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6日晚於北加州灣區山景城中國基督教會的團契聚會中，中國家庭教會領袖之一、成都秋雨之福教會教導長老王怡以「把神的話語寫在城門上——家庭教會傳統與公開化異象」為主題進行分享見證。
除了分享中國家庭教會在過去60年形成的傳統之外，王怡長老還回顧了過去60年中國和中國教會所走過來的歷史，特別是在1990年之後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三個重大轉折，在這個過程中神已經為今天的時代預備了很多中國屬靈復興的重要條件。他強調，對於今天的中國教會來說，是一個「把神的話語寫在城門上」的時代。
中國百年三個烏托邦倒塌 神打開了信仰的年代
王怡長老回顧過去100年中國所走過的道路，他說過去的100年可以大致分為3個30年，在這三個階段中，中國人陸續建立起三個「烏托邦」，可是都一一失敗了，然後神卻在百年史中設立了另外一條脈絡來預備著中國屬靈的復興。
三個30年的劃分如下：
1919年-1949年，文化的年代；以新思想、新文化（德先生、賽先生）拯救國家的第一個烏托邦。
1949年-1979年，政治的年代；以革命解決文化問題，以文化解決靈魂問題的第二個烏托邦。
1979年-2009年，經濟的年代；以個人主義化解集體暴政，以市場和制度反意識形態的第三個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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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階段所代表的關鍵詞順序分別是「文化」、「政治」和「經濟」。現在的人對於1979年以後的這個時代的感受尤深，關鍵字就是「經濟」、「金錢」，人們常常說「不要跟我談什麼理想，談什麼主義，我只是個人主義」以及「金錢至上」等等。
可是，歷史證實，這三個人為建立起來的「烏托邦」都一一面臨了失敗，而在這百年史裏面又設立了另外一條脈絡，關鍵詞是「信仰」：1919年出現和合本聖經；1949年教會蒙難；1979 年教會復興；2009年教會走向公開化。王怡長老認為，從2009年開始，一個「信仰的時代」已經開始，關鍵詞就是「信仰」和「靈魂」。
1990年後中國社會的重要轉折 為屬靈復興預備條件
王怡長老還仔細分析了1990年代後中國社會的三個重要轉折。
第一，1989年至1992年，出現了1949年後的第一波向城市和知識分子宣教的福音運動。這一波從鄉村和海外向著城市兩廂包圍的福音運動，成為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中國城市教會復興的基礎，並直接影響了90年代的基督教文化熱。當民主運動在城裏敗北之後，福音運動開始進城。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從一個幾乎只與鄉村有關的詞語，重新變成一個有「文化含量」的概念。
對此轉折，王怡長老指出，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會發現歷史上的1979年和1989年對中國人的信仰來說有重要的意義。對於1979年，所有人看到這是農村經濟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但過了20年之後，人們發現農村教會的興起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它是「中國一場屬靈的大復興」。而對於1989年，連沒有信主的知識分子也從很多角度來分析其意義，但是從信仰角度來看則有更重要的意義，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它是「中國這100年來整個人群從個人到國家的烏托邦的理想徹底破滅」的一個標誌，「上帝的作為是拆毀這個民族在100年來所尋求的一個個偶像，一次次的失敗達到了一個頂點，那個時候主流的知識分子開始出現信仰的人群」。
第二，在政治、社會和信仰的三重危機之下，政府於1992年開始推行市場體制和經濟自由化政策，彌補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缺失所產生的心靈空虛和社會失序。市場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事實上促成了社會秩序的開放性和民間社會的重新培育。家庭教會遭遇的打壓盡管仍在持續，但其生存與宣教空間的增長趨勢已不可逆轉。這一轉折帶來了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對此轉折，王怡長老說它對家庭教會的發展和宣教的發展都積累了很多條件。他說：「（市場體制改革）這個對神的國度的擴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當年的羅馬一樣，上帝藉著羅馬修了大道，然後無論是經濟、文化在各個層面的種族的融合，為此是為了保羅在那一代人當中把傳福音到世界中心羅馬、傳到當時已知世界的地極奠定了一個歷史中的條件，所以1992年的市場經濟對中國意義是什麼？為著傳福音。」
他說，從信仰和宣教的角度看，就會發現經濟的繁榮帶來了城市的繁榮，無數的大樓陸續被修建起來，很多的基礎設施也被建立起來，特別是最近的互聯網的發達等等，這一切其實都是上帝在預備在城市中的屬靈大復興。「在上帝的國度中，萬事互相效力為的只不過是讓愛神的人得益處，我每次看到那些高樓大廈被修起來，拿來幹什麼？當然拿來賺錢啊、居住啊，這些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拿來聚會、傳福音，那麼多的地鐵修起來，那麼多的高速公路修起來，互聯網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可見的中國的復興所預備的條件。」
他舉出，就好像網絡對於新興城市教會的復興影響非常的大，他曾經在自己的教會在去年做過一個調查，其中一半人說信主是與網絡有關，只有兩個比較年紀大的會友說是與廣播等傳統的媒體有關，這讓他看到互聯網等科技發展的背後神的美意。「我在美國看到ipad現在很流行，這些東西拿來做什麼？為什麼會有這個ipad？雖然有很多人做別的用途，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最終的目的是拿來傳福音。所以，1992年以後中國整個市場化和改變雖然使得家庭教會遭受一定的逼迫，可是那一個生存的空間、宣教的空間得到擴大，上帝在城市中預備的大復興的那個空間、那個趨勢、各種條件的預備已經不可逆轉。」
第三，對上述兩種趨勢的回應，以及市場帶來的技術層面的法治化壓力，政府的宗教管理體系從1991年開始，出現了整體性轉變，即1979年以來的宗教政策從徹底的非法治化狀態開始向著技術層面上的宗教立法轉型。盡管其內容仍只是對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的政策，以法律形式予以「合理化」，但其實質的不正義也在這一形式法治的框架下被放大和標註出來，以至諸般法律衝突在這一框架下，逐步走向不可逆的積累。
他相信，雖然現在這個宗教管理開始進行的法制化的改變還沒有完成，但是他相信這種轉變「也是上帝的一個預備」，是上帝為中國未來的屬靈復興在預備著條件。他說，看這些轉折可以從其他的角度看，但是從信仰的角度看就會發現更重要的意義，因為「上帝的國度是超越地上的一時一地的國度，地上的一切的國度的轉變都是為了神的國度在這大地上的擴展，人類歷史沒有另外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就是救恩的歷史」，這些條件都會成為未來的中國的屬靈復興的重要條件。
未來中國文明取決於當今時代 要把神的話語寫在城門上
在過去60年的風雲變化中，中國家庭教會也走過來一條跌宕起伏之路。他特別拿出四川的家庭教會的起源來說，由於1949年時局的改變，當時包括路德宗、衛理公會、長老會等不同的宗派教會都曾表示，如果禮拜堂維持不下去，要透過家庭聚會這一基督教的傳統敬拜方式使教會繼續生存下去，組建家庭教會和農村教會是應變之路。路德宗甚至曾提出「若家庭禮拜也做不成，就到野外墳地中去」，追隨最初教會信徒面對逼迫環境時堅持信仰的方式。當時美南長老會的宣教士畢範宇、 漢學家，當時擔任上海國際禮拜堂牧師，他也是1949年家庭教會倡導者 之一，他說：「應對當前危機的根本之途，是將教會中心轉往農村，並利用家庭聚會這一基督教的傳統敬拜方式，使教會生存下去。」
那個時候從1949年到1979年，中國教會就開始從城市轉往農村的時代。而1979年至1981年，則進入自由傳教、家庭教會的恢復期，又開始進入到從農村回到城市的時代，「上帝的作為、智慧、安排真的難以想像。」王怡長老說，如今隨著很多條件的預備和教會的發展，現在已經到了城市家庭教會復興、將「神的話語寫在城門上」的一個新的時代。
他提到，第一位入川的新教宣教士、英國長老會的楊格非 （Griffith John） 曾在大約100多年前說過的一句話：「只有基督能引領中國復興，走向光輝的黎明，引領這個高貴的國度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義，不斷拓展其文明。」王怡長老說，「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階段，就是內在的靈魂，這個民族核心的價值觀已經完全崩潰和虛無了」，因此需要基督信仰的注入。
他說曾經他看過一篇評論文章認為，現在很多不同的思想和主義都在中國「佈道」——都在說未來的中國文明、中國核心價值就是它們自己。有人還說，現在流行很多講台，「這是一個講台的時代，因為每一個講台是對著這個時代喊話，對著未來的中國，20、30年之後的中國喊話……在未來影響中國人那一個核心的價值、甚至影響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那一個核心的信仰是什麼，甚至你走到街上去和朋友是用『下輩子怎麼樣』等這種佛教色彩的用詞，還是基督教信仰所帶出的用詞，都取決於這幾十年所開始的那一個福音在中國要真正復興.....上帝把這一切都已經放在這個時代。」中國教會要看到這個時代的關鍵性，要「把神的話語寫在城門上」，讓基督信仰真正可以融入到中國的主流價值觀之中。
「把神的話語寫在城門上——家庭教會傳統與公開化異象」講座系列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