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逾12億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已故教宗方濟各以其簡樸親民的形像贏得「人民的教宗」美譽。然而，在墮胎、變性、難民與倫理等社會議題上，他一再採取「包容」路線，引發部分保守派批評，甚至認為這種立場動搖了教會的神學根基與全球影響力。
近日，旅美華人牧者陳佐人在《詢經問道》節目中發表評論，直指已故教宗方濟各在諸多爭議中「明哲保身」。作為美國西雅圖大學神學系教授，陳牧師擁有深厚的神學背景，曾師從天主教思想家特雷西（David Tracy），並長期在天主教大學執教。他以特有的幽默和洞察力，講述方濟各的生平，甚至調侃美國天主教的信仰困境，稱他們「難以找到信仰的家園。」
在陳佐人看來，教宗方濟各的人生軌跡與神學立場顯得頗具爭議。方濟各本人曾坦言自己並非神學家。陳佐人笑稱，方濟各「神學根基薄弱」，他16歲才成為修士，相較於許多自幼進入修道院的人，他的早年生活更為「世俗」——他熱愛足球、舞蹈，思想活躍。由於學科背景為數理化工，早年主要教授數學，自然難以建立起系統的神學架構。
在阿根廷服事期間，方濟各曾因持保守立場而受到同僚排擠，被迫調往偏遠鄉村任教。具體説來，就是方濟各曾對抗「解放神學」，反對其背後潛藏的馬克思主義傾向與「以救濟窮人為假口號」、實則面向將教會掏空的社會行動，因此受到同儕排擠，被迫離開主流。
方濟各後來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提拔而重新回到主教序列，最終晉升為阿根廷大主教，並在2013年成為教宗。陳佐人稱方濟各是「保祿二世的勝利軍」，當時若望·保祿二世大力整頓自由派神職人員，尤其在美國任命了許多持守傳統立場的主教，形成一批至今仍影響深遠的保守力量。
然而，方濟各在教宗任內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路線。陳佐人批評他在性別、社會、外交等議題上走「彩虹路線」，即傾向自由派、多元文化主義。他認為這背離了若望·保祿二世當年所堅持的教義立場。
此外，方濟各的過去也飽受爭議，尤其是他在阿根廷「骯髒戰爭」（Dirty War）期間的角色。所謂「骯髒戰爭」是指在20世紀70至80年代，阿根廷軍政府實行的極權統治與鎮壓行動。當時，在獨裁者統治下，許多異議分子、民主運動支持者、甚至普通公民被秘密逮捕、酷刑與處決。方濟各的神職生涯正與這一時期重疊，因此外界對他當時的角色有諸多爭議。
一些人批評方濟各在軍政府執政期間未能挺身而出，特別是在有兩位神父被捕並遭酷刑致死的事件中，質疑他未盡保護責任。然而，也有不少當時的證人及歷史資料指出，方濟各在極為危險的情勢下，曾通過各種方式掩護並救援多位神職人員，有些甚至因此倖免於難。雖然當時很多人期待他公開對抗政府，但他顯然採取了更隱蔽的策略。
陳佐人進一步指出，雖然有關方濟各是否涉入「骯髒戰爭」的爭議持續至今，但在他當選教宗之後，有數本重要傳記迅速出版，為其「洗白」形像。這些傳記引用大量人證，甚至包括昔日批評者，轉而稱贊他在獨裁政權下展現勇氣、營救受難神職人員。盡管如此，陳佐人用四個字來概括方濟各的人生風格：「明哲保身」。借用李嘉誠的説法，就是「在商言商」。
陳佐人指出，方濟各曾在接任本篤十六世之後對媒體表示，自己將效法本篤的榜樣，會在身體狀況不允許時主動請辭。但事後並未履行這一承諾，依然堅持在任，表現出對權力的眷戀。如今，方濟各在任期離世。陳佐人牧師認為方濟各「不守信用」，並半開玩笑表示，自己曾一度有衝動模仿電影《教父》場景，攜帶紅布前往梵蒂岡，站在教宗牀邊勸其「辭職」，強調「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在陳佐人看來，方濟各不僅戀棧權位，還在任內大幅加速任命紅衣主教，意圖在卸任後確保有繼承其路線的「克隆人」當選為下一任教宗。他將此比作拜登總統在任期末加緊提名法官以影響未來司法走向，認為方濟各的舉動同樣是「佈局身後事」，希望鞏固其神學與政治路線不被逆轉。
他進一步指出，教廷內部存在明顯的路線之爭：若望·保祿二世與本篤十六世代表保守主義陣營，而方濟各則代表激進派的徹底翻盤。這種「宮廷鬥爭」已成為梵蒂岡結構的常態，簡而言之，就是「保守派與激進派之爭」。
陳佐人藉此引出一個地緣政治的觀察。他指出，梵蒂岡雖然宣稱注重全球多元文化，尤其強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性，但從紅衣主教的國家分佈來看，仍是歐洲中心主義。他建議查看維基百科的紅衣主教分佈列表即可得出結論：絕大多數紅衣主教仍集中於歐洲，甚至單個歐洲城市（如德國的科隆、法國的裡昂、意大利的都靈）擁有的紅衣主教數量，可能多於整個亞洲或非洲。
他進一步指出，即使選出非歐洲籍的教宗，其文化與種族背景也深具歐洲色彩。例如阿根廷雖位於南美洲，但長期被視為「非南美化」的國家，其人口主要為歐洲移民後裔，缺乏本地土著血統。這也解釋了為何二戰後許多納粹戰犯選擇逃往阿根廷，因為其種族與文化背景更接近歐洲。他以此類比為「上海人不能代表中國人」，指出「阿根廷教宗不能代表南美洲」這一看法在拉美本地普遍存在。
陳佐人繼續分析指出，理解天主教的結構與教宗的選舉，必須從「宮廷政治」的角度來看，不能只用神學或屬靈的眼光去理解。他強調，梵蒂岡的「社會道德價值觀」是不可動搖的，如同鐵軌一般，即使是教宗本人也無權越雷池一步。例如，天主教堅定反對墮胎、同性婚姻、變性行為等，這些被視為「天條」，哪怕是方濟各也無法公開違反。
雖然方濟各在某些議題上顯得立場模糊，例如曾對同性戀伴侶表達「祝福」，但他從未明確反對同性婚姻，也未推動女神父制度的合法化。陳佐人指出，即使方濟各一度有意在其任內突破這些教義底線，他周圍的紅衣主教「也會鎮住他」，可見教廷內部的力量制衡非常強大。他形容教宗「有如毛澤東」，而其身邊的人則如同「周恩來」，掌握著實際的戰略與操盤權，暗示周邊顧問可能比教宗本人更有實質影響力。
進一步談到教宗的「實權」時，陳佐人認為，雖然方濟各在教義上不能隨意更動，但在外交領域卻大有可為。他類比美國總統指出，教宗在「外交與關税」般的領域具有主導性，其中最關鍵的議題之一就是「中梵建交」。他説，這關繫到是否選出一位「中粉」的教宗。如果教宗親中，「中梵建交就像搭上日本的子彈列車，會被加速推進」；反之，如果繼任者如若望·保祿二世那樣堅定反共，那這個議題就會被「冷藏在地窖裡，永不見天日」。
盡管如此，梵蒂岡的道德立場仍然牢不可破。他強調，這些核心倫理立場是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以教宗文告的形式定下來的，其中最具標志性的就是《神聖的生命》（Evangelium Vitae）。這篇文告堪比《美國獨立宣言》，確立了天主教社會道德的主線。因此，即使是改革傾嚮明顯的方濟各，在美國也無法贏得廣大天主教徒的認同。
陳佐人指出，美國擁有約6500萬天主教徒，但歷任教宗訪問美國後，總是被媒體形容為「帶著分裂離開」。這是因為美國的天主教徒與羅馬教廷之間常存在嚴重的立場衝突——尤其在文化議題上。他指出，美國天主教內部雖然仍有保守派存在，但整體趨於自由主義，與美國的保守派基督徒與猶太人無法完全融合。
他以半諷刺的口吻總結道：「我每天早上醒來，都感謝主我不是美國天主教徒。」
繼續分析美國天主教徒的處境，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們在信仰與現實之間的撕裂與精神緊張：
「我説美國的天主教徒有精神上的緊張，就像中國孩子不會用筷子一樣。他們既是天主教徒，卻又支持墮胎、同性婚姻和變性，這種信仰與行為的矛盾，怎能不導致精神分裂？所以我常常感謝主，我不是天主教徒。美國的天主教徒——他們真的有精神上的問題。」
他也指出，天主教的核心仍在歐洲，美國的自由派天主教徒，也難以找不到真正的信仰家園——他們所追求的「自由」其實背離了天主教信仰的核心。
不過他也觀察到一種新趨勢：現在美國天主教徒當中，保守派正在上升。這是絕對有的，而且他們已不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陣營。他們清楚自己無能為力，但仍有人在做夢希望能出現「女神父」。
在節目中，主持人提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方濟各的神學理念，對歐洲、南美洲甚至全球的信仰與政治生態有何影響？
陳牧師作如下回應：
我認為這是相輔相成的。他既是這股「左轉」潮流的產物，也反過來推動了這股潮流。其實，在約翰·保祿二世去世後，歐洲天主教內部召開過一次重要高峯會議，當時的關鍵人物大多已被委任為梵蒂岡的各類部長，如全球宣教部、教義部等（教義部過去由本篤十六世主理）。這些人好比美國白宮的內閣成員，握有實權。
這場會議做出一個「驚世駭俗」的決議：天主教要甘願成為歐洲的「第二大宗教」。第一大宗教？不用説，就是伊斯蘭教。
於是，歐洲的天主教全面撤退，把前線讓給伊斯蘭和世俗思潮。
他評價説：
「這就是歐洲後基督教時代的起點。若我們相信政治、文化背後有宗教的力量，那推動歐洲堤壩崩塌、洪水泛濫的，正是羅馬天主教自己。這個信仰的撤退，是始作俑者。」
當然，他也承認：有時候，宗教也無法抵擋世俗洪水的衝擊。當聖彼得廣場都被世俗化的浪潮衝垮時，天主教也無能為力。最終的結果就是整個歐洲進入了「後基督教」時代，這是極其可怕的事。
他總結説：歐洲的今天，與方濟各這13年的教宗任期有不可推卸的關系。方濟各任內，神職人員集中在歐洲，而歐洲卻正在把自己拱手讓給穆斯林和共產主義。這些趨勢與方濟各的在位同步發生。
而更令人警惕的是，這股浪潮正向美國擴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