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以「龍」為吉祥的象徵，而聖經中的「龍」為撒旦，邪惡欺詐的總和，兩者並非同一所指，這是聖經漢譯所遇張力的其一典型例子。

9月28日香港聖經公會舉辦的「《和合本》與中國教會」研討會上，大陸學者華東神學院的聖經科教師耿衛忠牧師以「龍非龍、鳳非鳳」為題，引用了衆多學者對聖經漢譯歷史的回顧評論及前瞻，探討聖經漢譯如何能本土化和處境化進程，讓基督教文化能更深影響中國社會和文化，實踐「道在神州、成爲肉身」。

耿牧師指出，聖經漢譯本身是兩個文化的相遇，翻譯中所遇張力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以「道」翻譯“Logos”優於「言」，但仍與“Logos”存原則性差異，特別是在基督教神學中。又如「嘉定會議」所討論的用「天」還是「上帝」去翻譯聖經中的“Dues”。以「人言」表達「聖言」是困難的，不過他認爲在聖經翻譯中的「求同」屬「至善」，能夠「存異」也是「真美」。

耿牧師回顧聖經漢譯歷史的多個里程碑，有唐代景教的譯經，甚爲「本土化」但似佛家語言，明清之際的「避異求同」，與中國道家不同的經文則避開不譯，繼有馬禮遜的「信、達、雅」為原則譯本，此項偉大的工作促進了基督教文化與全人類文化的交流。後又有施約琴的「忠實、流暢」並重的「公正文化立場」，還有楊格非的「非直譯」原則，開闢了「交際型」聖經漢譯的先河；而到「官話和合本」是奠定了基督教文化與文學文本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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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研究稱白話聖經翻譯對新文學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促進白話成爲當時的文學標準語言。中國現代文學繼而出現了特有的「聖經引文」現象，輸入了文學的非寫實話語，引進了書信体小説、牧歌體詩歌和祈禱文學，還啓用了千多個新用法，新造了78個漢字。

聖經漢譯對文學及文化影響 使命及挑戰

耿牧師認爲，聖經漢譯本特別是和合本，雖於中國教會中取得經典地位，但於中國社會體系中的影響還遠遠不夠，「經典化效應」之路仍然任重道遠。

他從文學化效應上分析，指出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確實啓迪了中國文學的想象和創作，然而就聖經翻譯來説，相對而言佛經漢譯更爲成，其兼具宗教經典，哲學理論翻譯以及文學翻譯於一體。不過亦早有一些中國文人學者已關注聖經漢譯的文學價值，比如周作人評價聖經與中國的四書五經相似，既是教義經典，也是國民的文學；鄭振鐸將聖經納入他所編的《文學大綱》；五四運動間出現了聖經素材為構思和寫作題材的現代中國小説；在戰爭年代，聖經材料又成了表達愛國人道主義的一汪泉源。

在文化影響方面，耿牧師指出中國為「世俗化」背景——無神論、任何宗教都不享獨尊地位，以致以聖經為主要載體的猶太基督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相當有限，於中國文化體系中所扮演角色仍然「道微言輕」，所以說，促進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遇、相知和磨合再生，擴大聖經於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是聖經漢譯的使命，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耿牧師總結，不論從歷史、語言或社會學角度看，聖經在漫長的漢譯進程中塑造了基督教的權威、建構了基督徒身份，促進了基督教處境化進程。現時中國社會處於大變改、大發展和大轉型期，在這期間文化重組、文化創新在所難免，中國基督教應在其中有所作爲，而聖經漢譯事工則更應具獨特角色，引用许牧世《經與譯經》的話，「上帝的話語如果要清楚地傳遞每一個時代的人，必得使神的話與這個時代的背景緊急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