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獨一神到泛神

常聽人說，中國古時不相信有神（上帝），或中國文化中沒有神的觀念；近百年來西方傳教士將基督教傳入，國人始知有神。他們引用孔子的話作為佐証：「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孔子一生的確多言人倫道德，鮮言生死神靈，但他信神、敬畏神，而且相信神是有位格的。弟子顏淵死後，孔子說：「噫，天喪予，天喪予。」這樣的感嘆詞說明，在他心目中神是有位格的。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很虔誠。論語子路篇記載，「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孔子曾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予欲無言。」（論語?陽貨）意思是：天不說話，只在做事；天創造並控制宇宙，運轉四季，生長萬物；他（孔子）要效法天，不說話，只做事。孔子更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這句話所指的道，顯然不是他平日所講做人處世的「仁」道，而是永恆之道或永生之道。孔子認為，得到這樣的真道，死而無憾。

從古籍可見，古代中國人所認識的神是有位格的，稱之為天或皇天。例如，《詩經》大雅皇矣篇說：「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說，神統治宇宙萬有，非常關心人民的生活情形。這樣的神顯然有位格。《書經》伊訓篇說：「惟神不常，作善，降之百詳；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也說到神的創造：「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詩經?周頌）以上古籍的描述，雖不如舊約聖經詳盡和準確，但足可証明古代中國人是信神的，而且是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獨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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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中國人也談「道」。比孔子年長二十的老子（李耳）認為，道是宇宙之本，萬物之根，人類之始，運動之理。人既生於世，就應當享受真正的幸福；而真幸福就是保有或恢復自然的本性，清靜無為，暢達生長。自然的人生是道德的，後天的虛偽就是邪惡。人順乎自然，便可成為至人。老子似乎隱約意指，「道」是有格位的神。可見中國古文化十分接近聖經的真理。

再如孔子言「仁」，孟子言「義」，和聖經所說上帝的慈愛和公義也非常符合。所以，中國的倫理學也和基督教頗為接近。

孔子雖信神、敬畏神，但他也把神推遠了。因為他認為，神已唾棄終日思念罪惡的世人，所以他並不教人向神禱告，也未教人祭祀神。孔子退而求其次，以他所知的神之道教導人，即孝弟忠信。最終孔子成為受人崇敬的人文主義者和教育家。他的六藝教育理念是「禮、樂、射（軍事）、馭（體育）、書、數（數學科技）」，想以教育和倫理道德來為世界維持和諧與秩序，期待逐漸能進入大同世界。他的人生觀是入世或現世的，他周游列國，盼望能得到國君的重用，好實施理念和抱負。可惜最終未能如願以償。

一百多年後的孟子，聲稱是孔子的弟子（學生），發展先師的思想。他也相信有神，但似乎不如孔子虔誠。他提出四善端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孔孟倡導的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歷世歷代思想和文化的主流，講究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先人後天（神）；強調自我約束和自我提昇，一切以個人為起點。其中鮮少有關於神或尋找神的論述。

儒家認為，一切由天（神）而來，所以敬天；因為崇德，所以尊敬先賢；因為追孝，所以祭祖。可惜，孟子的「性善說」和祭祖，卻成為基督信仰不能在中國廣被接受的兩大阻力。

聖經宣稱，人原本是按神公義和慈愛的形像造的。由於始祖亞當和夏娃悖逆，後世子孫出生時本性已被罪轄制，不能自拔。只有神才能拯救墮落的人。然而许多中國人由於相信「性善說」，下意識地不能接受基督信仰的「原罪」說。其實原罪不是指作奸犯科的罪行，乃是指人偏離神公義和慈愛的形像。不過，這個信仰的障礙，在中國現今已然減弱。經過十多年人間大悲劇的文革浩劫，中國人還有多少仍相信傳統的人性本善論？

論到追孝，聖經十誡的第五誡就要人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埃及記20:12）「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久。」（以弗所書6:13）由此可見，基督教是極重孝道的。但中國人的祭祖令來華的外國傳教士無法接受，成為雙方不能溝通的大難題。不祭祖的華人基督徒常被罵為「數典忘祖」（忘本）和不孝。其實，父母祖先當然應該記念，但不應該敬拜他們，或祈求他們保佑。除了祭祖一事，基本上上孔孟思想和基督信仰是共通的。

秦漢以前，儒生文士只以孔孟之道教人，講求用 「內在超越」的途徑來自我提昇：自我努力、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養自己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成為內聖外王的理想人物。然而結果自我被擴大，以至看不見神了。秦漢之後，尤其自從董仲舒提倡「天人合一說」和「天人感應說」，表面看來，好像神被拉近了，事實上，崇尚陰陽的董仲舒巳把儒家思想改頭換面，推崇帝王，神化其統治權；董仲舒又接受「讖緯」之說。國人不再像孔子相信獨一的神，而逐漸趨於泛神。

「讖」本是方生術士的手段，用詭秘的隱語、預言，作為神向人昭告吉兇禍福、治亂興衰的圖書符錄。自漢武帝劉徹以降，皇帝都說自己是 「天子受命於天」或是 「受命之君」。「緯」是漢儒（以董仲舒為首）為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假托神意而曲解儒家經典，把它們說成是神的啟示。它與讖相需相用，狼狽為奸。緯借助讖的神話怪論而確立， 讖通過緯而在思想上正統化，成了正學。東漢初年，更堂而皇之地被稱為 「內學」；原本的經典反被稱為 「外學」。被董仲舒獨尊的儒學，早巳非復當年的儒學了。

從泛神到無神

讖緯之學對東漢政治、社會生活與思想學術均產生重大影響，到東漢末年漸衰。由於讖緯可以被人利用，來散佈改朝換代的政治預言，統治者逐漸認識到其中的危險。魏晉以後屢加禁止，隋煬帝正式禁毁。之後，讖緯之書大量散失。讖緯充斥着濃重的迷信色彩，註定不能與儒家經典同時並行，很快就從經學中被分離。可惜的是，其中所包括天文、曆數、地理等古代自然科學的知識，亦遭到忽視。

隨著讖緯學的破產，繼之而興的是佛、道思想。儒家不屑論「怪力亂神」，又重現世而不正視「死」，在這些方面，佛教提供的理論頗具吸引力。中國人對鬼神只講禍福，佛教則把輪迴報應與之連在一起；如今輪迴觀已深植國人心中。另一方面，為使儒生等知識分子容易接受，佛教在中國特強調「眾生皆有佛心」的「心性論」，以與儒家內在超越的思想契合。唐代雖有许多儒家學者排斥佛教，卻仍肯定其心性論。

漢儒治經，重點在名物訓詁，宋儒則重義理的探求，並兼談性命，因而有理學之稱。宋代理學興起的原因，可分為外來的影響和内在的變化兩方面。外來的影響就是在無形中受到佛、道教的影響，尤其是禪宗「明心見性」之說影響最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現實社會的倫理綱常為主，缺乏哲學的推理系統，難以滿足好學深思的人。因此，唐代的儒學雖得到政府倡導，實際影響卻遠不及佛學深遠。宋初學者針對五代的混亂，為挽回世道人心，再度提倡儒學，並為了能與佛學相抗衡，特別著意於儒家思想「形上學」體系的建立。同時，亦吸收道教中關於宇宙本體的概念，作為建構理學「宇宙論」、「本體論」的內容。但理學家著述立論的目的依舊在於救世濟民，建立完美的社會，因此仍以倫理為主。而儒、道、佛三種思想揉合的結果，便是理學。

內在的變化，就是儒家思想本身產生變化。自兩漢至隋，儒學已由孔孟之學變為經學，有違孔孟遺意，捨本逐末。到韓愈作「原道」，儒家思想開始轉朝新的路向，鄙棄漢儒瑣碎的訓詁、章句之學，專究修己、治平之道，著力於做人的工夫，而形成宋代理學的興盛。同時，君主的提倡亦非常重要。宋太祖立國之後力圖挽救頹風，提倡文教，獎勵儒學，力崇實踐，專事修養，士風為之逆轉，進而助長了宋儒強調身心修養的理學。加以宋代科舉考試又以孔孟學說為本，更促成理學的發達。

理學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和程頤兄弟。至朱熹集大成，建立了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提出 「理」先於天地而存；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與朱熹對立的陸九淵（象山），則建立了主觀唯心主義。他的學說主要有兩點：第一，認為 「理」是人心所具有的，內容就是 「仁、義、禮、智」──繼承孟子「四端」學說。第二，認為 「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簡單直截，易於求。

陸九淵推崇懷疑精神，他說：「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又說：「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他看重獨立精神，反對盲目依傍：「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他反對迷信，主張「凡事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這一切對後世學習有啟發作用。而陸九淵既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可見他已傾向無神論。

到了明朝中葉，王陽明（守仁）繼承陸氏「心即理」之說，主張人心是宇宙本源與人世間的唯一道德準則。換言之，離開了心，便無宇宙、天地、萬物，甚至鬼神。因此，王氏提出「心外無事，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觀點；他認為萬物皆存於我們的心中。他又提出「致良知」之說，要人去除私慾的蒙蔽，恢復良知的本來面目，並把它擴充到底。

王陽明重視身體力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必須要躬行實踐，才能成其學，這就是他的 「知行合一」 說。

綜觀王陽明之學說，著重於經驗的磨練，能摆脫舊思想的束縛，使人充分發揮個性，且精簡直截，易入人心，所以能支配社會思想而盛極一時。他過世後，學說更為盛行，成為明清時代學術思想的主流，影響政治、社會，甚至人們的神觀。顯而易見，王陽明是一個無神論者。有人說，如果王陽明生於今日，多半是新紀元運動者。

從無神到三位一體神

要中國人重新相信神的存在，有人曾提議復興中國固有文化，像歐洲中世紀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不僅重新回到希臘、羅馬文化源頭，還對希羅文化有所修正和創新。在復興中國固有文化時，如何修正和創新，是極為複雜的問題。所幸三一神向中國人啟示自己，不是藉由復興中國固有文化這條路，而是使用新教（更正教，即基督教）的傳教士。

基督教叩擊中國大門，歷史上前後共四次，前三次都因不同的緣故而中斷失敗，即唐朝的景教（聶斯脫略派 Nestorianism）、元朝的也里可溫教（蒙古語，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明末清初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中，最著名的是耶穌會的利瑪竇。他按照使徒保羅的原則，「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哥林多前書9:22），努力使自已的衣著、生活習慣中國化；學習中國語文，熟讀古典經書。他翻譯西書，把天文、地理、數學、醫藥、科技、甚至槍炮製作技術都介紹給中國，深得朝廷重視。利瑪竇以中國學者的身份和士大夫、政府官員結交，取得成，在他之後亦有天主教傳教士被清廷重用。但後來羅馬教廷和清廷為祭祖問題產生禮儀之爭，迫使愛好西學也接受耶穌的康熙皇帝下令，命傳教士遵守中國禮儀。繼任的雍正皇帝對天主教並無好感，下令禁教，毀掉清初傳教的大好情勢。

第四次來華的，是清末的天主教和新教。十九世紀，歐洲新教徒為遵奉主耶穌交付的「大使命」，高度重視宣教工作，派遣大批捨身奉獻的傳教士到尚未聽福音的地方去。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是由倫敦差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派的傑出傳教士。他於1809年9月抵達廣東澳門，但由於雍正皇帝的禁教令，無法進入中國，只能留在葡殖民地澳門。他努力學習中文，盡力與中國人打成一片。他在澳門、廣州等地工作27年，直接傳福音的效並不高，只帶領了十人入教，包括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他翻譯聖經，名為「神天聖書」；編寫華英字典「五車韻府」，成為日後宣教士和其他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工具，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貢獻；他還興辦學校，開展醫療服務，印行報紙宣揚教義並報導社會實況，可謂中國現代化的推手。他在中國所做培土的工作，讓後來的傳教士們能夠播種和收割。

小結

十年文革浩劫後的中國人，生活在無神論的社會中，欺騙、污穢、貪瀆已是見怪不怪，幾乎人人都感到生命空虛、空洞。有人追逐色情、娛樂，而更多人尋找信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督徒人數迅速增加，城市知識青年信基督的比例更高，令人欣喜。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宗教藍皮書的統計，中國基督徒有2305萬，天主教徒300萬。另有學者或團体估計，中國基督徒高達7000萬到1億。可是也有人認為，中國信仰基督宗教的人不及總人口的2%，即2600萬以下。無論如何，基督教在中國社會扎根已是事實，縱使有外在壓力，仍能繼續存在和發展。只是如何把信仰的根札得更深更穩，使福音能臨到更多人，仍是亟需面對的問題。

基督教神學（特別是人性論和宇宙論）如何和古老而有包容性的中國文化會通，也是必需討論的課題。當年的基督教若沒有學習並吸收希臘哲學，就不會有現今的神學；同樣，今日基督教神學也需要和中國文化會通。

基督徒當然始終應當以聖經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準則，以耶穌基督為唯一的救主；在堅持基要真理的前提下，還要能夠謙卑地吸取各家之長，更好地認識、表達、實行聖經中所啟示的真理，從而更新中國文化之不足。我們復興和更新中國文化的目的，是讓中國文化的「土壤」更宜於基督信仰的茁長，讓神的救恩遍臨神州大地。

（注：本文轉自《恩福雜誌》2014年1刊，經刊主蒙允後轉載，作者曾任加州大學物理系主任，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