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中国古时不相信有神（上帝），或中国文化中没有神的观念；近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国人始知有神。他们引用孔子的话作为佐证："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孔子一生的确多言人伦道德，鲜言生死神灵，但他信神、敬畏神，而且相信神是有位格的。弟子颜渊死后，孔子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这样的感叹词说明，在他心目中神是有位格的。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很虔诚。论语子路篇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予欲无言。"（论语?阳货）意思是：天不说话，只在做事；天创造并控制宇宙，运转四季，生长万物；他（孔子）要效法天，不说话，只做事。孔子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句话所指的道，显然不是他平日所讲做人处世的"仁"道，而是永恒之道或永生之道。孔子认为，得到这样的真道，死而无憾。
从古籍可见，古代中国人所认识的神是有位格的，称之为天或皇天。例如，《诗经》大雅皇矣篇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说，神统治宇宙万有，非常关心人民的生活情形。这样的神显然有位格。《书经》伊训篇说："惟神不常，作善，降之百详；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也说到神的创造："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诗经?周颂）以上古籍的描述，虽不如旧约圣经详尽和准确，但足可证明古代中国人是信神的，而且是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独一神。
古代的中国人也谈"道"。比孔子年长二十的老子（李耳）认为，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之理。人既生于世，就应当享受真正的幸福；而真幸福就是保有或恢复自然的本性，清静无为，畅达生长。自然的人生是道德的，后天的虚伪就是邪恶。人顺乎自然，便可成为至人。老子似乎隐约意指，"道"是有格位的神。可见中国古文化十分接近圣经的真理。
再如孔子言"仁"，孟子言"义"，和圣经所说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也非常符合。所以，中国的伦理学也和基督教颇为接近。
孔子虽信神、敬畏神，但他也把神推远了。因为他认为，神已唾弃终日思念罪恶的世人，所以他并不教人向神祷告，也未教人祭祀神。孔子退而求其次，以他所知的神之道教导人，即孝弟忠信。最终孔子成为受人崇敬的人文主义者和教育家。他的六艺教育理念是"礼、乐、射（军事）、驭（体育）、书、数（数学科技）"，想以教育和伦理道德来为世界维持和谐与秩序，期待逐渐能进入大同世界。他的人生观是入世或现世的，他周游列国，盼望能得到国君的重用，好实施理念和抱负。可惜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一百多年后的孟子，声称是孔子的弟子（学生），发展先师的思想。他也相信有神，但似乎不如孔子虔诚。他提出四善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孔孟倡导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世历代思想和文化的主流，讲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人后天（神）；强调自我约束和自我提升，一切以个人为起点。其中鲜少有关于神或寻找神的论述。
儒家认为，一切由天（神）而来，所以敬天；因为崇德，所以尊敬先贤；因为追孝，所以祭祖。可惜，孟子的"性善说"和祭祖，却成为基督信仰不能在中国广被接受的两大阻力。
圣经宣称，人原本是按神公义和慈爱的形像造的。由于始祖亚当和夏娃悖逆，后世子孙出生时本性已被罪辖制，不能自拔。只有神才能拯救堕落的人。然而许多中国人由于相信"性善说"，下意识地不能接受基督信仰的"原罪"说。其实原罪不是指作奸犯科的罪行，乃是指人偏离神公义和慈爱的形像。不过，这个信仰的障碍，在中国现今已然减弱。经过十多年人间大悲剧的文革浩劫，中国人还有多少仍相信传统的人性本善论？
论到追孝，圣经十诫的第五诫就要人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20:12）"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久。"（以弗所书6:13）由此可见，基督教是极重孝道的。但中国人的祭祖令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无法接受，成为双方不能沟通的大难题。不祭祖的华人基督徒常被骂为"数典忘祖"（忘本）和不孝。其实，父母祖先当然应该记念，但不应该敬拜他们，或祈求他们保佑。除了祭祖一事，基本上上孔孟思想和基督信仰是共通的。
秦汉以前，儒生文士只以孔孟之道教人，讲求用 "内在超越"的途径来自我提升：自我努力、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自己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成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物。然而结果自我被扩大，以至看不见神了。秦汉之后，尤其自从董仲舒提倡"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表面看来，好像神被拉近了，事实上，崇尚阴阳的董仲舒巳把儒家思想改头换面，推崇帝王，神化其统治权；董仲舒又接受"谶纬"之说。国人不再像孔子相信独一的神，而逐渐趋于泛神。
"谶"本是方生术士的手段，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向人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录。自汉武帝刘彻以降，皇帝都说自己是 "天子受命于天"或是 "受命之君"。"纬"是汉儒（以董仲舒为首）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假托神意而曲解儒家经典，把它们说成是神的启示。它与谶相需相用，狼狈为奸。纬借助谶的神话怪论而确立， 谶通过纬而在思想上正统化，成了正学。东汉初年，更堂而皇之地被称为 "内学"；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 "外学"。被董仲舒独尊的儒学，早巳非复当年的儒学了。
从泛神到无神
谶纬之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重大影响，到东汉末年渐衰。由于谶纬可以被人利用，来散布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危险。魏晋以后屡加禁止，隋炀帝正式禁毁。之后，谶纬之书大量散失。谶纬充斥着浓重的迷信色彩，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同时并行，很快就从经学中被分离。可惜的是，其中所包括天文、历数、地理等古代自然科学的知识，亦遭到忽视。
随著谶纬学的破产，继之而兴的是佛、道思想。儒家不屑论"怪力乱神"，又重现世而不正视"死"，在这些方面，佛教提供的理论颇具吸引力。中国人对鬼神只讲祸福，佛教则把轮回报应与之连在一起；如今轮回观已深植国人心中。另一方面，为使儒生等知识分子容易接受，佛教在中国特强调"众生皆有佛心"的"心性论"，以与儒家内在超越的思想契合。唐代虽有许多儒家学者排斥佛教，却仍肯定其心性论。
汉儒治经，重点在名物训诂，宋儒则重义理的探求，并兼谈性命，因而有理学之称。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可分为外来的影响和内在的变化两方面。外来的影响就是在无形中受到佛、道教的影响，尤其是禅宗"明心见性"之说影响最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缺乏哲学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的人。因此，唐代的儒学虽得到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针对五代的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再度提倡儒学，并为了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著意于儒家思想"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内容。但理学家著述立论的目的依旧在于救世济民，建立完美的社会，因此仍以伦理为主。而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的结果，便是理学。
内在的变化，就是儒家思想本身产生变化。自两汉至隋，儒学已由孔孟之学变为经学，有违孔孟遗意，舍本逐末。到韩愈作"原道"，儒家思想开始转朝新的路向，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专究修己、治平之道，著力于做人的工夫，而形成宋代理学的兴盛。同时，君主的提倡亦非常重要。宋太祖立国之后力图挽救颓风，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修养，士风为之逆转，进而助长了宋儒强调身心修养的理学。加以宋代科举考试又以孔孟学说为本，更促成理学的发达。
理学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兄弟。至朱熹集大成，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 "理"先于天地而存；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与朱熹对立的陆九渊（象山），则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他的学说主要有两点：第一，认为 "理"是人心所具有的，内容就是 "仁、义、礼、智"──继承孟子"四端"学说。第二，认为 "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简单直截，易于求
。陆九渊推崇怀疑精神，他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又说："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他看重独立精神，反对盲目依傍："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他反对迷信，主张"凡事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这一切对后世学习有启发作用。而陆九渊既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可见他已倾向无神论。
到了明朝中叶，王阳明（守仁）继承陆氏"心即理"之说，主张人心是宇宙本源与人世间的唯一道德准则。换言之，离开了心，便无宇宙、天地、万物，甚至鬼神。因此，王氏提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认为万物皆存于我们的心中。他又提出"致良知"之说，要人去除私欲的蒙蔽，恢复良知的本来面目，并把它扩充到底。
王阳明重视身体力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必须要躬行实践，才能成其学，这就是他的 "知行合一" 说。
综观王阳明之学说，著重于经验的磨练，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使人充分发挥个性，且精简直截，易入人心，所以能支配社会思想而盛极一时。他过世后，学说更为盛行，成为明清时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影响政治、社会，甚至人们的神观。显而易见，王阳明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人说，如果王阳明生于今日，多半是新纪元运动者。
从无神到三位一体神
要中国人重新相信神的存在，有人曾提议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像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仅重新回到希腊、罗马文化源头，还对希罗文化有所修正和创新。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时，如何修正和创新，是极为复杂的问题。所幸三一神向中国人启示自己，不是借由复兴中国固有文化这条路，而是使用新教（更正教，即基督教）的传教士。
基督教叩击中国大门，历史上前后共四次，前三次都因不同的缘故而中断失败，即唐朝的景教（聂斯脱略派 Nestorianism）、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蒙古语，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耶稣会的利玛窦。他按照使徒保罗的原则，"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9:22），努力使自已的衣著、生活习惯中国化；学习中国语文，熟读古典经书。他翻译西书，把天文、地理、数学、医药、科技、甚至枪炮制作技术都介绍给中国，深得朝廷重视。利玛窦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和士大夫、政府官员结交，取得成
，在他之后亦有天主教传教士被清廷重用。但后来罗马教廷和清廷为祭祖问题产生礼仪之争，迫使爱好西学也接受耶稣的康熙皇帝下令，命传教士遵守中国礼仪。继任的雍正皇帝对天主教并无好感，下令禁教，毁掉清初传教的大好情势。第四次来华的，是清末的天主教和新教。十九世纪，欧洲新教徒为遵奉主耶稣交付的"大使命"，高度重视宣教工作，派遣大批舍身奉献的传教士到尚未听福音的地方去。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由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派的杰出传教士。他于1809年9月抵达广东澳门，但由于雍正皇帝的禁教令，无法进入中国，只能留在葡殖民地澳门。他努力学习中文，尽力与中国人打成一片。他在澳门、广州等地工作27年，直接传福音的
效并不高，只带领了十人入教，包括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他翻译圣经，名为"神天圣书"；编写华英字典"五车韵府"，成为日后宣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工具，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他还兴办学校，开展医疗服务，印行报纸宣扬教义并报导社会实况，可谓中国现代化的推手。他在中国所做培土的工作，让后来的传教士们能够播种和收割。小结
十年文革浩劫后的中国人，生活在无神论的社会中，欺骗、污秽、贪渎已是见怪不怪，几乎人人都感到生命空虚、空洞。有人追逐色情、娱乐，而更多人寻找信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迅速增加，城市知识青年信基督的比例更高，令人欣喜。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宗教蓝皮书的统计，中国基督徒有2305万，天主教徒300万。另有学者或团体估计，中国基督徒高达7000万到1亿。可是也有人认为，中国信仰基督宗教的人不及总人口的2%，即2600万以下。无论如何，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扎根已是事实，纵使有外在压力，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只是如何把信仰的根札得更深更稳，使福音能临到更多人，仍是亟需面对的问题。
基督教神学（特别是人性论和宇宙论）如何和古老而有包容性的中国文化会通，也是必需讨论的课题。当年的基督教若没有学习并吸收希腊哲学，就不会有现今的神学；同样，今日基督教神学也需要和中国文化会通。
基督徒当然始终应当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救主；在坚持基要真理的前提下，还要能够谦卑地吸取各家之长，更好地认识、表达、实行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从而更新中国文化之不足。我们复兴和更新中国文化的目的，是让中国文化的"土壤"更宜于基督信仰的茁长，让神的救恩遍临神州大地。
（注：本文转自《恩福杂志》2014年1刊，经刊主蒙允后转载，作者曾任加州大学物理系主任，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