最初在心裡對這些牧師不太以為然。但隨著不斷面對事工裡的靈命挑戰,我不得不 由衷地對他們充滿敬意,謙卑下來向他們學習。三位牧師給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對神的教會的愛。張牧師和師母每周都請教會弟兄姐妹到家中作客,飯菜的豐盛出乎我的想象。只有真心把教會當家,把弟兄姐妹當弟兄姐妹,才會有這種真心實意的愛。

王怡:這話聽著有點別扭。不過如果你換電話號碼都不告訴人家,你還好意思叫別人「弟兄」?

劉同蘇:可能在我們口頭和心裡,「弟兄姐妹」已變成了一句俗套。葉牧師是不愛講話的人。他不聲不響為教會做大量的事。那段時間,他每個月一次在主日講完道,就開車往返四個小時到我們教會講道。同時他還幫助紐約市和大西洋城兩家教會和團契。 並兼任華聯會的文書。葉牧師每年還要擠出時間到南美或以色列短宣。鄺牧師也一樣,在教會裡忙得十年都沒時間休假,卻有時間每年帶著弟兄姐妹到連洗澡水也沒 有的羅馬尼亞農村去宣教。這些牧師是由衷地愛神的教會,才把自己的時間,精力,物質,以至生命中的一切,不計代價地投入到教會事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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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我隱約感到,你在北美教會的教牧經歷,對我們看見家庭教會的傳統和未來會極有幫助。尤其是在堂會的建造與牧養上。

劉同蘇:蒙神憐憫,我在教會不久就被放在牧養者的位置。這証明什麼呢,難道証明我是一個靈命神童?

王怡:我也是一受洗就站在講台上事奉。在中國许多新興教會中,這樣的工人很多。我們在潛意識裡都難免有這種驕傲。我自己是等到心裡領受的負擔越大,才越是除去這種驕傲。現在不敢自誇,只能求饒。求主憐憫,可以戰戰兢兢的服侍祂。

劉同蘇:我們都不可能越過十字架道路,而魔術般地成為成熟的屬靈領袖,或一個成熟的基督徒。當我們走上牧養的職分時,我們的靈命常常大大不如我們所牧養的對象。神把我們放在這個位置,無非是讓我們在牧養過程中,也接受被牧養者的牧養。在紐黑文的初期,神垂聽我們的禱告,為我們送來一對成熟的基督徒夫婦做同工。他們的力量不在說,而在於行。他們所做的是一些人人都能做、卻人人都不願做的小事。那些世人眼中的小事,因著他們對神的順服成了改變人生命的大事。而首先被改變的,就是我,他們的牧師。如果沒有這樣的管道,輸送神生命的活水,我的生命不會如今天這般豐盛。

我很感恩,通過每一位我曾所牧養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神都讓我學到了我不具有的東西。甚至回想我初信時所輕視的那些「靈命麻木」的基督徒,我都能清楚看見我和他們在靈命上的差距。他們本能地抓住了信仰的實質。信仰就是活著,不管是病、是殘、無論生命多麼不完美不健全,他們都不放棄。因為一旦放棄,就不再活著。而那時我卻空拿著一張完美的圖畫,一見到灰色的斑點,就拔腿離開教會。

 

家庭教會的定義與傳承

王怡:你被視為是海外研究家庭教會的專家。幾年前當你討論家庭教會的「登記」問題時,曾在海外被傳為D的高級間諜。這兩年,因為支持家庭教會的公開化和維權道路,又被一些人視為慫恿教會反政府的幕後黑手。我的一個感受,是對你的評價的跌宕起伏,顯明了時代變遷的跌宕起伏。在2010年的今年,你如何理解家庭教會的傳承和現實?

劉同蘇:首先,「家庭教會」是一種中國現象,或一種專制政權下的教會現象。我不止一次遇到美國的弟兄姐妹,有白人也有華人,他們聲稱自己也是「家庭教會」。意思是說他們也在家庭裡舉行聚會。但「家庭教會」的本質,不是「家庭中聚會」這一外在形式。

王怡:從歷史上看,「家庭教會」的出現是和1949年、1953年、1957年、1966年有關的。

劉同蘇: 就是中國特定的社會文化處境下的靈性生命現象。這個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政府,一種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的、全面控制社會的公共生活。 這時,任何信仰群體,都無法公開現身在公共生活之中。但教會在本質上是一種信仰的公共生活。當教會無法在公共生活裡面活出信仰生活時,教會就退到了一個最後的、相對獨立的私人生活領域——家庭。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家庭教會以相對獨立的私人生活形式,堅守住了信仰的公共生活。可以說,家庭教會是專制時代中唯一保存下來的、非政府的公共生活。因為家庭教會具有真正超越性的淵源。並且她的公共生活採取了私人生活的形式。但恰恰由於公共生活領域與私人生活形式的交錯,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教會本身的公共性質。也降低了專政制度對教會公共生活的壓力。今天,當公民社會漸漸形成,個人公共生活空間逐步擴大時,家庭教會的公共生活,顯然也會逐漸去掉私人生活(家庭)的形式,開始採取公共生活應有的形式。現有的宗教政策,就是企圖把家庭教會的公共生活一直局限在私人生活領域。在專政時代,教會以私人生活的形式舉行公共生活,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因為私人生活的形式成為了教會公共生活的保護。但在公民社會形成之際,教會被限制在私人生活領域,這卻是一個糟糕的退步。因為任何一種公共生活,都只有採取公共生活的形式時,才可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公共生活的果效。

王怡:所以家庭教會的意思,就是在最私人的地方堅持最公共的生活,包括信徒的集體聚會、敬拜、傳講、奉獻和團契。這是一個完整的、從觀念到財產、從身體到靈魂都有團契(交通、分享)的社會共同體。換言之,當一個基督徒的社會共同體,被迫退守並棲居在其中一位或幾位成員的私人住宅中時,這就是家庭教會。如果在公共領域舉行信仰生活是合法的,但我們仍然(出於教會觀、人數或其它原因)願意呆在家裡聚會。這就不再是我們所說的「家庭教會」。一旦基督信仰在一個國家的世俗法律層面落實了公共性,就不再有家庭教會這一特殊的「靈性生命現象」了。

劉同蘇:對,家庭教會一定是指那些公共性受到環境限制的教會,是集權控制下的獨立教會。在家庭中聚會只是她的外在形式,家庭教會的本質,是我們的獨立的、屬靈的、公共的信仰生活,不能也沒有被集權體制壓倒和取消。

王怡: 所以家庭教會以這種方式,見証了大公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或者說,中國的基督徒以「家庭教會」的方式,向中國社會見証了基督的教會的超越性。就是這50年來,中國社會中只有一個社會共同體,是集權體制一直想取消、卻始終無法取消的。因為這個共同體的根基不在這地上。不在金錢、興趣、理想、道德或任何世俗的連接上。

劉同蘇: 我會從三個方面來看,第一,集權重壓下的獨立顯示了信仰的純潔性。第二,家庭聚會僅僅是保証信仰獨立的外在手段。家庭聚會這一形式,並不一定意味著信仰獨立的內容。三自系統控制下的家庭聚會段,就不是家庭教會。反過來,就算聚會地點遷移到了寫字樓、公司或倉庫,但保持了不受政府意識形態控制的信仰獨立內容,就仍然是家庭教會。第三,獨立不僅意味著信仰的獨立,而且意味著信仰群體的公共生活的獨立。心裡有信仰,卻沒有聚會生活;這樣的信徒人再多,也不能組成一間教會。聚會不僅是基督徒生活的一個外在義務,而且就是信仰生活的內在本質。全悶在心裡偷偷信,信仰就不是一種生活。

王怡: 用你的話說,就是沒有活著。就像悶在心裡偷偷戀愛,其實根本就沒有戀愛。

劉同蘇: 所以一間「家庭教會」必須具有公共生活的性質。一個純粹家庭性質(即私人性質)的聚會,即使在家庭中,也不是家庭教會。比如將家庭聚會的人員限制為家庭成員,實質上就取消了家庭聚會的教會性質。

王怡:那就是家庭敬拜,而不是教會的公共敬拜。那麼,如果從信仰內涵的傳承來說,「家庭教會」有沒有可以與大公教會的教義、教會、教職、聖禮等傳統有關聯的特徵呢?

劉同蘇: 我想,家庭教會首先是一種具有內在生命性質的教會傳統。作為家庭教會的別稱,「地下教會」或「非法教會」、「未登記教會」的稱呼,都更多地帶有外在制度條件的印記。但「地下」或「非法」並不是家庭教會的本質屬性。只有「地下」或「非法」才能彰顯信仰獨立,這種貌似屬靈的說法其實非常不屬靈。它把教會生存的 外部條件,看作教會自身生命的本質要素了。「地下」與「非法」反映了家庭教會產生時代的外部社會條件。在一種集權控制的條件下,「地下」與「非法」狀態是教會本質的表現。一旦特定社會文化條件變化了,「地下」和「非法」狀態就不一定出自教會的生命本質,更有可能恰恰反對教會的本質屬性。

家庭教會的內在特質,有兩個側重不同卻相互關聯的方面:敬虔主義傳統和犧牲精神。你要保守自己的信仰,抵制意識形態化的控制,就必須付出犧牲的代價。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生命與罪和世界的對立和衝突。在國家強制力為後盾的意識形態控制中,信仰與世界的對立不得不以外在的、直接的激烈形式表現出來。犧牲精神側重十字架的否定方面,敬虔主義更強調十字架的肯定方面。敬虔主義是以外在的、愛憎分明的形式全然愛主。與世界的對立不是目的,與世界對立是為了堅守信仰。與世界立場鮮明的直接對立,也必須以全然愛主為目的和動力。不然家庭教會與政府的對峙,就無法與犯罪、騷亂甚至暴亂區別開來。

概括地講,家庭教會就是在意識形態化的極權控制下,以鮮明的敬虔與犧牲來堅守基督信仰的獨立教會。

王怡:我同意你說的,敬虔主義的確是中國家庭教會在神學和屬靈傳統上的特徵。包括基要主義的神學立場,《中國的早晨五點鐘》的恆切祈禱的傳統,對聖靈大能和個人靈修生命的強調,甚至某種聖俗兩分的分離主義傾向,都帶著敬虔主義的印記。另外,從教會觀、聖禮觀和教會治理上看,我認為中國家庭教會的主流,傳承的是浸信會的傳統。

總結你的看法,我提出一個命題,家庭教會是1949年後在中國的一場「不從國教者」的運動。無論從政教關系的角度,還是從敬虔主義和犧牲精神的信仰內涵的角度看,家庭教會都是中國的清教徒運動。與此相關的一個議題,就是你對「三自愛國會」的體系,認同「三自」不是真教會這一家庭教會的主流立場嗎?

劉同蘇:首先,由於不具有鮮明的敬虔主義與犧牲精神,三自名下的教會在整體上,就在意識形態化的控制中失去了信仰的獨立。因此「三自會」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獨立的社會共同體。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中,除非你持守敬虔和犧牲,不然不可能聚集任何獨立的信仰群體。一切所謂民間團體,特別是信仰團體,無非是意識形態化政府的 某種延伸。任何被意識形態化政府「恩准」的信仰團體,不過是前者通過控制而最終消滅信仰群體的手段。換言之,「三自會」不具有「永生神的家」的教會性質,而只在政府那裡具有過渡性和工具性的能。「三自會」說白了是國有企業,是由意識形態化的政來設立的一個官方的、壟斷的行業公會。家庭教會與「三自會」的對立關系,實質上是其與政府的對立關係。更廣泛地說,「三自會」構成了意識形態化政府所控制的社會公共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王怡:雖然有真信徒聚集在那裡,但就像地震的時候,大家跑出來聚集在街上,不等於街上就有了一間教會。我堅持一個看法,政府今天對三自體制在事實上的一些寬鬆,恰恰是家庭教會復興的結果。所以幫「三自會」的唯一道路,就是離開它,建造家庭教會。

劉同蘇: 當公民社會形成的時候,就是「三自會」消亡的時候。既然它是一個政府控制社會公共生活的工具,當這個政府走向非意識形態化,撤銷對社會公共生活之全面控制的時候,「三自會」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真正的公民社會,不需要任何壟斷性的官辦行業公會。所以,我認為「三自會」的結局,取決於政府和整個社會的去意識形態化。在這個過程中,它必然會扮演保皇派的角色,抵制政府的去意識形態化,甚至幫助壓制公民社會及相關的公民基本權利。這是「三自會」自我生存的保護本能。

王怡:這很悲哀,教會的意思就是「保主派」,任何時候都該竭誠為主。結果成了「保皇派」,等於是亞當在基督裡造反。如果「三自會」的領袖群中幾乎沒有真正的基督徒,那就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國家事業單位罷了。但如果「三自會」的領袖群裡真有相當部分的信徒。那麼「三自會」在整體上的「賣主」實質,就是可咒詛的。因為他們的人格已墮落到一個地步,就是今天中國社會的其它任何一個稍具獨立性的社會群體,憑著自己殘存的一點天良之光,都應該瞧不起他們。

劉同蘇:他們就是一個基於自我利益的實體。既沒有公共生活裡面的社會基礎,與市民社會三十年來的進步沒有關聯,有也只有經濟關系。他們也不會反過來真正關心政府的根本利益。在去意識形態化的初期,「三自會」也通過體制轉軌的空隙,擴大了自己的勢力。改善了住房條件、退休福利,拿回來很多1949年前的教產。目前,「三自會」事實上具有它自身歷史上最大的自由度。由於去意識形態化還沒有完成。它又可以利用國家事業單位的特權地位來鞏固自己。換言之, 目前的「三自會」等於就是宗教界的「官倒」。但這些宗教「官倒」也已經明顯感到公民社會崛起的壓力了。家庭教會作為正在崛起的公民社會中的一個典範性的群體,也對它們構成了極大壓力。

從另一個角度說,個人的基本權利越是確立,「三自會」的社會生存空間就越是縮小。當家庭教會仍然持守一種半潛伏狀態時,「三自會」可以獨佔社會公共活動空間;這種國有獨資企業的特權地位,確保了「三自會」在社會公共活動空間裡面的生存。但在去意識形態化的背景下,家庭教會最近幾年進入社會公共活動空間的速度在加快。從而在一些社會空間中出現了家庭教會與「三自會」的「競爭」局面。無論他們重修了多少座教堂,「三自會」賴以生存的地盤必將一步步喪失。總而言之,目前的「三自會」不過是專政時代的遺跡,是社會機體上的一段盲腸。

王怡:主若许可,願這一天早日來到,使那些坐在摩西位子上的人早日悔改,使尚在那裡聚會的弟兄姊妹得自由。

上文蒙允轉自「基督與生命」系列之《一生一世的仰望》一書。

接下文:

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三)

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