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西雅圖大學神學系副教授、歸正學院代院長陳佐人博士，就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取消余杰、李柏光訪港培訓一事發表公開信及神學導言「神學無疆界，愛心無懼怕」，敦促中神同工莫忘其為中國而辦的歷史角色，只服膺基督與其真道，盡快公開交待事件之原因及正面回應余杰弟兄的要求。
陳佐人博士在信中指出香港是普世華人福音工作之重地、華人神學教育之重鎮，作爲中國之窗口，其福音使命與中國及海外教會不可分離。他特別強調自己可諒解作爲特區同工，在兩難處境下所面臨的挑戰，但「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12:15)，在衆多中國大陸家庭教會信徒身處苦難時，海外弟兄姊妹對他們的支持責無旁貸
陳博士又以正統改革宗之神學源流，強調神學學術自由的重要性。「正統之基督教神學只有一個效忠之對象，此一個而單一之對象就是上帝啟示之真理，除此以外，全為偶像。因此神學之自由更加是我們所必需捍衛的。故此我所關注的不單是學術之自由，更可說是神學之自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假若能在「不適宜」之情況下，仍然繼續促進神學思維之交流，相信這必成為海內外中國教會良知與志氣上之圭臬。」
以下是陳佐人博士公開信的全文：
神學無疆界，愛心無懼怕
Like Us on Facebook
——一篇神學獨立宣言之導言
這是一封神學信函﹐亦是一篇神學導言。信函是因為這是一封致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與眾同工﹐就中神對余杰先生撤回邀請之事作出回應與訴求。神學導言是因為本文是以立足海外﹐持守正統改革宗信仰﹐衷心關懷香港與普世華人神學教育之神學學者之角度﹐來論述「中神事件」之神學意義。本人是與香港息息相關﹕曾長於此﹐於港牧會與事奉﹐至今亦不斷於此地領會或教學。正如许多主內同工﹐我視香港為普世華人福音工作之重地及華人神學教育之重鎮﹐深信香港是上帝大能手掌中之東方明珠﹐是掌管與主導歷史之上帝所促成與使用之國際化福地﹐正如其作為中國窗戶之歷史角色﹐香港之福音使命亦是與中國及海外教會不可分離。因此香港應與海外教會彼此聯結﹐互相支援﹐構成全球化之福音與神學之盟絡﹐共同為中國福音化之偉大使命獻身﹐完成我們時代的福音與文化之使命﹐等待迎接主基督君王之來臨。
促成我對此次事件之關注﹐及本文之起草與論述是基於三大基礎﹕歷史、現況與神學。
首先是中神之歷史角色。中神於1975年在香港之創校﹐與及中華福音神學院更早於1970年在台北之創立﹐均是普世華人教會之里程碑﹐是曾經教人振奮之事。此兩所神學院之創校特色有二﹕具研究院程度及以中國大陸福音工作為遠象。當時之台港華人教會之領袖(有些仍然健在﹐有些已被主接去)﹐均清楚此共識。因此歷史淵源﹐二校在草創期間有極為密切之交往與合作﹐這些均是現今一般記述所隱去之重要歷史之脈絡。而我們所敬重之唐崇榮博士及已被主接回天家之趙天恩博士﹐均是其中二位直接促成中神成立之屬靈長者。總之﹐中神之獨特點不是一般之神學教育﹐甚至不只是研究院程度之神學教育﹐其特殊性是這是一所為中國﹐為中國教會而辦之神學院﹐故此立校雖在當時之殖民地﹐卻不以香港命名﹐也不以一般性之宗派命名﹐卻普告天下為「中國」神學研究院﹐眾志成城﹐天涯千里。
時為1979年﹐中神創校後四年﹐我因迷戀康德與尼采﹐荒廢學業﹐高考失敗﹐卻蒙神呼召﹐就讀於一聖經學院程度之院校。當時我們一眾黃毛小子﹐目睹一位又一位之中神講師﹐學成歸隊﹐那時香港许多年青基督徒中那份振動與興奮之情景﹐現今仍歷歷在目。但中神創校不久﹐便傳來趙天恩博士之中國研究中心遷出中神之消息﹐作為一位小子﹐心中有點茫然﹐卻又不明所以。當時經常「擅進」中神圖書館﹐飽讀神學經書。還記得那天看見圖書館之搜書卡﹐插滿了一些小紅紙﹐原來是趙牧師將其藏書撤離中神。前朝往事﹐不禁唏噓。執筆至此﹐敬將此拙文呈獻予天父懷中之趙老。
時至今日﹐中國神學研究院﹐在其創校30年之歷史中﹐與全球華人神學學 者有經常性之關係。有不少海外同工曾於中神授課﹐或曾造訪院校作學術交流﹐或經常於學術性與教會界之會議﹐與中神之院長及各教授會面及交流。總括而言﹐许多海外華人教會﹐就是滿佈台、港、東南亞、美國、加拿大與分散歐洲各國之廣大華人信徒﹐均普遍地對中神之創辦與使命寄有異常特別之期望。我們均期盼中神作為研究院水平之華人神學院﹐能繼續保守歷史性之福音信仰﹐及持守中國神州之福音使命﹐成為上帝手中令中國福音化之利器。
其次是基於對現今香港特區教會之位置﹐及對國內之福音事工與及信仰自由之關注。在此我需要首先聲明﹕基於香港為獨特之特區位置﹐我十分體諒香港同工處於兩難之間的挑戰。而事實上基於聖經之原則﹐我們絕對應該靈巧與純良並用﹐避免不必要之對立﹐爭取不敵擋我們的有助之士。因此本人是以誠摯同工之心來起草此文﹐不是拆毀﹐乃是建立﹐並且絕不以居海外之身份﹐以指指點點之口吻來言說。但是關乎基督徒之信仰、言論與生命之自由﹐則是我們應該共同關注的底線課題﹐這是基督教正統信仰之要求﹐亦是改革宗神學之文化使命之所在。更進一步﹐華人教會﹐天下一心﹐並且歷史性聖徒相通之教義﹐遠遠超越國際聯繫之範疇。加上全球化之地域政治因素﹐我們雖身處西方﹐一樣會因為我們之敢言而付上個人之代價。但際此之時﹐我們更加明白「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12:15)之聖言﹐许多中國大陸家庭教會之弟兄姊妹現正在苦難之中 ﹐我們在外的對他們之支持﹐實在責無旁貸。
基於此種聖徒相通之諒解﹐此次余杰被中神撤回邀請之事便使我與一些海外神學學者十分關注。首先本文之焦點是中神﹐而非余杰。基於聖徒相通﹐今次是「中神事件」﹐而非「余杰事件」。但我們並不應忽視余杰這位弟兄﹐事實上我們應繼續為這位弟兄代禱。本年四月余杰弟兄應時代論壇與中大崇基神學院之邀來港﹐许多與他會面之同工均深感他之真誠﹐是一位真以色列人。他勇敢地在香港為主作見證﹐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我們應為這位弟兄代禱﹐求神保守他之安全與平安﹐更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時有長進。同時亦應認定華人教會可以對余杰為家庭教會爭取信仰自由之行動﹐有不同策略上之評估﹐但卻肯定其信仰之真切與其爭取信仰自由之可貴。由改革宗信仰所引發之信仰自由傳統﹐均肯定信仰自由非由任何政權所賜予﹐而是由信徒與教會致力爭取而得﹐並需不斷努力護守﹐以免失去﹐故此基於基督教之信仰﹐即使我們會對爭取之途徑與方式有不同之看法﹐但我們認同爭取信仰自由之價值。
在整件「中神事件」中﹐有许多較人費解的地方﹕本來可能自然了結之事件﹐如港府之拒簽﹐如被邀者主動取消此次訪問﹐均可使余弟兄及其他人無法來港﹐為何中神要如此主動拒絕此次學術訪問﹖在時間性上﹐中神極其迅速地在翌日馬上主動寄上電郵﹐作為一間神學機構﹐應不會在政治上有任何專長之機制﹐而事件現已遠遠超出中神屬下之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所能承擔之責任﹐但至今仍無來自院長室之公開回應(至本文起草止)。為何中神如此果斷與主動地第一時間作出決定﹐難道沒有擔心給人有投第一塊石之嫌疑﹖設若事件不涉及任何一方之政治壓力﹐純粹是中神本身機構之決策﹐那是否有自我審查之嫌疑﹖不論事件背後如何﹐此次明顯已經產生二後遺症﹕加強了香港以及海外華人教會之「恐懼文化」(culture of fear)﹐令更多同工噤若寒蟬﹐不單不敢說真話﹐特別不敢為中國家庭教會說真話。其次會使國內家庭教會對海外華人教會﹐特別是華人神學界﹐產生困惑﹐甚至是失望。為著中國與海外華人教會﹐希望中神院長室能盡快公開詳盡地交待此事﹐重點不是事件之過程﹐而是原因。重點不是消解﹐而是承擔﹐務必維持海內外中國教會聖徒相通之屬靈支援的關係。最後我深信中神之各教授與學生均與此事件沒有關聯﹐希望他們能夠在此非常時機中﹐同心關懷學院。
最後我與一些同道之關注是建基於正統基督教之神學信念。其神學源流﹐上溯加爾文﹐下達威斯敏特神學院之梅欽與范泰爾﹐我一直深深景仰威斯敏特神學院為純正信仰而戰﹐出走自由派普林斯頓神學院之神學性勇氣。中神自院長至教授﹐均有威斯敏特之校友﹐自然應明白其中精神。470年前﹐加爾文於內外交困之日子﹐在瑞士古城巴塞爾疾筆成書﹐完成了改革後之首本基督教系統神學之巨著﹐還將此書題獻給法王法蘭西一世。表明基督教神學從來就是政治關懷之神學︰猶斯丁之神學如是﹐奧古斯丁之神學如是﹐路德之神學如是﹐加爾文之神學如是﹐蘇格蘭諾克斯之神學如是﹐法國胡格諾派之斯邁爾斯之神學如是﹐荷蘭之凱波爾之神學如是﹐美國威斯敏特神學院梅欽之神學如是﹐卡爾巴特之神學如是。信仰之最大值為其抗拒性。基督教神學關懷政治﹐因為聖經一貫之教導是要我們堅守主基督是「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弗1:21)﹐另一方面﹐我們又要謙卑地為一切掌權者「懇求、禱告、代求、祝謝」(提前2:1-2)。加爾文在其題獻中說到那時法國之胡格諾派基督徒﹐被誣告為「破壞秩序，傾覆政府，擾亂人民治安，藐視國家法律」﹐結果「我們當中有些人，正是因為這個指望而被拘禁，有的受鞭笞，有的被恥笑，有的被放逐，有的受殘酷的刑訊，還有的漂泊逃亡。我們都是在極端的困惑中，遭受可怕的咒詛」。這是不是現今中國基督徒的寫照嗎﹖至於一般教會光景則是﹕「可憐的被藐視的教會…或被放逐，或受威脅摧殘，噤若寒蟬」﹐這是不是現今一些香港與北美教會心聲之寫照嗎﹖至於任何敢言者則必被孤立或被拒﹐加爾文亦道出了许多同工之心聲﹕「雖然我和別人同樣愛慕家鄉，但在目前情形下，我並不以遠離家鄉為憾。我是為一切信徒辯護，因此也是為基督的真理辯護」。最後我們都與加爾文共同認信與宣告﹕「我們誠然將如在屠夫面前待死的羔羊，而陷于極端的困難。但我們仍將鎮靜忍耐，等待主的權能，來到我們當中；毫無疑問，那權能一定會出現；他將拯救我們這一批可憐的人脫離苦海，而且懲罰藐視我們的壞人」﹐並且「我們是尊萬軍之主為聖，我們決不畏懼」。
基督教神學自古為眾知識之王后﹐具有重要之歷史文化地位。而正統改革宗神學更是帶有文化使命感之神學﹐因此更加需要力保神學之學術自由。正統之基督教神學只有一個效忠之對象﹐此一個而單一之對象就是上帝啟示之真理﹐除此以外﹐全為偶像。因此神學之自由更加是我們所必需捍衛的。故此我所關注的不單是學術之自由﹐更可說是神學之自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假若能在「不適宜」之情況下﹐仍然繼續促進神學思維之交流﹐相信這必成為海內外中國教會良知與志氣上之圭臬。回顧教會歷史之長廊﹐直至二次大戰迄今﹐许多教父與現代神學家均在風雨飄搖中草書信條宣言﹐力陳基督教之教義﹐作出挑戰時代之神學告白。今天我們亦需要起草一份「神學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ological Independence) ﹐以表時代之見證。
神學之自由表彰於神學之獨立性﹐獨立於人間一切的權勢﹐只服膺基督與其真道﹐單單認信「上帝之道永遠長存」(VDMIA)。勇敢對世界說「不」之神學﹐必定為受苦之神學﹐為基督之名受苦﹐與肢體「為福音同受苦難」。苦難與使命緊緊接連﹐正如當代基督徒文學家路易斯指出﹐最清澈地見於古羅馬詩人維吉爾之首行詩︰「這位以虔誠著稱的人﹐驅使他經歷無數災難」。受苦是正統神學之印記。神學家必需認同受苦中之教會﹐學效使徒保羅之榜樣︰「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提後 1:8)
至今我們應切切為余杰一眾之主內弟兄代禱﹐執筆至此﹐更自覺有點在奢談學術與神學之自由。歷史性改革宗之基督教神學必以言論、信仰與生命之自由為底線﹐我在此呼籲華人教會之廣大弟兄姊妹同心懇切地為他們禱告﹐祈求大能而慈愛之天父保守他們。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正如古典西方之神學史﹐中國之神學大業是一條崎嶇漫長之路﹐而其中之主角是一個個真實為神而活之華人信徒。我們作為神學教育者﹐只不過是以第二層次之思維﹐來為神州理舊彊。願我們共同奮進﹐持守純正之中國神學﹐忠於聖經﹐忠於啟示﹐忠於教會﹐忠於歷史。
最後希望中神能盡快公開交待事件之原因﹔並正面回應余杰弟兄之要求。謹在此期盼分佈全球各地之華人神學學者﹐繼續以真善之意來關注中神之發展﹐亦為中神禱告﹐使其持守不變之使命與正統信仰﹐訓練合乎時代與合乎神心意之工人。
陳佐人博士
美國芝加哥大學神學博士
美國西雅圖大學神學系副教授
美國歸正學院代院長
Dr. Stephen Chan
Ph.D. University of Chicago
Associate Professor, Seattle University
Acting President, Reformed Institu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