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宣教史上有「戴德生路線」和「李提摩太路線」的說法，都對中國的基督教發展影響深遠。在中國當下的背景下，如何從中汲取到經驗與教訓，更好的促進中國宣教？

最新一期的《華傳路》中，一位加州豐收神學院的神學生「郭寶勝」發表文章，討論英藉宣教士李提摩太針對上層精英，側重以文化事工來實現福音使命，在政治、傳媒、教育、科技、慈善等領域為福音的廣傳做預工，最終達到傳播福音，使中國文化基督化的效果——這種「李提摩太路線」對中國當下的社會、教會，並尤其是宣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作者分析說，中國的基督徒及福音傳播已經不像30年前剛改革開放時的光景。教會已經由農村教會為主體變為以城市教會為主體；基督徒已經由農民等弱勢群體為主體變為以社會中堅階層（如專業人士、企業家、知識份子、醫生、律師等）為主體；教會對社會的立場也逐漸從封閉排斥走向影響社會的積極立場。（如這次四川救災就是中國教會第一次在全國社會上的亮相）眾多教會也認識到法律上的維權、政治上的爭取政策、文化上的拓展、媒體上的佔據，是教會與福音能夠加快增長和傳播的有效途徑。

因此，「面對這樣的社會大背景，李提摩太路線應該提上中國教會宣教的議程，更多認識李提摩太顯然是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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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了李提摩太在中國宣教路線上的改變。他1870年抵達上海，剛剛中國的幾年時間裏面他採用的也是「戴德生路線」的方法，「因此生硬地隔離兩條路線也是不對的，因為兩條路線經常交融。」

當時，他的傳教工作也面臨很多艱難，因此他也一方面禱告上帝，祈求開路；一方面加緊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和宗教。在1876-1879年，中國北方十多個省遭受了旱災，這場災難大大改變了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線和宣教果效。他開始投入大量精力放在賑災工作上，給災民發糧、發錢、也協助政府救災，並將《勸世真言》張貼街頭，勸人悔改歸向真神，收到很好的果效。

作者對此聯系到四川救災工作。「賑災是基督徒傳福音的最好管道之一，這次川震救災中很多災民因為教會的幫助、關愛等舉動，開始了解福音，至最後接受福音。」作者也見證自己在參與救災過程中，也親眼看到不少人信主。

不僅如此，通過救災，李提摩太打開了一條向社會精英宣教的路線。在賑災中，因為他幫助收集了大量資金援助中國災區，因此李鴻章會見了他。也正是與李鴻章的會面，使李提摩太改變了自己的傳教策略，認識到了對中國領導階層施加影響的重要性，決定將傳教的重點轉向官員和學者。

他開始向精英階層介紹西學來傳播福音。同時，李提摩太開始將傳教的重點轉向結交權貴，聯絡紳仕，影響有影響力的人，來改變他們封閉保守，敵視西方文明的心態，進而對西方的文化宗教持開放的姿態，並且通過官員來影響對基督教的政策，這都給後來幾十年的宣教活動帶來很大改善。

李提摩太的這種做法，使作者想到去年11月21日至22日由官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和家庭教會代表參加的關於家庭教會地位的會議，這樣的會議實際上就是家庭教會人士積極影響宗教政策的「李提摩太路線」舉動。在浙江、廣東、福建也有不少基督徒企業家成為人大、政協等政界人物，他們能夠堅持原則，積極地影響政府對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實際上對福音廣傳具有巨大的效。除了教會的宣教，我們看到政策改變的果效也是巨大的，比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宗教上落實了不少政策，這些政策的改變確實是中國大復興的主因之一。

作者還列舉了李提摩太對於中國積極參與維新運動等對中國社會與基督教造成的深淵影響。作者總結說：「自基督教東傳以來，李提摩太無可爭議的，成為來華宣教士中影響力最大的第一人。他的勞苦必為上帝所紀念，他種下的種子，也有不凡的收成。在他去世時，中國已是「教堂幾遍天下，傳教洋人相望於道」；至1920年，全中國教堂總數已達一萬餘所。教會學校、醫院、出版機構、書店、教會孤兒院、養老院更是成千上萬、到處林立。民國建立初期，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政界基督徒極多，比例竟一度高達全省官員的65％。那是一個信仰復興的年代，其中就有著李提摩太奔波的勞。」

作者坦誠說到，李提摩太的宣教工作並非沒有瑕疵，但任何一條路線都是有利必有弊的。而我們做為後來者，更看重的是先輩們的寶貴經驗對我們時代事工的重要啟示和幫助，是他們對我們異象的引領和缺陷的彌補。

作者最後提醒說，「李提摩太路線」對於當今中國宣教具有特別的時代意義。在一個人人只熟悉「戴德生路線」而對李提摩太相當陌生的中國福音環境中，基督徒群體已趨向社會中堅力量，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履行基督文化的使命。基督徒都躍躍欲試在中國的媒體、賑災、教育、企業、職場、學術、藝術、婚姻親子、倫理重建乃至維權運動、參政議政等領域作光做鹽。中國的教會和基督徒群體在宣教歷史上更應該了解的恰恰是「李提摩太路線」。在宣教策略上，除不斷強化「戴德生路線」外，還應該讓「李提摩太路線」提上中國宣教的議程，通過更適合時代的領域、工場、地方來傳播福音，彰顯上帝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