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期間被關在集中營的神父被納粹策略性的釋放九天，納粹希望說服他向比利時大主教陳情，讓大主教接受納粹提出來的「新教會」政策。

苦難之中信仰立場與人性掙扎之間的張力，與兩個同樣受過神學教育，但社會政治立場相反的人（一個成為納粹，一個成為被納粹迫害的神父），對苦難、與納粹種族主義的辯論。

[本報消息]上週六下午，「信望愛資訊中心」在校園書房舉辦了一場北部網友會，藉由電影賞析──《第九日》從神學與信仰的角度出發，探討當今基督徒在面對苦難與抉擇時，會選擇順從上帝的旨意，還是屈服於現實。同時，該片導演試圖借以「猶大」之名，並從個人在種族、倫理與信仰的周旋中，發出了「猶大之辯」的時代訴求。來自學術界的三位教授，分別就不同的觀點來細說箇中緣由。

葉仁昌：由苦難、抉擇與背叛交織的《第七日》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葉仁昌教授，會從苦難、抉擇與背叛三者出發，直言該片符合教會的態度與期盼；然而，真實的人生卻充滿軟弱與妥協，就「苦難」而言，釵h人會問為甚麼是我，但這往往是上帝的奧秘，愈問只會愈挫折的。第二，「重大的抉擇」，葉教授指出，「真正的困境乃是倫理困境。」而片中主角(Abbé Henri Kremer)陷入的困境，只屬「個人軟弱」與「信仰」間之抉擇，而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勢，這也是葉教授對該片感到可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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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葉教授提出了一個挑戰，「究竟上帝在不在？」在當時的納粹集中營裡，上帝的確不存在，上帝怎了會容忍呢？但這個挑戰具有兩面性，每當人在做壞事、縱情慾樂時，當然希望上帝不存在，但當人在苦難中，就往往會質疑上帝為何沉默。然而，上帝是無所不在的，不論是911現場、集中營，乃至凱道上，祂的確存在、只是(我們)不知道祂的計劃。因此，我們可以體驗上帝的同在，但祂的計劃卻是奧秘。

「倘若他妥協、寫了那一封信，那又會怎樣了，這樣代表他是賣主的猶大嗎？」葉教授揚言，倘若沒有設身經歷，根本沒有資格去批評。上帝總是憐憫人的軟弱，這正與該片所要塑造的強者形象相反。釵h時候，眾人的焦點往往集中在猶大身上，而忽略了彼得，他也曾經因為軟弱而否認、離開上帝，猶大會比彼得差嗎？葉教授反問道，「他真的不能進天國嗎？」答案是不知道，難道上帝只體恤軟弱的人，不接納那貪心、詭詐的人。

曾慶陛G終究是「種族問題」，也是現今我們面對的問題

接著，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長曾慶停訇癒A從更根本、更深層的問題出發─「種族問題」，以及由此而生的道德麻煩。「倘若摩西是埃及人，一切都會改變嗎？」曾教授問道。當今的問題不乏是「膚色」問題，仍是以民族來區分你我，但「民族」本身就是由國家建構、具體化的概念。曾教授表示，看了這部片子的感受，就是覺得人類還面臨同樣的問題。

曾教授眼中的神父Kremer，絶非是一個強勢的人，而是貪生怕死的人。釵h人往往會以軟弱作為藉口，而去逃避追求某些標準、依據。不論是Kremer本身，還是紅衣主教，他們都是軟弱的，但為何他會作出如此大膽的決定？人往往會訴之良心，但上帝真正的意思是甚麼，往往會讓人舉棋不定，關鍵在於時機。因此，曾教授勸勉說，作為一個基督徒，理應晝夜思想律法，並要經常維持、保守著。

最後，在回應葉教授對猶大的說法時，曾教授認為，彼得始終跟隨著主、並同受苦楚，而非逃避，他們兩者有著根本的不同。

蘇友瑞：「猶大之辯」的由來，是基於現實主義的思考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身兼心靈小憩藝文網站企畫副總監的蘇友瑞，他首先提出，在當時的情境下，有誰知道納粹不會成央A所以，必須設身處地來看。而「猶大之辯」這個觀念的由來，是基於現實主義的思考，若Kremer當下沒有同意，豈不是成了罪人？...

然而，蘇教授認為，「十字架的事件」是一個共同參與的過程，是以「參與」為基礎，基督徒應盡心盡力地活出應有的形象，結果沒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而是非對錯也是由上帝來判斷的。

對「猶大之辯」的說法，蘇教授希望從盼望神學的觀點來看，在當時的統治環境下，若反對納粹軍官的要求，結果可能會造成基督宗教在德國絶跡，但是，蘇教授再次強調，參與本身是為神所悅納的。這種意圖與後果/責任的衝突，從宗教信仰的倫理來看，理應著重在「過程」上，就盼望神學的觀點而論，教授並不贊成劇中以現實主義塑造的「猶大之辯」。

最後，蘇教授強調「愛」的經驗，乃是參與、捨己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