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5歲女童遭虐殺案親父繼母囚終身，政府擬訂立《沒有保護罪》，但引來社會憂慮，照顧者如何免於失責被控告。明光社6月25日舉行交流會，張達明律師擔心投訴增多忽視真正虐兒個案；女青總主任蘇艷芳認為加強公眾教育比刑罰有效。
鑒於5歲女童被虐殺案件，法律改革委員會就相關改革法例諮詢，並於今年4月完成報告，建議定立《沒有保護罪》，在新建議之下包括「強制通報虐兒機制」，要求同一屋簷下的照顧者有責任通報懷疑虐兒事件，例如傭工，法例同樣涵蓋老師和社工，有關人士一旦通報事件，便沒有刑事責任。
張達明：投訴增多忽視真正虐兒個案
明光社就《沒有保護罪》是否有效方式保護兒童，舉辦「保護兒童加強各界的意識」交流會，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分析《沒有保護罪》利與弊。
現行法例可以處理虐待兒童個案，但未必將犯案者謀殺或誤殺入罪，只能用《侵害人生條例》（27條），鑑於跟兒童同住或有多人，難以確定施虐者是誰，只能構成犯罪行為。老師、社工接觸學生時間有限，未必清楚兒童受虐的情況而負上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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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指，在外國強制通報法例針對老師、護士、醫生、警察，法例且保護通報人有法律豁免，舉報不會視為誹謗，通報個案因而增加但有濫用情況，不過香港暫時未出現。
對於強制通報機制，張達明認為好處是幫助兒童免受傷害，但必須有足夠的配套資源來跟進，例如警方接受專業訓練識別案件屬於虐兒與否，加上移民潮專業社工流失，政府需要在配套措施上增加資源。
張達明稱：「除非增加人手，否則單憑引入通報機制擔心弄巧反拙，專業社工處理大批投訴，反而忽視了真正虐兒個案。」
蘇艷芳：疫下個案未顯實況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主任蘇艷芳分享與學校、家長、兒童協作的挑戰，認為加強公眾教育比刑罰有效。
她引用社會福利署2020年統計，跟進個案共940宗，受害人近六成為女性、男性佔四成三，主要是身體受傷害、性侵犯；施虐者近六成來自父母，其餘是沒有任何關係人士、同學、朋友；個案地區集中在觀塘、元朗、油尖旺、深水埗。相對2019年受虐個案近1,000宗，反映疫情下老師、社工面見兒童機會減少，未必察覺到問題。
蘇艷芳表示，虐兒個案普遍，老師、社工、醫護遇到懷疑虐待個案，按照保護兒童免受虐待指引及附件通報、諮詢、轉介。她自言，他們會留神察覺受虐兒童身體的狀況、情緒表達、行為表現、照顧者的能力與態度、環境因素來評估。
跟進時間緩急影響效果
社工跟學校協助啟動程序時有困難，擔心家長負面反應，老師處理掌握時間快慢 也有影響。若太急未了解清楚事情通知家長，驚動施虐者帶來反效果；太慢錯失黃金時間，學校亦沒有清晰機制以及誰做決策；另有校長擔心影響學校聲譽。
與家長協作方面，假如施虐者是父母，女青會聯絡非家庭成員，除顧及家長感受也需及早溝通，包括約見施虐者傾談。
與兒童和學生合作時，學生礙於表達未能全面描述事件，也要注意留院安排，疫情下沒探訪並且影響上課。
加強家長、公眾教育提高保護兒童意識
對於《沒有保護罪》，蘇艷芳認為實行強制情報機制有挑戰，需要搜集更多資料識別個案，尤其是心理傷害非表面辨識到的，也需要配套設施，例如女青通報後誰人去做、怎樣做？家長較多信任學校，如何跟學校社工與老師配合很重要。
她指，社署每年提供虐兒專業培訓，提高意識揭發個案；此外家長及公眾教育很重要，效果比起用罰則強制來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