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鳳崗教授

北京守望教會事件已經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的一個事件。簡要地說，這個事件是守望教會在失去了租用的聚會場所之後，從二○一一年四月十日開始，連續在幾個星期日試圖在中關村一個廣場舉行戶外禮拜，而警方對此進行了封堵。守望教會成員以戶外禮拜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即允许他們進入自己購置的或租借的場所進行集體禮拜。警方採取的措施至今（5月5日）為止表現出極大的克制，對於牧師長老和成員由居委會和片警予以勸說和攔阻，對於在星期日進入或接近預定廣場進行禮拜的人進行羈押和審訊，羈押最長沒超過四十八小時。這個事件已經引起國內外媒體的持續報道，包括國內的《環球時報》，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衛報》、加拿大的《環球郵報》，BBC、CNN等電台和電視台，《美聯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等通訊社，等等。

顯然，中國政府對於這樣一個高度公開的「家庭教會」的處理方式，已經成為國內外很多人士關注的焦點，這個事件已經成為考驗執政者智慧的一道政教關係難題，假如處理失當，有可能引發更多、更大的社會政治問題。本文試圖從宗教社會科學的角度回答這樣的問題：怎麼看？怎麼辦？具體一點說：這個難題的癥結何在？這個難題的正解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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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與誤判

首先，北京守望教會被稱為「家庭教會」，這個名稱引起了誤解。其實，她已不再是在一家一戶中的小組聚會，而是已經發展成為堂會型的正規教會。一九九三年，清華大學畢業的金天明先生在自己的公寓中開始了一個學習《聖經》小組，最初不足十人。與眾多《聖經》學習和團契小組一樣，當小組的人數增加到三十人左右時，由於寓所空間有限，小組就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在人數繼續增加之後，會繼續分出新的小組。猶如有機體的細胞分裂，這樣的裂變使得城市基督徒人數迅速增加，因此形成城市小組型「家庭教會」現象。

這樣的小組型「家庭教會」在一九九○年代的中國城市中湧現，有其歷史原因。為了遠離政治，在市場經濟起步階段，很多人跳進「商海」從此不問其他世事，但是也有很多大學師生、知識份子從此走上了精神探索之路。這其中有人出家當了和尚（註1），有人躲進深山成了隱士（註2），也有人到儒家經典中去尋求出路，但有更多的人開始追求基督教信仰，出現了「基督教熱」。在追求基督教的過程中，有些人走進了在「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領導下的政府批准的教堂（簡稱「三自」或「三自教會」），但是其中不少人去過之後又離開了，因為他們聽到和看到（一）講道內容時常讓他們覺得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二）缺少成員間的密切關係；（三）在行政上不斷受到政府部門的干擾。與此不同的「家庭教會」則是疏離政治而又關係密切的獨立群體，頗具吸引力。守望教會的牧師當中就有人曾經是「三自」缸瓦市教堂青年聚會的活躍分子。但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缸瓦市教堂主任牧師楊毓東在宗教局和警察的壓力下被迫走下講台，離開「三自教會」（註3）。當時那一批缸瓦市教堂的年輕基督徒也隨之離開，隨即組成了幾十個「家庭教會」分別活動，掀起了北京「家庭教會」發展的一次高潮。總之，城市新興「家庭教會」在一九九○年代興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批想遠離政治的年輕人，在小組型「家庭教會」這種形式的基督教生活中找到了精神家園。

進入廿一世紀以後，在家庭中的小組聚會方式越來越不能滿足宗教生活的各項需求，包括信眾參加集體禮拜莊嚴儀式的需求、子女的主日學宗教教育的需求、牧師長老講道和牧養信眾的需求等等，因此出現了小組型「家庭教會」走向聯合、組成堂會型教會的現象。堂會型教會一般有幾十人到幾百人，其集體禮拜的莊嚴氣氛和各項服務是小組型「家庭教會」所不能具有的。這樣規模的教會自然需要比較固定的場所進行聚會禮拜，也必然需要走向對外公開。教會從家庭走向公共空間，這種建立和成長方式，是基督教兩千年來一直存在的教會發展模式，在美國和港台以及世界各地都是常見現象。

守望教會僅僅是北京眾多的堂會型「家庭教會」之一，自從二○○五年由十幾個小組型「家庭教會」組合而成以來，開始租借寫字樓中的場地進行禮拜聚會，制定了教會規章制度，其財政和行政非常民主和公開。二○○六年，守望教會以獨立教會的名義向政府部門申請登記。在幾經波折之後，宗教局拒絕了這個申請。宗教局提出的前提條件是，要求守望教會及其牧師得到北京市「三自」的認證。這樣的要求在已有的政策框架中看似合理合法，但是實際上就像強令人們穿戴清一色的解放帽解放服（國外稱「毛服」），可是，今日中國的現實生活早已是豐富多彩了。這個前提條件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是宗教政策的落伍，宗教政策已經與現實生活發生了嚴重脫節。

從宗教社會科學的客觀角度說，守望教會拒絕參加「三自」，這是由於他們的福音派神學立場所決定的。基督教福音派神學的特點是重視傳播福音和拯救靈魂，對於政治問題則一向比較淡薄、疏離、被動，因為他們認為社會問題不能依靠政治行動獲得根本解決，只有心靈深處的悔改和拯救才是終極性的解決，比如，誠信的缺乏無法依靠政治措施解決，而是需要在人心深處建立信仰的根基。在美國，福音派基督徒除了作為公民參加選舉投票以外，很少參加其他政治活動。這種政治態度與自由開放主義神學和基要主義（又譯為「原教旨主義」）神學都有所不同。自由開放主義神學試圖借助政治力量改造社會，基要主義神學在逃避政治和控制政治之間搖摆不定。前者是政治的（political），後者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而福音派基督徒的政治立場則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對於基督教中不同的神學取向及其相應的政治態度，人們需要有更客觀和更全面的宗教社會科學瞭解。對此缺乏瞭解，也就很難避免犯「一刀切」的錯誤，鬍子眉毛一把抓，把所有的「家庭教會」都當成基要主義，這樣的誤判將會造成付出不必要的政治代價。

往遠一點說，「家庭教會」之所以出現，恰恰是一九五○年代後期宗教政策向左急轉的後果。「基督教三自愛運動委員會」是一九五○年代的產物，打著那個時代的烙印。在政治運動充斥社會每個角落的年代，泛政治化的思維把單純的信仰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對待。在一九五四年建立了全國性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前後，因著神學立場的單純信仰的原因而拒絕參加「三自」的基督徒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打擊，有些人為此坐了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的監牢。一九五八年進一步解散了所有的基督教宗派，強力推行在「三自」統一領導下的聯合禮拜。不允许基督教內部宗派存在，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個不可思議的政策。強制性的聯合禮拜導致很多基督徒停止去教堂禮拜，卻由此開始了在自己家裡的禮拜。根據各地的口述史資料來看，中國的「家庭教會」現象正是肇始於一九五八年前後。

「家庭教會」形成以後，表現出了極大的生命力，因為其形式靈活而又隱秘。隨後幾十年歷經多次政治運動的暴風驟雨，「家庭教會」歷久不衰。在「文革」期間，當所有宗教場所都遭到關閉之後，基督徒人數卻成倍增長（註4）。回頭看來，正是由一九五○年代極左的宗教政策所導致的「家庭教會」在中國延續並擴展了基督教信仰。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啟動，從一九七九年開始逐漸恢復開放了一些「三自」教堂，但是，為了盡可能地遠離政治，很多「文革」前的基督徒和「文革」期間皈信的基督徒拒絕參加「三自」。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 年代，一方面「三自」屬下的教會逐漸恢復和迅速發展，另一方面「家庭教會」在廣大農村也如火如荼地增長（註5）。

在城市中，家庭教會也在巨大的壓力之下穩定存在，比如，廣州的林獻羔和北京的袁相忱曾經因為拒不參加「三自教會」而坐了多年監獄，但在出獄後在自己家中舉行基督教禮拜，常有數十人甚至數百人參加那裡的禮拜聚會。在一九九○年代湧現的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城市新興「家庭教會」，無論是由老的「家庭教會」發展而來，還是「三自教會」中游離出來的基督徒組成，大多自覺認同一九五○年代以來的這個「家庭教會」傳統，秉承其疏離政治的信仰立場，認定「三自教會」中有太多的政治，缺少信仰的純潔性，因此拒絕參加「三自」，甚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註6）。

政策與現實的脫節

守望教會與政府有關部門從二○一一年四月十日以來的僵持對峙，意味著這個政教關係難題已經破題，就是說，這次事件已令這個難題到了不得不面對，不得不解決的時候了。而且，已有的處理方式均告失效，必須尋求新的解決方案。

此前，政府方面已經多次嘗試在現有政策框架下解決問題。例如，在北京奧運之前的二○○八年五月十一日，守望教會在華傑大廈內正在舉行星期天禮拜聚會，北京市警方和宗教局官員突然襲擊，以「非法聚會」為由勒令立即停止聚會，並且對於參與聚會的每個人進行錄影，拍照，登記身份證、工作單位、住址和電話號碼，事後通知參與聚會人員所屬單位和學校，責令對於這些基督徒進行教育和施壓，讓他們停止參加守望教會的禮拜聚會。但是，在之後的數個星期日，守望教會在華傑大廈的禮拜聚會人數沒有減少，而是穩步增加。對於信徒個體的壓力失效之後，政府方面改為對於出租場地的房東施壓，迫使房東在二○○九年十月底與守望教會提前解除租借合約。在四處尋找卻無法租到新的聚會場所的情況下，守望教會於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在海淀公園東門外的空地上舉行了有四百多人參加的「主日崇拜」聚會，此後又於十一月八日在此舉行了規模更大的聚會。迫於國內外的關注和壓力，政府有關部門最後默许守望教會重新租借場地，回到室內聚會。但是，此後每次租借場地都不能長期使用，房東在政府部門的種種壓力之下，總是要求終止租借合約。鑒於這種動盪不安對於教會生活造成諸多不便，守望教會克服重重困難，在短期內籌集了二千七百萬元人民幣捐款，於二○○九年底付清現款購買了寫字樓中的樓層。但是，在政府有關部門的壓力之下，業主一直拒不交付樓層的鑰匙。顯然，政府的策略是希望在守望教會無法得到聚會場所之後，教會自行解散。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守望教會拒絕分散聚會，堅持集體禮拜。在失去室內聚會場所之後，意志堅定地嘗試進行戶外禮拜聚會，不惜遭受軟禁、羈押和坐牢。對於守望教會的這種選擇和堅持，無論是在政府官員和學者當中，還是在國內外的基督徒當中，都有人表示難以理解。其實，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就不難理解了。這就像已經發育成熟的青年不可能再拾起兒時的衣裳穿在身上一樣，童裝無論多麼可愛，已經無法遮盖發育成熟的身軀。同樣，小組型「家庭教會」無論多麼可愛，都已經無法滿足已經發育成熟的堂會型「家庭教會」的各樣宗教需求。守望教會事件表明，堂會型「家庭教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實，這個社會現實要求宗教政策做出與時俱進的調整，不然就是迫使成年人穿童裝，或者迫使大家一律穿戴過時的解放服解放帽。

這次守望教會事件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政府在現行宗教政策框架下，過去幾年來持續舉措的組成部分。二○○九年十一月，在北京守望教會被迫搬離華傑大廈的同時，具有兩千多會眾的堂會型「家庭教會」，「上海萬邦宣教教會」遭到正式公文取締，警方和宗教局官員強力驅趕教會牧師和信徒去「三自」教堂進行禮拜聚會。廣州的「良人教會」，成都的「秋雨之福教會」也都先後受到類似的驅趕和壓力。國家宗教事務局在二○一一年一月廿四日公佈「國家宗教事務局二○一一年工作要點」（註7），其中的「著力解決重點難點問題」一項就包括這一條：「加強對基督教活動的規範管理，把參加私設聚會點活動的信教群眾引導到經登記開放的堂點裡來活動，促進基督教活動的正常有序開展」。似乎是為了避免有人覺得這是含糊其辭，《新華社》在同一天用英文發佈了專題消息：「China to lead Protestants worshipping at unregistered churches to official ones」（註8）。這是用官方慣用語言宣示政府的決心，就是要把不被政府承認的「家庭教會」引入、趕入「三自教會」之中去，不然就將其壓散、打散。因此，在二○一一年四月份發生守望教會事件，不足為奇。

應當說，這項政策舉措保持了宗教政策的連貫性，但是，卻與社會現實發生了嚴重脫節。這個政策舉措的基礎是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十九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這個在「改革開放」初期頒發的重要文件在當時發揮了「撥亂反正」的積極作用，扭轉了「文革」期間對於宗教的極左認識和消滅政策，團結了廣大信教群眾共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事業。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各個領域的基礎性文件幾乎都已更新多次，惟有對於宗教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三十年不變。在經濟方面，由當時的「計劃經濟」，經過「在計劃指導下的商品經濟」，進一步轉變為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與經濟基礎的調整相適應，上層建築也進行了重大調整，包括吸收企業家和商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然而，與計劃經濟配套的宗教政策卻完全停滯不前。

更遠一點說，一九八二年十九號文件是在「文革」之後重新接續一九五八年前後形成的觀點和政策。在那時的統戰部長李維漢領導下，在農村的集體化和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即將全面實施計劃經濟之時，提出了這套有關宗教的觀點和政策。在隨後的「反右運動」等一系列左傾路線主導下，李維漢及其觀點受到批判。「撥亂反正」時回到李維漢的主張，是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的。不過，即使這套觀點和政策適應了一九五○年代當時的經濟基礎，在「改革開放」逐漸深入的新時期，它已不可避免地與現實脫節了。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此時卻仍要堅持一九五八年前後形成的向計劃經濟過渡的那這套觀點和政策，這猶如反向開去的火車，必然會脫節甚至脫軌。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宗教政策失效的深刻根源所在。認識不到這一點，也就不能理解為甚麼政府的舉措沒有效果。

為甚麼二○○八年政府有關部門對於守望教會信徒個體的壓力沒有起到作用？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作單位注重的是經濟效益和工作效率，至於職工的個人信仰是甚麼，工作單位少有興趣去管，也無動力去管。二○○九年以來，政府有關部門對於房東和業主施壓，不出租或出售場地給守望教會，這些又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則的舉措，因此難以拿到枱面上來執行。二○一一年四月以來雙管齊下，一方面迫使房東和業主不租不售，一方面對於參加戶外禮拜的守望教會信徒施壓，並且迫使房東和工作單位對信徒施壓。這雙重壓力雖然不能說毫無效果，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有極個別的人被迫搬家或丟掉工作。為甚麼？因為租房和工作更主要地是在遵行市場經濟中的規則。再加上市場化和全球化時代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有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大學師生和知識份子，認同宗教信仰自由這個憲法所賦予公民的權利，因此對於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和同事基本採取寬容相待的態度。而且，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宗教信仰對於信徒個人、家庭和社會未必是壞事，反而是好事。

當然，如果政府下定決心，不惜代價，並非完全沒有可能打散堂會型「家庭教會」。但是，如果打擊力度過大，則不可避免地引發國際輿論的壓力和中國社會內部的反彈。值得指出的是，「文革」期間的打擊力度不可謂不大，結果卻是基督徒人數的成倍增長。現在的打擊力度，還能超過「文革」時期嗎？恐怕不能。因此可以說，除非放棄市場經濟制度，並且完全不理國內外的壓力和反彈，否則，試圖把堂會型「家庭教會」拆散、壓散、打散，把「家庭教會」信眾驅趕進入「三自教會」的政策舉措，基本沒有成的可能性。

跟上時代，各從其類

難題已經摆在面前，如果要找到這道難題的正解，既需要更新認識，又需要調整政策。更新對於各類宗教現象的客觀認識，可以說是必要和首要的。這裡僅撮要提及關鍵幾點。

第一，基督教自從產生開始就確定了「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個政教分離原則。雖然歷史的發展非常曲折，皇權與教權在歐洲爭執長達一千五百年，皇權對於教會的掌控帶來戰爭災難，教會對於皇權的利用製造了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慘案，但是，現代國家用憲法的形式明確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之內，從此政教之爭趨於平緩，既不再有宗教戰爭，也不再有宗教迫害。因此，為了國泰民安，社會和諧，需要打破「政主教從」等陳腐觀念，認真實行《憲法》中所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原則，把政治的歸政治，把宗教的歸宗教。

第二，基督教從初期開始就有不同的神學思想和教會體系，在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之後，更形成了很多自成體系的基督教宗派，包括路德宗、改革宗、聖公會、長老會、浸信會等等。因此，把全國的基督教都統一到一個組織之下，這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英國曾經嘗試用聖公會統一全國教會，結果是清教徒被迫出走，移民美洲，最終不惜與英國一戰，成為一個獨立的新國家。因此，需要破除大一統思維，接受宗教多元現實，平等對待不同宗教，允许同一宗教中不同宗派的存在。這是宗教的內部之爭，讓宗教的歸宗教。對於這種宗教內部事務的政治干擾，只能徒增政府管理成本，既勞民傷財，又不會取得成效，反而會增加社會政治風險。

第三，在美國，基督教的有些大宗派自發聯合，組成了基督教協進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後來發展出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美國的另外一些宗派自發聯合，組成了全國福音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後來發展出世界福音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基督教協進會成員一般是歷史悠久的宗派，在神學上比較開放，政治參與較多，與社會主流文化張力較低。與此不同，福音聯盟的成員則在神學上和倫理上比較保守，與社會主流文化張力較高，強調基督徒要專心於福音傳播使命，注重拯救一個一個的靈魂，除了公民選舉等一般性參政方式之外，對於政治活動比較淡泊，大多採納被動順服但疏離政治的態度。在這兩個主要的基督教團體之外，還有更為保守的基要派或稱原教旨主義的教會及其組織，他們總是在逃避政治和接管政治的兩極之間搖摆，他們彼此之間的合作也很難持久，因此其規模很小，社會影響也有限。比照美國的情形來看，中國的基督教「兩會「（「三自」和基督教協會）是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成員，從其政治態度和張力程度等方面來說，頗為符合基督教協進會的原則和精神。中國目前沒有對應福音聯盟的教會團體。客觀地說，以守望教會為代表的城市新興「家庭教會」在神學上、倫理上、疏離淡泊的政治態度上，都是與福音聯盟非常契合的。未來發展，應該在基督教「兩會」之外組成一個新的教會團體，加入世界福音聯盟。

其實，在二○一○年第二屆「洛桑會議」的籌備參會過程中，這種類型的福音派的「家庭教會」進行了聯絡溝通，一個新的福音派基督教聯盟已經是呼之欲出。如果政府的政策調整，很可能會水到渠成。一旦公開化地組織和活動，不僅更有利於政府和社會外界的監督管理，而且他們的組織內部也會自覺遴選、排出、抵擋極端的基要派的教會。基督教協進會和福音聯盟都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教會團體，信徒總人數旗鼓相當，但是他們彼此獨立、互不干擾、和平相處、各司其職。我相信，當中國的兩類基督教會各從其類、各就各位之後，必定形成一個新的、更好的宗教秩序，也會更加有利於各類教會的健康發展，有利於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總之，在對於宗教的基本認識和基本政策上，需要跟上時代，打破框框，各歸其類，允许在「三自」之外登記而成為公開的教會。只有這樣，才能開創新局面，建立新秩序，更好地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註腳：

1. 比如河北柏林寺方丈明海於一九九一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八九年開始留心佛學，一九九○年於北京廣濟寺結識淨慧和尚，從此歸心佛門。一九九二年於河北省趙縣柏林禪寺剃度出家。

2. 比如北京大學教師王青松、張梅夫婦，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抛下一切，遁入深山，尋找他們心中的「桃花源」。參見：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4493419.html。

3. 參見http://hi.baidu.com/shangdidepuren/blog/item/79cd96d6334cbd2e07088b1f.html；http://jesus.bbs.net/bbs/15/80.html。

4. 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十九號文件承認當時已有三百萬基督徒，而在文革前，基督徒僅有一百萬。

5.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一九九九年出版。

6. 在回應《環球時報》社評《個別教會要避免讓自己政治化》時，守望教會的文章《不要把專注於信仰的教會政治化》明確表示 ：「家庭教會不願意參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為『三自』是政治運動的産物，是教會政治化的結果。」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4/1652371.html；http://www.shwchurch3.com/files/guanyuwomen/gywmDetail.aspx?cDocID=20110426203203320301。

7. 見國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http://www.sara.gov.cn/xwzx/xwjj/7090.htm。

8. 見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01/24/c_13705217.htm。

作者簡介

楊鳳崗教授是著名社會學家、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楊鳳崗教授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