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青少年工作者、前突破机构总干事梁永泰博士 专访系列 三之三》
在社会动荡敌我分化的香港，教会媒体除了传递资讯分析时事，还担当甚么角色？资深青少年工作者、前突破机构总干事、现为恩光书院院长梁永泰博士接受本报专访表示，教界媒体具有五种角色，并鼓励教会走出自保心态，述说中国故事来打破敌我对垒之分。
记者：在反送中的运动上，您认为教界的媒体包括教会报刊、网站的表现如何？
梁永泰博士：在动荡的社会，媒体扮演几个角色。
第一："资讯"，用来传递最新消息。第二："醒觉"，让人知道根本的转变是什么，特区政府经过《逃犯条例》修订事件，在大是大非的议题需要足够的咨询，警察不可能长期在前线做磨心，政府需要与市民打好关系。第三："中港不是矛盾"，不单是隶属的关系，中央政府不可以只说拥有最终解释权，便事事关心，必须信任香港人有不同声音发声权。第四："集体医治"，媒体在大是大非时代带来集体的哀伤和医治的作用，教会透过诗歌就是一种例子。第五："平台"，媒体是一个平台给我们抒发感情，包括愤怒、异见，对话也需要平台。
教会的媒体在表现上可多作为。例如邀请政府人员、港澳办官员、年青人、不同党派、论政团体、外国领事馆人员组成七人代表，论政治议题，不只局限在蓝营或黄营。
教会除举办祈祷会和分享会，可以另类媒介传递对社会信念，例如创作诗歌、戏剧舞蹈、艺术展，举办"恶梦展览"青年人在此表达他们的想像，媒体创作可以有无限的想像。电影《十年》就是好的例子带领社会预感危机。说到诗歌，现时基督徒的诗歌贬值只剩下敬拜诗，敬拜只是其中一类，基督徒在大众媒介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又被人政治化。
因此教会媒体可多创意和创作，这些都没有政治代价何乐而不为？
此外，教会媒体也要多述说中国的故事，还有美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世界的故事。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挣扎与神学反思。
记者：中国故事包括哪些范畴呢？
梁永泰博士：中国故事有三方面可以述说。
第一，古老的文化。今天中国面对现代社会，如何从昔日的文明、古代文化适应现代，本身已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第二，从贫穷观点切入。中国从一穷二白、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直至今天，50年完成脱贫、脱盲是很大工程，教会媒体除了批判，亦要给予正面报道。
第三，中国怎样在世上有说话权。不单是经济，中国怎样在世界上表现其文化，例如中国小说，研究作家莫言、高行健的小说很有价值，这方面可以多作报道。
香港教会的文化比较偏颇，围绕著政治宗教打压，或是靠边站不发声，很少在批判中有欣赏、接纳中有警惕。香港教会的文化很两极：自高和自卑，处于敌我之分。
记者：教会媒体如何帮助教会发声将和解带到社会？
梁永泰博士：不要一步到位大和解，旧约也有暴力和战争，不要假设某一些政治形态就是属于基督，某些就不是。媒体要给人多元发声的空间，不一定开始就说和解、和平、和谐，可以将不同声音并存吗？七版报纸七种不同声音平排，对一件事情发声，在复和之前需要给人有充分的发言机会。
还要了解各人的悲伤给予认同，给他们盼望，这盼望是在基督里面，也是我们共同的努力。
对年青人要正面，对建制要有怜恤之心、对警察要透视内心，警察不是拥有绝对权力，他们的内心都真空虚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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