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能聽到從神學院畢業的學生回到教會後帶來教會的分裂。因為神學畢業生迫不及待地要在自己的教會中應用他們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又或者神學生畢業後在教會中，表現得比較驕傲和強硬，在講道中講的「知識性」的內容比較多，但缺乏「生命造就」的內容。但也有的神學生畢業，回到自己的教會後，的確給當地的教會帶來很大的祝福，教會在真理的建造、建制化上都有了明顯的提升。對於很多在神學院讀書的學生來說，一方面他們的眼界被打開，他們接觸到了很多在教會中未曾聽聞的學識——在一個神學問題，或一個釋經問題上，經歷過百家爭鳴的風暴之後似乎仍然沒有定論；另一方面，他們也會感覺到，很多在神學院學習到的知識，其實是無法在教牧實踐中直接運用的。甚至有些神學生們感到，當他們在教會中提到一些在神學院學習的內容之後，竟然不小心碰到了一些「雷區」。他們在遭遇質疑之後，也會感到在神學院三年學習之後，似乎仍然不知道怎麼牧會。在有些方面，他們甚至還不如跟著一些老人家學一些東西來得實用。如果把神學院看做是為教會進行牧職訓練的專業機構，那麼教會和神學生都能感受到某種落差。這種落差會因著神學生本人的個性或成熟度表現得不盡相同。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要問，究竟培養傳道人的主體是誰？是教會還是神學院？事實上，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下，單靠神學院自己是無法培養出合乎教會需要的傳道人的。只有教會，才能培養出合乎教會需要的傳道人，神學院只能在其中起輔助性的作用。

Like Us on Facebook

一、大學教育遊走於敬虔與學問之間

現代大學發端於歐洲中世紀的修道院和教堂之內，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入世的神職人員進入到城市之中，單個的教師和講師在所謂的城市學校中出現，社會形成了廣泛尊重知識的風氣。到13世紀晚期和14世紀，設定一所大學要有法律的認可。博洛尼亞、巴黎、蒙比利埃、帕多瓦、奧爾良、牛津和劍橋這些大學在它們獲得正式的資格之前就已經是合法的大學了。從修道院到大學的形成，本身就是世俗化的過程，而這一世俗化進程伴隨著對中世紀教權中心的挑戰。

到了宗教改革時期，加爾文於1558年創建的日內瓦學院，使宗教改革的成果深入而廣泛地推及到歐洲各地，特別是後來的清教徒運動的領袖，大多受益於此。日內瓦學院不但在進一步推動宗教改革運動上奶ㄔi沒，也對大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內瓦學院對後來荷蘭的萊頓大學、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英國劍橋大學以馬內利學院及北美殖民地的哈佛學院，均產生了影響。日內瓦學院素有同時注重「敬虔和知識」的美名，然而隨著人文主義學者進入到各個大學，他們不但改變了大學的精神，也改變了大學教育的模式。

1810 年由普魯士王威廉三世出資，把豪華的王子宮捐獻出來作為大學的校舍，教育大臣威廉‧馮‧洪堡負責籌建的柏林大學開學了。它之所以成為現代大學的標誌，是因為賦予了大學神聖不可侵犯的自治權，也就是高等教育三大自由：學習自由、教學自由和研究自由。洪堡認為,科學研究「不能由政府下令規定,只能任其自由發展。科學研究的目標和對像以及方法和途徑,必須留給科研工作者去自主地解決。」國家要求大學教授與學者應處於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彼岸，「遠離社會實際政治與經濟利益」。柏林大學幾乎綜合了近代大學的所有特徵，諸如學術自由，注重研究的風氣，自然科學納入大學課程等等。

神學院從注重「敬虔和知識」走向了專注於「學術和自由」。在歐洲，綜合性大學中的神學院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毫不奇怪。在美國，起初由新布倫維克長老區會創辦的普林斯頓神學院也帶著「敬虔與知識」的特徵，因而普林斯頓神學院在美國大覺醒運動中扮演了策源地的角色。現在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招生介紹中提到：「普林斯頓神學院於1812年從普林斯頓大學分離，因為長老們希望能有更多的神學培訓，而教師與學生們希望的恰恰相反。此舉減少了學生數量，也在一段時間內減少了來自外界的支持。大學和神學院目前由於共同的歷史和共享的資源而有著非常愉快的合作。」顯然，普林斯頓神學院曾經一度試圖摆脫世俗大學對他們帶來的影響，然而在後來的發展中，神學院的教育模式仍然無法避免受到世俗大學專業化發展的影響。

現代大學的學術自由、獨立自主的精神成為影響整個學術界的精神。這一潮流濫觴於神學院的教育時，使得神學院也會越來越脫離教會而漸有獨立發展的趨勢。即使是後來離開了自由化的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梅欽，他創立的改革宗神學院的重鎮——威斯敏斯特神學院也是如此。它雖然仍然保留著極為正統而卓越的神學學術，可是在與教會的結合方面仍然不盡如人意。無論如何，神學院脫離教會獨立發展的傾向的確給神學教育帶來了危機。

二、神學教育專業化的影響

教會把傳道人委託給神學院來培養，如同家長把孩子交給學校去培養一樣。在孩子的成長當中，到底是學校負有主要責任呢，還是家長負有主要責任呢？最近社會上出現了很多家長因為不滿學校的教育，把孩子帶回家自己教育的現象。這種現象引發了不少爭議。持贊成態度的人，同感於學校教育的僵死與墮落，對這些家長獨自擔當起孩子教育責任的勇氣表示讚賞。持反對意見的人，則認為孩子必須是在社會化的環境中，有系統地、完整地接受教育。事實上，這樣的爭論同樣也會發生在教會和神學院之間。教會不滿神學院過分重視知識，忽略敬虔，因而不再信任神學院，甚至連帶著對神學的否定，轉而走向了一種師徒制的培養模式。但神學院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個種類，它所能完成的任務，不是幾個人能單獨完成的。在中世紀乃至於近代社會，神學院擔負著為教會培養領袖和精英的責任。現代社會的高等教育在普及教育的同時，仍然承擔著精英教育的弁鉬P責任。如果神學院的使命是為教會培養牧職人員，那麼其精英教育的弁酮O無可非議的。而精英教育不同於師徒制的經驗化的教育，它必須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地學習，讓知識成為個人所擁有的工具。

因此，高等教育的發展是伴隨著現代社會的崛起，尤其是現代化進程中專業化分工這一特點，帶來了高等教育的專業化。神學院教育的興起，也同樣開始從教會的教育體系中漸漸脫離出來，成為一個專業化的相對獨立的教育體系。神學教育的專業化改變了教會的精英教育的模式。精英教育的通識教育的特點以及綜合素質教育的特點，由於專業化的影響變得越來越難。各門學科的知識迅速增長，導致了一個人即使在他的專業內也很難通曉與他專業有關的各種知識。專家，意味著他最多只能站在一個針尖上，更遑論跨學科的學習。這樣，不僅神學教育的專業化帶來它與教會的脫離，神學學科的專業化也加劇了不同學科神學教育之間的不相往來。因此，神學院培養出來的精英越來越多體現為針尖般的深入，而非基於通識教育所具有的博大精深。這自然帶來教會與神學院之間更大的距離。就這一特徵來說，現行的神學院教育模式帶著濃厚的工業化社會的特徵。工業化的特徵就是通過專業化實現流水線式的大規模生產。對於神學教育而言，大規模生產帶來的結果是神學知識的激增，但是培養了多少稱職的牧者則變得難以估量。因為，一個具有正相關性的事實還包括了神學教育的專業化也伴隨著自由派神學家越來越多地進入神學院的講席。

三、神學院教育的新現實

被譽為現代管理學宗師的彼得‧德魯克認為，一個組織所製定的有效策略，每過一段時間後應當進行檢驗。要看原來導致那個策略奏效的環境和前提是否仍然存在。如果那個策略的前提條件已經改變，那麼即使它在過去為組織帶來了很大的央A也仍然要改變，因為前提和環境已經改變了。現行的神學院教育模式經歷了從農耕社會和工商社會的師徒制和修道院體制轉向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化社會所有的專業化教育的轉變。它不僅多次帶來了神學的複興，也帶來了教會和社會的複興。

然而現在教會和神學院的環境開始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正在從工業化的現代社會轉變為信息化的知識社會。人際關係的結構與模式也開始從工業化的線性結構轉變為網絡化、生態化的結構。教會、神學院以及各種專業化的基督教機構開始形成一個生態系統。一個教會的信徒，不僅聽教會牧師的講道，他也在網上瀏覽別的宗派的牧師的文章或視頻，他也可能和另一個教會的信徒一起參加一個機構的基督教親子教育。不同的教會、機構和神學院之間開始形成一個複雜的交互關係，並且這種關係已經難以通過一個單純的禁令，來阻止信徒們活在這個生態網絡中。在這個生態網絡中，單個組織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小，生態系統的整體狀況對個體的影響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一個單個的個體也容易突破他所在的組織的局限對整個系統產生更大的影響。它使單個組織不容易控制，但也打破了專業化所帶來的「老死不相往來」的限制。教會將回到她更為本質性的特徵中，那就是教會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存在。神學院、建制教會、各種機構都是這個生命共同體的一部分，它們越來越需要彼此搭配才能發揮各自的用。專業化帶來教會與神學院的分離將因為一個更大的教會生態系統的形成被克服，教會與神學院將越來越難以獨自發揮用。而這樣一個生態系統能否健康發展，則越來越取決於領袖們的影響力和領導力，而組織結構中剛性的約束力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得以發揮。教會與神學院不但要有意識地引導和建造自身所在的生態系統，也要對這個系統中所表現出的新領袖要有敏感度。正如DA卡森、提摩太‧凱勒、約翰‧派博與柴培爾等形成的福音聯盟一樣，福音神學的學術性力量透過救贖主教會的植堂實踐，透過柴培爾等人的教牧實踐中不斷發展。他們一起不但開始塑造一個大範圍的福音派教會的生態系統，而且呈現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拓展態勢。在這個沒有隸屬關係的聯盟中，彼此的學術、生命、教會卻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且正在塑造著其他地區的教會領袖。

另外，引發社會結構改變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新科技帶來的改變。正如加拿大的麥克盧漢所說，改變中古時代大學的並不是文藝復興，而是印刷術。在15世紀和16世紀，印刷書籍曾受到學校老師的強烈排斥，直到耶穌會士和誇美紐斯在17世紀以它為基礎創辦學校之後，才獲得勝利。同樣，網絡與電信的發展在21世紀也會成為教育的高科技，會對教育和學習方式產生深刻的影響。現在的學生到學校上課很容易感到失望和沮喪，因為這些學生所期待的教學能力遠遠超過大多數老師所能提供的。學校日益被迫使用網絡、計算機、錄像帶等，教師將逐漸成為監督者和指導者——也许會像幾百年前中古時代的大學教授所扮演的角色一樣，未來教師的工作將是輔導、領導、以身作則、鼓勵學生，而不再是教書。

這樣神學教育已經不單是誰來教育或教育出什麼樣的人的問題，而是要思考教會這個生命共同體在一個新的網狀生態結構中，他的牧職人員會是怎樣產生出來的，這樣的牧職人員是什麼特點等等。但無論如何，教會中的牧者與神學院的教授將會是一個更為緊密的領導集體，這個領導集體自身就是一個更微小的生命體單元，這些學者型牧者或牧者型學者們將通過神學教育、牧會、和社會工作的創新塑造整個教會的生態系統，發揮著領導的作用，而教會新的牧職人員將從他們所塑造的這個系統中被培養出來。

作者「獅亞」為中國某神學院應屆畢業生

本文轉載自《教會》2013年7月总第42期(https://www.churchchina.org)，原題為《神學院教育的新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