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学者陶瑞支持特朗普解散教育部的政策，并认为，教育应当回归自由与多元，避免过度的标准化和高压式教育，这种自由的教育方式才是美国创新与强大的根本所在。
在《基督日报》此前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当选总统特朗普概述了他计划确保在全国公立学校中实现的10个事项，并表示他将"关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教育部，并将所有教育工作和需求交还给各州。"
本文基于旅美学者陶瑞对美国当前教育现状的剖析。陶瑞支持特朗普解散教育部的政策，认为教育部自设立以来滋生了大量腐败。他认为，教育应当回归自由与多元，避免过度的标准化和高压式教育，这种自由的教育方式才是美国创新与强大的根本所在。陶瑞批评当前教育部推动的政治正确政策，如DEI（多元、平等、包容）和对LGBTQ群体的支持，认为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剧了教育领域的腐败，并对青少年的思想造成负面影响。他强调，美国的教育未来应重拾地方自治和多元化，避免大政府的过度干预。
以下是陶瑞的观点：
当选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他计划取消教育部。这引发了我的思考：美国的教育系统这些年来究竟做了什么，才会让特朗普提出这样的政策？对此，我个人认为特朗普的这个政策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社会政策上的问题，实际上只是表像，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教育这一话题其实非常深刻地影响甚至主导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美国教育部的设立"名不正 言不顺" 没有宪法支持
作为华人，我们普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但对美国的教育政策可能了解不多。特朗普提出要取消教育部，这一政策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惊讶。毕竟，从华人的传统观念来看，教育部似乎是一个理所当然存在的机构。在中国有教育部，美国也有教育部。然而，美国的教育部并不是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而是由卡特总统在1979年才设立的一个部门。美国教育部的历史并不悠久。
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的设立自始至终伴随著很大的争议。根据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的规定，凡是宪法未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均属于各州所有。而宪法并未赋予联邦政府设立教育部的权力。因此，教育部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嫌疑。
教育部设立的背景：迎合特定时期的国际压力
谈到为什么会设立教育部，我们需要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背景。从价值观层面来看，美国最核心的精神其实并不是如今人们常提到的"民主"，而是"自由"。这一点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就有所体现。自由的精神贯穿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以及如何教育子女。
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中，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家庭。起初，每个家庭自己承担教育责任，后来，当几个家庭同时有学龄子女时，他们会联合起来组织类似私塾的教育形式。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些教育活动逐渐由教会接手，再由社区接管。因此，传统上美国的教育是由地方主导的，各州对教育有一定的规定，但通常也只进行有限的干预。
美国的教育系统长期以来具有高度的去中心化特点。具体而言，各学区是教育政策的实际制定者。每个学区通常由一位学区长（Superintendent）领导，并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本学区的教育政策。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通常通过选举产生，但部分州也可能采取任命的方式。不同学区在教材、课程内容以及教育标准上都有所不同，甚至每所学校之间也存在差异。这种地方化的教育管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美国教育的特色。
那么，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设立教育部并逐步实现教育中心化的呢？这一转变与美苏冷战有很大的关系。冷战期间，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Sputnik 1），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应，被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当时的美国人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科技会落后于苏联？这一反思的结果直指教育系统，认为美国的教育出了问题，导致科技发展受限，甚至可能影响美苏争霸的格局。
当时，《生活》（Life）杂志曾发表一篇题为《教育的危机》(Crisis In Education)的封面文章，通过对比两名高中生的学习状态来揭示问题。一名是来自芝加哥的美国学生，另一名是来自莫斯科的苏联学生。从封面照片可以看出，笑容灿烂的是美国学生，而表情严肃、苦大仇深的则是苏联学生。这篇文章认为，美国学生由于参与社团活动、学习音乐、发展兴趣等，过于"快乐"，而苏联学生则日以继夜地努力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学术压力和高标准的学习状态。文章结论是：如果美国的学生继续沉迷于兴趣发展而缺乏学习压力，美国可能会在科技竞争中落后。
这种观点在冷战期间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并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尽管事后来看，这种强调"标准化"和"高压教育"的理念存在误区，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国政府认为，需要通过设立教育部来统一资源调配，制定全国性的教育标准，从而解决"教育危机"。最终，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卡特总统于1979年设立了教育部。美国教育部的成立可以说是冷战体系下的一种产物，是为了应对当时特定的国际竞争压力而做出的决定。
事与愿违 教育政策逐渐转变
在教育部成立之后，到里根总统上台的1980年代初期，他曾试图废除教育部。作为一位提倡"小政府"的保守派总统，里根认为教育部缺乏宪法依据，应该将教育事务归还给各州管理。然而，里根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原因在于，当时日本的崛起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苏联仍未解体，美国与苏联的冷战还在继续。
里根时期的一份名为《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这份报告认为，日本的教育体系非常高效，日本学生每天埋头学习、考试，而美国的学生却被"放养"，过于注重兴趣发展，缺乏学习压力和严谨的教育环境。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教育质量亟需提升，否则可能会落后于日本和苏联。在这种背景下，里根最终没有废除教育部，而是保留并加强了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此后，老布什总统延续了里根的政策，而克林顿总统作为民主党领导人，对"大政府"本身并无太大异议。因此，教育部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并逐渐扩大职能。然而，到小布什总统时期，教育政策开始出现显著转变，并引发一系列争议。
小布什时期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2001))标志著联邦政府开始通过教育部对各州教育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根据这一政策，教育部设定了全国性的标准，并通过拨款作为激励措施，要求学校达到这些标准才能获得联邦资金支持。这种做法开启了联邦政府干预教育的先河，使教育部从单纯的资源调配角色转变为政策制定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模式，虽然初衷是提升教育质量，但却为后续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到了奥巴马时期，教育政策延续了小布什的模式，但内容发生了改变。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名为"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教育标准，表面上是为了统一全国的教育质量，实际上加入了许多极左的价值观，例如多样性、公平性和种族配额等内容。这些新标准引导学校为满足联邦资金申请条件而对教师进行特殊培训，并在教学内容中逐步渗透这些理念。
官僚化和功利化在教育领域延伸
奥巴马时期的教育政策引发了教育系统内部的连锁反应。为了达到这些标准，各种利益集团应运而生，包括认证机构、培训机构、咨询公司等。这些机构不仅从政府中获取大量补贴，还通过帮助学区符合联邦要求来牟利。这种局面导致教育系统滋生了腐败，同时也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原本享有较高自由度的教师，如今被迫遵循一系列繁琐的标准化流程，这使得教师工会对奥巴马政府怨声载道。令人意外的是，教师工会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支持民主党的左翼组织，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却对其政策表达了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些政策不仅限制了教师的自由，还使教育变得更加官僚化和功利化。
这段历史充满了讽刺意味：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联邦干预推动所谓的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却引发了教师工会的强烈反弹，甚至滋生了腐败和利益集团。这说明，试图通过集中化手段来解决教育问题，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奥巴马执政期间推出的教育政策，虽然在初期面临不少阻力，但随著时间推移，这些政策逐渐催生了一个完整的利益体系，使得奥巴马成为美国左派的"无冕之王"。这一转变与教育部在联邦控制下推行的标准化政策密切相关。
最初，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学校、教师和社区的反对。然而，由于政策中的标准化要求涉及大量资金分配，逐渐催生出一系列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包括认证机构、培训公司、教材供应商等。他们借助政策推动，将教育改革产业化、系统化，形成了一个共生的利益网络。学校为获取政府拨款不得不遵循这些标准，而这些标准的执行往往由利益集团牵头操作，进一步加剧了腐败问题。
以"多样、平等与包容"（Diversity, Equity & Inclusion，DEI）为例，这一左派意识形态表面上强调社会公平，但其背后隐藏的是庞大的商业利益链条。学校要达到DEI的标准，需要进行复杂的认证，而认证机构本身往往是腐败的温床。他们通过收取高额费用、操控认证资格，成为这个体系的核心获益者。同时，为推动DEI的实施，各种针对教师的培训课程和教学材料也应运而生。这些课程和材料由利益集团提供，并通过学校的强制性培训获得巨额利润。
起初，许多教师对DEI表示抵制，因为这一政策不仅加大了他们的工作负担，还削弱了教学的自主性。然而，随著利益集团的逐渐壮大，DEI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产业链。认证机构、培训机构、学校管理层和教育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这个利益网络推动了政策的延续和扩展，同时也将越来越多的教育资源和资金引入这个腐败体系。
我们从中国的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类似现像。例如，中国的行业补贴、发改委制定的行业标准，往往也催生出类似的利益链条。美国的教育系统，如今俨然成为政府内部仅次于军工业的腐败领域。军工业通过军事特种材料和培训课程的随意定价获利，而教育系统则通过政策扩展和标准化认证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教育行业成为既得利益者赖以生存的温床。
这种局面也解释了为何许多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极力支持左派政客，如奥巴马、拜登和哈里斯。这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认同，而是深层的经济利益驱动。他们通过推行更加激进的政策标准，不断扩展利益集团的收入来源。例如，从最初的种族平等到性别平等，再到少数群体权益和变性问题，每一个新标准都带来一波新的课程和认证需求，为利益集团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利润。
可以说，美国教育系统的左倾化，与利益集团通过标准化政策谋利息息相关。这种现像不仅侵蚀了教育的公平性和质量，还使整个系统陷入一种自我扩张的循环，令腐败问题愈演愈烈。
我们从中国的经验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或部门利益，经常会不断创造新的项目或政策。例如，基建领域的"修了拆、拆了修"现像，就是为了从中提取新的利益。美国教育系统的极左化，本质上也是类似的逻辑：它背后隐藏著一条腐败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不仅吞噬了纳税人的资金，更以毒害教育、侵蚀青少年的思想为代价，最终威胁整个国家的未来。
教育部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源头。其设立之初，目的在于统一全国教育标准，提升学术竞争力。然而，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标准化的、高压式教育模式适得其反。美国的强大源于自由与真正的多元化，而非左派所谓的"多样性"。真正的多元，是让每个家庭和个人根据自身特点选择教育方式，是个人发挥创造力和特长的自由。这种自由多元的教育体系，是美国孕育大量创新性和顶尖人才的根基。而标准化教育模式，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今天的中国，都只能培养出大量工人型人才，却无法复制美国那种创新型生态。
教育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应交给地方和社区
因此，从教育部设立的初衷来看，它是在美苏争霸的大环境下，基于错误的假设而设立的。从现实的结果来看，教育部已成为滋生腐败、破坏教育质量的温床。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当彻底清除。
现今，教育部不仅是腐败的源头，还推行极左的意识形态，包括所谓的"多样性、公平、包容"（DEI），以及对LGBTQ+议题的不遗余力的推动。这些政策表面上打著"进步"和"平等"的旗号，实际上是对教育资源的滥用，是为了迎合利益集团的需求，进一步固化腐败产业链。
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的是美国教育的方向性错误。真正的教育，不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产业，而是国家未来的基石。如果任由教育部继续推行这些政策，毒害青少年的思想，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将不可避免地遭受严重削弱。
新任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教育政策令人耳目一新，他主张彻底革新教育部。这一主张值得高度认同。只有解散教育部，将教育的决策权和管理权重新交给地方和社区，才能恢复教育的自由和多元，重新激活美国的创新能力。教育的方向必须回归到以培养自由、独立、创新性人才为目标，而不是成为极左意识形态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