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檔案
楊小凱開創出新興古典經濟學派,被視為最有潛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人。1986年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大師詹姆斯.布坎南讚譽他為「當今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
1948年 出生於吉林
1966年 就讀於湖南省長沙市第一中學,捲入文革
1967年 寫「中國向何處去」,次年被捕,判十年勞改
1978年 出獄,次年在湖南邵陽新華印刷二廠任校對
1980年 借調北京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1981年 與吳小娟結婚
1982年 在武漢大學管理系任講師
1983年 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經濟學博士
1987年 在耶魯作博士後
1988年 到澳大利亞墨爾鉢的莫納什(Monash)大學任教
1993年 當選為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
2004年七月七日因肺癌去世,享年五十五歲
「第二天我醒來時,不敢相信自己是關在一個動物園籠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確認了這一點,心中馬上被一種沈重的感覺所壓迫。嚮往一般人行動自由的感覺開始變得越來越強烈。每天早上醒來時,那種心上壓著石板一樣的感覺越來越令人痛苦……」(註1)
一九六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初始,不滿十九歲、愛國熱情澎湃的楊曦光(楊小凱的原名)捲入運動中,次年寫了「中國向何處去」傳單,油印八十份,散發出不到二十份。當時這類紅衛兵小報之類的傳單滿街都是,但不久政風倒轉,他因該文而被點名批判。事隔約二十餘年後,他寫了《牛鬼蛇神錄》一書,提起初入獄的感受,仍彷彿昨日。
Like Us on Facebook
十年監禁、勞改的烙痕,跟著他一輩子。後來移居國外,得了博士,作到教授,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享譽普世,但黑獄折磨的沈重與驚恐仍積澱在他心靈的深處,不時成為冷汗淋漓的夢魘。(註2)一九八五年,在寫博士論文的同時,他利用夜晚記述懷念的獄友,其中有不同政見的政治犯、反對人士、國民黨官員、企業家、宗教信徒、強盜、小偷等。《牛》一書被推崇為描述那時代最富洞察力、文筆極出色的作品,而該書最後一句話為:「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囚禁的精靈在一起。」
黑夜裡的摸索
這些囚禁的精靈,在「號子」裡等候判決的期間,成日待在狹窄氣濁的斗室,經常餓得發慌,靠紙片和飯粒作成的象棋和樸克打發時間;在勞改隊裡,白日幹大量的體力活,夜晚有時還要挨批鬥。雖然置身如此深沈的黑夜,有自主思想的人卻不會輕易放棄覓索。社會的問題未解、自身的冤屈未雪,不甘的靈魂無止息地在尋找答案,探求出路。
年紀輕輕的楊曦光在被關進「左家塘」看守所之後,心思並不停滯,依舊不斷琢磨如何化解社會的混亂。他回憶道:「我通過左家塘複雜的『電話系統』向陳老師借《資本論》,不久,三卷《資本論》就通過送飯的犯人之手轉來了九號。……最初給我的印象相當好,……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後,我卻發現勞動價值論毫無道理,它忽略了……使用價值。看完《資本論》,我不知為什麼,心中期望未來的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有三個念頭,一個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個是把分工問題揉合到價值理論去,第三個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後來我在勞改隊沿著這個思路寫了一本經濟學筆記。」(註3)
暗中和一些獄友深談,拓寬了他的視野。寫「中國向何處去」時,他尚是個幼嫩的理想主義者,然而政局快速的變異讓他感到幻滅。在痛苦的禁閉中,他失去了對「好壞對錯」的關心,認為價值標準的判斷會隨著歷史而變化,眼下最應當關注的,是如何適應環境而生存。但是有一位受到尊敬、被稱為「舵手」的獄友前輩,一次卻嚴肅地對他說:「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實在是非常殘酷,很多知識分子因此信奉一種純客觀主義,不相信這世界上有什麼真正的是非善惡,認為這種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種真正的罪惡,這在歷史上一定會成為公認的定論,這是客觀真理,不是隨意性的主觀判斷所能改變的。」(註4)
由於寫「中」文時,楊曦光尚未成年,因此得免死刑,只需勞改。在聽到判決之際,他的情緒反應十分激動。「等我冷靜下來,我開始盤算怎樣在勞改隊中越獄逃跑。……也许我必須下決心學會扒竊的本事。」那天夜裡,他向「舵手」吐露心聲,誰知卻遭到勸阻。「舵手」深思熟慮的指出,如果政治局勢不變,他離開監獄後迫害並不會減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勢變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間就會烟消雲散。」「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這一天的,……如果你有這個信心,就用不著策劃逃跑了。」
在以後的勞改生涯中,楊曦光定下心來,奇蹟般地克服困難,歷經二十餘位獄友的指導,自學高中和大學英語及數理等課程,並不斷對經濟問題進行思考。等到踏出岳陽的建新勞改農場,他已有大學畢業生的實力了。
向信仰敞開
一九七八年春天,妹妹來接他出獄。油菜花香,稻田青綠,田野生機勃勃,中國的政治氣候也已經改變了。
他去湖南大學旁聽了一年,然後在一間印刷廠當外文校對,在那裡認識了當時任排字工人的吳小娟。這位提琴精湛、家世坎坷的淑女,一九八一年春節與他結縭,成了他一生的良伴。
一九八零年,他寫出幾篇經濟學論文,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但政審不合格。然而有幾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借調到該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那時他開始換用乳名「楊小凱」。兩年後,武漢大學破格聘他爲講師。一九八三年,他受到美國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鄒至莊的重視,挑選赴美留學。
到了教堂林立的美國,楊小凱卻沒有工夫涉獵信仰。一年後,帶著女兒前來與他團圓的妻子,發現他讀書無分晝夜,非常辛苦。他曾說,「這兩年讀書,比坐十年牢還難。」(註5)
為了學英語,吳小娟去參加查經班,在那裡受到基督徒各方面的幫助。楊小凱雖然沒有興趣參與活動,但對信徒的照顧卻十分感動,「在我們大陸的人看來,這真是無緣無故的愛,找不出一點利害計算的理由。」(註6)
他對基督徒最早的印象,是關在左家塘時。九號監房有一位綽號「李牧師」的天主教徒。文革時公開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樣稀少」。(註7)起初,他以為這人是精神病患,因為他經常早晚禱告,飯前劃十架謝飯。這位三十歲上下的獄友,平時爭著做髒活、重活,每星期自動抹一次地板,還發明一種原始的紡紗機,可織成毛巾來補衣服,為眾人效尤。在判刑前,他向大家說,神已啟示他,「要去最艱苦的地方,……一去就是十數年」。
小娟在美國受基督徒的吸引,經常去教會。在艱苦的求學日子,她因著信徒的勸導,沒有墮胎,生了一個兒子。一九九四年又得了老三。楊小凱極愛孩子,愉快的家庭生活,讓他對信仰多了一份好感。
拿到博士學位、得到莫那什大學的教職、全家到墨爾鉢定居,生活安定了之後,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年中,楊小凱也經常上教堂。當時他存著一種心態,想去研究基督教的社會能,瞭解基督教文明。那段時期他寫了一篇「宗教的經濟學」。
由憲政探究至信仰
後來,在信仰歷程的自剖中,楊小凱說明,他對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於看出基督新教在經濟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註8)一些經濟史學家指出,意識形態與宗教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道德準則,而這些便成為法律制度的依據,經濟表現則為其成果;在國際競爭的環境中,經濟表現又會反饋回來,影響該國的意識形態。政治和法律對經濟發展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卻並非來自科學,乃是來自信仰。而歷史可以為證,凡是以基督新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在經濟上皆成為世界的翹楚。
到海外之後,楊小凱雖然埋首經濟學研究,但對於中國前途的關切熱誠不減。事實上,如何才能振興國族命運,正是他在學術上苦心研究背後的動力。他經常與中國相關人士保持聯繫,也去中、港、台的學府講學。他的妻子回憶,一九八九年六月初,他為中國的改革前景憂心忡忡;四日那天,他在澳洲的家中打開電視,看見報導,抱著電視機痛哭流涕。
可以說,楊小凱探究信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找尋強國良方。一位極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哈耶克曾強調,制度乃是建立在很長期的歷史、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而最有利於自發秩序擴張的意識形態就會勝出。就此而言,基督新教帶來的成,是極值得研究的事。
細究之下,楊小凱分析出幾個基督教讓憲政成的因素,諸如:尊重自由抉擇、愛仇敵、不劃分等級、服事最低賤的人、神的「第三者能」等。按照這些原則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賴,而這正是能夠建立大型企業的基礎。事實上,最佳商業行為的準則亦源自十誡。更重要的是,這些精神能帶來和平的政治秩序,因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遊戲規則,滿足「模糊面紗」的要求,即正反雙方都認為遊戲規則是公平的。新教所導致為對方著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憲政最困難的一點,就是失敗者願意認輸,甘願為了社會而犧牲個人的利益。這些要素促使一個社會能走向不斷擴張之秩序和公正。
楊小凱同意,基督新教是世上唯一能帶來這種社會狀況的宗教。而對像他這樣鑽研經濟學的人而言,這無異於證明了上帝的存在。
跨越理性的踏板
然而,從經濟與社會貢獻的角度看基督教,頂多對它具好感而已。楊小凱坦承,「讓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原是徹頭徹尾的理性主義者,不能接受缺乏科學證據的事。但是,讀了哈耶克的書,卻破除了他固步自封的觀點。哈耶克指出,讓世界能發展的许多重要東西,都不是出於理性;如果迷信理性,這個社會就將變得非常淺薄,永遠長不大。宗教和非理性的東西具有非常重要的能。
經過沈思,楊小凱終於想通了這一點,而且發現,身邊隨處都可以舉出例證來支持。譬如,媽媽愛孩子,這天經地易的事卻不合乎經濟的理性,因為從成本效益分析,媽媽養孩子划不來;可這卻是人類生存的關鍵。又譬如,人說話的本能也是非理性的愛好,就經濟成本和收益而言,這個本事沒什麼利益;但如今計算機的發明,追根究底,與人的語言脫不了關係。
接受了非理性的重要性,楊小凱對於不是根據理性而相信宗教的人能予尊重。另一方面,年事愈長,他愈發現迷信理性往往犯錯。他舉了一個例子:某經濟學家在自己家買賣房子的事上,所作的決策總是虧損,還不如妻子的直覺所作的判斷。
親歷神蹟與真信心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他們的大女兒小溪長了腦瘤。手術前後,信徒們為她的禱告,以及神對禱告的奇妙回應,在楊小凱心中起了震撼。
二零零一年八月底,楊小凱因身體不適,去醫院檢查。九月手術後,確診為晚期肺癌,既無法開刀,做化療也只有短暫的效。楊小凱在病房中醒過來,發現自己不能講話,通過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時誰都救不了他,於是決定皈依基督。他認真地向上帝懺悔,也向妻子請求寬恕。幾個月後,他的病情奇蹟式地好轉。次年二月,他們夫妻一同受洗。一年後,他的生活幾乎正常,不但可以講課、赴中國,還去游泳、打網球,甚至玩帆船。
該年楊小凱作見證時回首分析:「我的第三階段,就是從哈耶克的社會科學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的秘訣。」基督教的教義乃是說明,人與造物主怎樣才能恢復關係,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預備的救恩,乃是關鍵所在。楊小凱指出,一個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是一種「複雜性的理論」,這種關係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其實與基督教所講的「靈」類似。共產黨以「三個代表」來建立黨員之間的關係,其實也需要一種「信」。他體會到,自己的良心、基督徒共同經驗的精神經歷,都是指標,見證這種非理性之「信」的可靠。他和妻子去上了基要教義的課程之後,明白了基督信仰所提供的歷史證據,讓他的信心更加堅定。
在天國相會
皈依基督之後,楊小凱的生命明顯地有了改變。他的妻子見證:「小凱信主以後,對信仰益加虔誠,凡事先謙虛自省,盡可能站在別人的立場替別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難,……總會認真地祈禱,求主寬恕並賜予智慧和力量。他對學生的態度越來越像父親對兒子一樣。」
原來堪稱「工作狂」的楊小凱,經常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一週工作七天。他的成就受到全世界經濟學界的矚目,被認為是最具潛力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經濟學者。就在事業邁向巔峰之際,他的生命竟似乎來到盡頭。楊小凱不諱言,他開始向神禱告,是因為沒有別的辦法,那時「只是說,要上帝救我這條命」。她的女兒也見證說:「爸爸情緒波動很大,一會兒他完全相信上帝會治愈他,另一會兒他又被對死亡的恐懼和絕望所征服。」但是他逐漸開竅,知道相信上帝後,靈魂得救,已經有永生,這是最重要的;至於在世上的年日,無論長短,神都有美意。
二零零四年一月,楊小凱開始低燒不退,醫生認為只餘一、兩個月可活,但他卻又熬了半年。他的侄兒目睹了他們夫妻的信心:「小娟阿姨……宗教是她獲得精神上平靜的途徑。……奇妙的是,這一切沈重的負擔並沒有吞蝕小娟阿姨臉上永恆的笑,那種由衷地、極具感染力、從心底煥發的笑。她知道,笑是她所有最有效的療藥……這是她能給他最好的禮物。小凱叔叔也總是用他那純真而燦爛的微笑回答著她。」
在追思禮拜中,她女兒提及:「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裡,……他期望著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興地想到他會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會和我們在天堂裡重逢。」他的好友,莫納什大學教授Ian Harper教授說︰「小凱辭世前幾天,我坐在他的床邊,親眼見證他內心的平靜與日俱增,不再有對死亡的恐懼。……楊小凱終於在耶穌身上發現了終極真理。」
今年正逢文革四十週年,七月亦是楊小凱辭世兩週年。這位當代傳奇人物的一生,行經了理想的路、苦難的路、求知的路,邁出了封閉的社會,具備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的心路歷程,實堪為不少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細究之下,支撐著他走過來的,是他內心始終點燃的那份熱誠之愛。在黑獄的磨難裡,這份愛沒有熄滅,促使他繼續追求真理,照顧周圍的人。然而,在基督信仰裡,這份愛才找到了源頭。最後,從神而來的愛澆灌他的生命,帶來全人的更新,讓他體會到「在愛裡沒有懼怕」。他已然活在永恆生命的曙光中!
註譯:
1. 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始末」,原載《中國之春》1990:12。
2. 吳小娟:「小凱和我在一起」。
3. 楊小凱:《牛鬼蛇神錄》,「聖人與君子」。
4. 前書,「舵手」。
5. 吳小娟,同前。
6. 楊小凱:「我的見證」。
7. 《牛》,「聖」。
8. 本文有關楊氏信仰的轉折,見楊小凱:「基督教與憲證」及」我的見證」。
(轉載自《恩福雜誌》總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