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家庭教會的普遍發展，信徒人數大幅增長，家庭教會現象不僅為海內外教牧同工、宗教人士所關注，而且也日益被越來越多的社會學者所關注，進行不同角度的研究和探討。不僅如此，中國有官方報紙也從今年以來罕有的開始刊登一些關於家庭教會的報道，如今年3月份《中國日報》英文版以《家庭教會的茁壯成長》報道北京守望教會發展歷程，而在5月份，人民日報主辦的《環球時報》英文版網站也刊登了一篇文章採訪宗教學者劉澎表示，官方媒體對家庭教會的報道越來越多可能預示著政策會有所調整。
日前，再度有媒體採訪對家庭教會進行多年研究的社會學者談中國家庭教會現象。《鳳凰衛視》中文台節目《社會能見度》採訪了中國社科院專家于建嶸教授，談中國家庭教會調查。
《基督日報》亦就此節目邀請家庭教會領袖之一、現正在透過本報詳細介紹家庭教會的整體現狀的劉同蘇牧師發表看法，他表示，這個節目的產生也標誌著因為隨著家庭教會影響力的擴大，現在已經到了社會都無法迴避的地步，「家庭教會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信仰現象，而且是一個社會現象」，社會也開始談這個現象。不過同時，他也指出節目只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欠缺從信仰的角度對家庭教會進行探究，因此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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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中有關家庭教會話題 媒體鮮有提及
《社會能見度》自稱其「特色在於，圍繞對國計民生有重要影響的主題，層層追查，毫不留情，既敢於觸碰灰色地帶和具有爭議的問題，更對其進行深入解剖分析，直擊真相，帶來深刻的思考。」而此次30多分鐘的節目中，主持人曾子墨與于建嶸教授談到目前家庭教會在中國的面貌、以及處於「地下」狀態的家庭教會的發展規模、內部組織結構給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政教關係等等，其中談到的很多問題與事實也是之前很多媒體鮮有觸及的。
于教授根據自己的調查，家庭教會信徒現在有4,000萬，在過去幾十年特別是文革中屢次打擊中反而人數越來越多，很多農村中家庭教會也非常普遍，北京等城市也已有家庭教會。家庭教會的發展已經使得人們必須要正視它。主持人也最後表示：「正如法律所規定的，信不信教是公民的個人自由，但如果他們的組織沒有一種合法的生存方式，也無從談及政府監管和組織的健康發展。兩年前于建嶸還在極力地呼籲給家庭教會『脫敏』，如今已經可以有討論家庭教會問題的寬鬆環境，也许不久的將來，家庭教會將會真正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該節目文字記錄可點擊鳳凰網相關網頁http://phtv.ifeng.com/瀏覽。
調查發現：「越打擊它，越發展得快」
于建嶸自己在家中專門辟出一個小房間來用來收集和家庭教會相關的資料，他感到，隨著近兩年來政策的寬鬆，他所研究的處於「地下」狀態的家庭教會也能夠見得陽光。他和他的團隊曾經利用一年多的時間在中國十多個省展開調查，首先確認的是中國基督徒人數。他們所給出的數字是，認為家庭教會信徒「大約四千萬左右的這樣子，全國的基督教徒應該在七千萬左右」，而其餘的那三千萬都來自於「三自」教會。「三自」教會「應該差不多是三分之二」。
根據于建嶸的調查，家庭教會在1954年時就已經存在了，後來開始的打擊也一直到文革之後，「三反五反」等特別是文革的時候打擊比較嚴重。但他們在溫州按調查時發現一個現象則是「越打擊它，越發展得快」，他對此原因的解釋是「它有一個，它的教義中間有一個贖罪心理，就我遭到打擊越嚴重，我離上帝越近，所以這個時候反而帶來了反彈，所以很多人加入了這個，我更有動力去發展人去入教，那麼這個是反而發展得很快。」
基督徒坦率公開信仰 基層政府態度不一
改革開放之後，伴隨著比之前寬鬆的宗教政策，家庭教會迅速發展起來，特別是知識分子大量進入教會，城市家庭教會也發展起來。于建嶸教授介紹說，現在家庭教會的活動「基本都是公開的，我見到這些教會他們現在都不隱瞞」，他在湖南等地看到各地的基督徒用貼著感謝主的對聯等「用中國最傳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是基督教徒」。
而面對這樣的現象，地方政府採取的是不同的態度。有的地方是「裝作不看見」，有的是「以非法聚會的地方進行打壓」，還有的就是最近所使用的「令房主不得租聚會場所給教會」等。「但是主要的方式還是比較軟。很多的地方，會裝作沒看見，沒看見，我看不見。」
基督徒面對打壓措施沒有憤恨
主持人亦問到「有沒有一些家庭教會的成員給您描述過，當他們的活動被取締的時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場面？」于教授表示：「不但描述過，他們還給我看過錄像，我到浙江調查的時候，有一個小女孩給我看錄像，取締他們的時候，她說他取締我們，我們也不對抗，我們照樣拿著我們的《聖經》，尋找我們的上帝。」
持人繼續問到：「那他們的心中會對採取，比如說打壓措施的這些人會有憤恨嗎？」于教授回答說：「我曾經問過這個問題，當時給我回答兩個，第一個，這種苦難可能是上帝要他接受的，我們只能接受它。另外一個說，我們向上帝祈禱，我們禱告，我們尋求上帝的幫助。很少有人問到說，我們去怎麼樣怎麼樣，很少的。」
家庭教會資金主要靠信徒奉獻 並非境外資金
主持人亦問到「家庭教會活動資金怎麼來呢？」于教授回答說：「也有人懷疑有些教會是不是境外資金，這個我講心裡話我沒有發現，我沒有發現，這個也屬於人家的核心機密，人家也不一定告訴你，但是我的了解，主要還是靠他們教徒的奉獻。」
主持人繼續問到：「很多人擔心家庭教會會成為中國不穩定的因素之一，最主要就是境外資金由此來滲透，您有這種擔心嗎？」于教授回答說：「我不大擔心這個問題，我不大擔心這個問題，為什麼不擔心這個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境外的資金滲透，它終究是有限的，而且你這個國家這麼嚴密的控制，是吧，你的資金來源什麼什麼都控制。」
登記、合法化等是最令人擔心的問題
他接著說到：「我擔心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就是說怎麼對待它們，因為發展規模到一定地步之後，你怎麼辦，你怎麼對待它。你比如講北京的守望教會，人越來越多之後，你政府不給他登記，那麼你肯定要想辦法對付他，政府怎麼對付他呢，你是說要老闆不租房子給他了，那麼他們怎麼辦，他們冒著雪，站在雪地上做禱告，你這回怎麼辦。怎麼對待它可能是我們目前的關鍵，我認為它穩定或者不穩定，最關鍵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
他表示，最近兩年根據他的了解，國家也越來越認識到這個問題。他也曾經給中央提過三條對策，第一是合法化，「與其我們裝作不看見，還不如合法地認可它存在」；第二是要它登記；第三是家庭教會的學校要公開化，不能搞秘密化，因為秘密化有利於邪教的傳播，是邪教最好的外衣。對於家庭教會，不需要用批准制，但可以用備案制。
秘密化是邪教的外衣 公開化合法化助打擊邪教
節目中還特別關心「七靈派」、「三班僕人派」、「東方閃電派」等邪教和正規的宗教傳播的區別，記者問到「有不少人擔心中國的家庭教會，最後可能會演變成為邪教，比如說像『三班僕人案』。」于教授認為，「『三班僕人教』，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他們宣道的時候，都是把所有的窗子盖著的。當然你假如都是能夠公開進行宗教活動的話，另外一批人來宣教的時候，說我們必須把窗戶關了，怕政府打壓，那麼馬上有人可以識破它。由於你政府的這個宗教政策，使另外一些有歪門邪道的人可能利用，所以他來說，我們要把這個窗戶都拉開，拉起來，我們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們在信教，政府要打壓，那麼他在跟邪教。我的觀點就是，秘密化往往是邪教的一個最好的外衣。」
于教授認為關於邪教和正規的宗教傳播之間的區分「是應該要交給教會的事情」，教會和信徒自己會做出判斷。他對於邪教的特點的自己的分析是：「邪教的特點主要有這幾個特點，搞得很神秘，特別神秘，特別神秘，好像天天馬上要遭到打擊一樣，為了所謂逃避打擊，搞得很神秘，神秘是它的第一大特點。第二大特點就是說，它一般的有一個相對而言，有一個比較嚴格的組織系統，說我必須服從什麼人，服從什麼人，誰管理，這個有個組織，有一個上下關係。第三你一定要付出，是吧，不管你是不是自願，通過想盡一切辦法，你必須要付出，是吧，或者給錢，騙錢騙色是最主要的兩樣東西。」
精英們不要把基督教當工具、政府也不應該把宗教當敵人、社會也不要把信徒當異類
主持人最後還問到「還有人擔心家庭教會大規模地發展，會對中國現有的執政理念造成影響，特別是如果一些意見人士、維權人士，加入某個家庭教會，讓整個組織為自己所用。」對此，于教授表示：「這個擔心現在是可能執政的人最重要的擔心。實際上也不可怕，因為根據我對基督教的研究，我曾經講了這麼三句話，第一句話叫做『精英們不要把基督教當工具』，比如搞民主也好，搞什麼也好，大家不要把它當工具，它應該歸源於一種社會生活；那麼『政府也不應該把宗教當敵人』，因為宗教是沒辦法通過政府的公權力來消滅的，『社會也不要把信徒當異類』，更多的信徒的確是一種精神上的需求，他不是想為了，我加入這個東西我將來得天下，沒有這個想法的。」
而對於宗教和政治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于教授表示說：「宗教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從來是扯不清的關係。從歷史到現在，宗教，因為宗教發生的戰爭，因宗教帶來的迫害，世俗權力和宗教之間的，對宗教的利用歷來是沒有能夠完全把它分開，但是越來越到了現代社會，政教分離的關係，是這麼多年來，许多現代國家處理宗教與社會政治關係的基本的一個標準準則，政教要分離。所以講我為什麼提出那個觀念就是這個意思，要把它回歸到一種社會生活。」
30分鐘節目 未有採訪任何基督教界人士
30分鐘的節目對家庭教會並未給出清楚的定義，對家庭教會自身的信仰告白、教義等也並沒有介紹，主持人與嘉賓則更多是從家庭教會對社會的影響進行探討的，其中特別關注家庭教會是否會成為「邪教」的土壤的問題，略帶一提了自稱是基督教、但被公安部定性為邪教組織的「三班僕人派」，以及「東方閃電派」在黑龍江因為爭奪信徒而造成的一些命案等，並由此談到家庭教會現在的規模以及內部結構。其實，基督教正統教派早已多次重申這兩者都屬異端，並非基督教，危害嚴重，信徒需要警惕。
節目在介紹家庭教會的情況時，也主要使用的是一些農村家庭教會聚會的鏡頭，同時關於一些家庭教會的重要問題，節目也沒有採訪任何一位基督教的牧者、領袖或者同工等表達意見。比如節目對於當前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的信徒人數、家庭教會「打壓越大，發展越快」的原因、基督教與邪教之間的區別等問題，多位基督教領袖、牧者或同工都曾透過文章、書刊以及其他方式清楚表達過不同或者更加深入的看法。
劉同蘇牧師回應：該節目標誌著家庭教會已成社會現象
對此節目，《基督日報》亦採訪了家庭教會領袖之一、現正在透過本報詳細介紹家庭教會的整體現狀的劉同蘇牧師發表看法，他表示，這個節目的產生也標誌著因為隨著家庭教會影響力的擴大，現在已經到了社會都無法迴避的地步，「家庭教會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信仰現象，而且是一個社會現象」，社會也開始談這個現象。同時他表示，這個節目更多是從社會的角度出發去看待家庭教會現象的，社會學者通常只能「看到一個外貌」，無法從信仰的角度「看到裡面」。其實，對於家庭教會的研究，與家庭教會的領袖相比，社會學者還是慢了一步，而且資料也較為片面。
劉同蘇牧師對《基督日報》說：「這個也是一個標誌，其實家庭教會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信仰現象，而且是一個社會現象，以前我們（教會）自己也不管，但是現在社會上別人也開始關注我們，不僅我們自己在談，別人也在談，這個社會現象是任何人都迴避不了的，我們並不想宣傳，但是現在家庭教會的人很多了，不得不談了，這是一個好事。」
劉牧師提及，曾經在一次關於家庭教會的研討會上聽過于建嶸教授說的一句話，給他深刻的印象。當時于教授說：「如果你在農村不談農村教會，那麼就沒有農村的社會了，你不要做什麼社會調查了，你連農村社會中的最基本的力量都不調查了，那還談什麼農村社會調查？」劉牧師認為，正是因家庭教會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力逐漸擴大，而催生了這個探討家庭教會調查的電視節目。「他們是社會學者、社會媒體，他們來談這個，是因為事實已經繞不過去了。當家庭教會的影響力到這個地步，社會也無法迴避。」
他也談到于建嶸教授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在對於家庭教會議題推進上的積極意義。一方面，他把家庭教會的很多實際情況向中國官方和社會報告出來了，另外一個重大的貢獻是他建議要對家庭教會「脫敏」，不要一聽家庭教會就「過敏」，而是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處理家庭教會的問題。另外，他對一些敏感問題的大膽發言以及對很多農村家庭教會的實地調查也很有意義。
劉同蘇牧師回應：社會學者無法明白信仰生命的本質 分析片面
不過，劉牧師表示，由於于建嶸教授本人並不是基督徒，他只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家庭教會的問題，另外局限之處是，他主要是對農村家庭教會的調查，對10多個省的農村進行了調查，但其實這只是家庭教會的一部分而已，並非是家庭教會的全貌。比如于教授曾根據調查說「中國家庭教會的分佈主要是在河南和安徽，在東北完全沒有」，但其實因為河南和安徽的家庭教會主要分佈在農村，所以他認為那是主要的分佈地，而東北家庭教會很多則並非分佈在農村，不在于教授的調查範圍之內，因此他對家庭教會全貌和主流的認識並不完全。
劉牧師指出，其實現在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是家庭教會的主導力量。另外，社會學者「通常只是看到一個外貌，不能看到裡面。他們只是外面的觀察和分析，不能明白內在信仰生命的本質，看不到我們和上帝親自的溝通。我們是家庭教會的領袖，我們對家庭教會內部的情況和問題知道的更清楚，凡是社會學者在家庭教會的研究方面都比我們慢了一步。」
總結來說，劉牧師仍舊強調，這個節目標誌著家庭教會的發展已使得更多社會學者和社會媒體來關注這一現象，社會已經無法迴避這個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