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四)

地方堂會是這個世界的希望
2011 三月 11日, 星期五 11:12

作者:王怡

承上文:

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一)

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二)

基督教是一種公共生活——王怡採訪劉同蘇牧師(三)

王怡:注重「聖潔」的白色殉道,就涉及到教會的教義、勸懲、牧養和治理,即一個信仰生活共同體的完整性。

劉同蘇:就外在形式而言,傳統家庭教會的牧養,往往是內向的、經驗性的和放養式的。所謂「經驗性」是指教導或餵養,主要基於牧者個人的靈性生命經驗,而不是整全的道。所謂「內向」是指教會把自己盡力保持在與世界截然劃開的界限之內。所謂「放養」是說教會生活的重點,是一種純粹的屬靈生活,就是外在看起來分別為聖的那一部分,如禱告會。個人的全面生命並不是教會的主要關注點,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放任自流」了。

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很多都有較清晰的信條和教義,甚至較嚴密的教會治理結構,比較外向的社會參與,「牧養」而不是「放養」就成了造就信徒的主要方式。這個外在形式的變化,和教會進入主流社會的新形勢是有關的。教會處在社會文化邊緣的時候,教會與社會本身就呈現為黑白分明的對壘。所以,存在本身就是區別。但在主流文化裏面堅守信仰,就不能單依靠經驗和外在的區別,也需要超驗的東西,信條和教義,教會結構等。這些依然基於個人的靈性生命經驗,但又超越這些經驗,而具有更明確、更穩定、更劃一的生命共同體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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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也就是使我們的信仰內涵和外在樣式都更具有大公性。

劉同蘇:這樣,教會才能一方面外在地、交織於主流社會之中,一方面卻依然能以統一、持續、清晰的形式持守信仰的獨立。

王怡:就如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城牆意味著共同體的形成,獨立的信仰生活樣式,以及對這一獨特的信仰生活樣式的保護。

劉同蘇: 如果我們還完全處在主流文化之外,教會就沒必要關心一般的社會生活。就信徒個人而言,守住了分別為聖的那一塊兒,就基本保全了作為基督徒的全部生命。但進入主流文化後,基督徒要在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中,來彰顯基督的生命本質。更確切地說,基督徒要在與他人幾乎相同的日常生活裏面,表現出基督徒的獨特的信仰生活來。

王怡:又要一樣,又要不一樣。

劉同蘇: 所以牧養的重要地位便顯露出來。所以地方堂會的重要性就顯露出來。牧養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同行,就是造就在日常生活裏面活出來的基督生命。所以,既然是在社會日常生活裏活出基督的生命,社會參與就不可避免。若要在與他人相同的社會日常生活中彰顯基督的生命,「參與社會日常生活」已經是一個必不可缺的前提。就生命本質而言,社會參與並不是「慈善」或「參政」等具體的方面,而是在主流社會裏面為主作見證的必要、必須的形式。

王怡:牧養的觀念,必然對應著兩件事,一是教會需要駐堂的牧師,而不只是巡迴的講員。需要全職的牧者,而不只是帶職事奉的同工。駐堂的牧師對應著系統性的教導,巡迴的講員對應著零星的佈道。全職的牧者意味著講臺與牧養的一致,帶職同工意味著講臺與牧養的斷裂。二是地方堂會的形成。牧師加牧養,再加會堂,就是一個固定的承載信仰共同體生活的場所,才是一間地方堂會。而傳統家庭教會的主流是團隊型的管理與分散的聚會點相結合,形成金字塔的結構。

溫州和安徽、河南,在聚會點的牧養上主流都是「派單制」。就是以巡迴講員為教導帶領的主要方式。香港有一本書,歸納剖析了一百多間教會的經驗,提出一個命題,叫「地方堂會是這個世界的希望」。用你的話說,只有在主流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活出一群、一群帶著十字架記號的、有著完整、一致的生命樣式的信仰共同體,教會才能真正影響和翻轉這個世界。

劉同蘇:我讀到你一篇關於基督教家庭收養孤兒的電影評論。沿用你的觀點,我用一個比喻來說佈道和牧養的區別。佈道就是在特定的節日為罪人預備一頓豐盛大,牧養就是把罪人接回家裏相伴一生。雖然聚會點從家庭向寫字樓轉移,這是城市家庭教會最重要的一個外在趨勢。但堂會制的焦點並不在會堂,而在牧養。

王怡: 我還記得你第一次來我們教會,說到什麼時候可以蒙召建立一間地方教會。你不是從神學上來講職分、呼召、全時間事奉這些概念,你說,「有幾家人拼死摆上的時候」,就可以建立教會了。這話對我和我的同工觸動都很大。現在我們的三位長老,專心尋求、領受建立教會的呼召,就是從這句話來的。

上文蒙允轉自「基督與生命」系列之《一生一世的仰望》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