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近日與專家及傳媒工作者評選的50名近代對中國影響深遠的外國人中，四名西方傳教士赫然上榜。值得注意的是，四人雖為傳教士，卻不在宗教上對中國造成直接的影響，反在醫學、教育和社會改革等領域上為中國帶來極大的貢獻。四人依時期排列分別為嘉約翰、丁韙良、李提摩太和明恩溥。

嘉約翰(1824—1901)對西醫傳入中國有不少貢獻。他是最早來華的傳教醫生之一，一生「戰蹟彪炳」：除在廣州創辦了中國最早的教會醫院—博濟醫院外，還設立了西醫學校培養第一代「西醫大夫」。他曾因西醫不被一百年前的中國社會接受而被指為「巫術」。《時報》評述員丁剛認為他的「傳教士的執著精神」是令他能在中國社會上生存原因之一。

《時報》稱美國來華傳教士丁韙良 (1827—1916) 「在中國近代教育的醞釀和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他在當中國的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成立時被光緒皇帝任命為首任校長，然而他對中國的影響更在於他曾在該校開學時在中外來賓面前向中國的孔子鞠躬致意。評述員李輝認為，正是這個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視為「背叛神」的舉動令他得以融入中國，成為中國教育的一份子。

來自英國威爾士的傳教士李提摩太 (1845—1919) 則在社會改革及文化層面為中國帶來不少影響。《時報》評論員黃晴描述他「對晚清一代開啟民智、睜眼看世界有重要影響」。他主持外國人最早在華創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20年之久，出版過十數種報刊，推動著名的「維新變法」。此外他亦被評為維新運動的「精神導師之一」，並對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業、現代學校、宗教、賑災、國際貿易的發展都影響重大，被國人視為「傳教士大軍在中國的正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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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位影響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為明恩溥 (1845—1932)，他來自美國公理會。《時報》評論員李輝對他讚譽有加：「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恩溥的明智和遠見愈加令人信服。作為一個美國傳教士，他熟悉中國的國情，了解中國民眾的生存狀況，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當的方式影響中國的未來。」他對中國的貢獻包括在1908年推動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半數，作為資助中國的興學及資助中國學生在美留學資金，打開中國學生赴美的大門，幫助中國年輕學生走向世界，培育不少優秀人材回歸貢獻國家。此外他亦推動建立北京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可見他的影響不單單在教育上。評論員李輝認為他更影響了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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