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杀伤力的批判：批评者曾经是基督徒
由生物学家道金斯、哲学家丹奈特主导的新无神论运动，近年来成为基督教护教学者的讨论焦点，但笔者认为：其实另外一股运动，为基督教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这就是质疑圣经记载是否属于真实历史的学术研究与普及传媒，姑且名之为"圣经历史批判运动"。
为什么笔者认为这挑战更加严峻呢？大多数新无神论的作者都措辞激烈、立场鲜明，这些彻头彻的无神论者已摆明车马，以进化论完全否定宗教的价值。可是，不少批判圣经历史的作者却曾经是基督徒、或者自称现在仍然是基督徒，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基督教或者圣经的价值，而是以一种研究文化、或者改造传统基督教态度处理圣经历史，当圣经历史与基督教信息变得模模糊糊时，其杀伤力可能更大。
举例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伯特‧瓦民（Bart D. Erhman）曾经是福音派基督徒，早年他在芝加哥慕廸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和伊利诺州惠登学院（Wheaton College）进修，这两所都是倾向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学府，瓦民立志彻底研究圣经，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获取博士学位，跟著撰写一系列为圣经历史"翻案"的学术著作，他得出结论是：圣经并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著作，现在他自称是"快乐的不可知论者"。
又如新泽西州纽瓦克（Newark）圣公会主教堂的退休主教约翰‧谢尔比‧斯庞（John Sperry Spong），主张传统的有神论已经过时，耶稣的"神话"无非是他的门徒建构出来的。此外，已经还俗的天主教修女加仑‧岩士朗（Karen Armstrong）在其著作中完全以人造神的角度分析宗教历史。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教授伊莲恩‧比高斯（Elaine Pagels）的言论，亦是举足轻重，她认为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在第一世纪对基督教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现在流传的福音，无非是当年很多个福音版本之一。
瓦民效应
其实，"历史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到底是什么人，这问题在十九、二十世纪已经由史怀哲、布特曼等学者提出来，过去几十年来，"耶稣讲座"（Jesus Seminar）亦不断地否定圣经历史记载的可靠性，不过，从前这些批判只局限于学术圈子里面，为什么突然之间，圣经历史批判会由象牙塔散播到普罗大众中间呢？
小说家丹布朗的《达文西密码》当然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丹布朗亦标榜以历史考证挑战正统基督教，但毕竟小说无非是小说，笔者不将他归类为以上的圣经历史批判运动。真正的分水岭，应该由二零零五年瓦民出版的《错误引用耶稣》（Misquoting Jesus）算起，顾名思义，这本书指出人们误解了耶稣，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并不是真实的耶稣。若果再推远一点，之前瓦民已经出版了同样主题的学术性书籍，后来他在 teach12.com 灌录许多关于圣经历史的讲座，这些深入浅出的讲座大受欢迎，无怪《错误引用耶稣》一炮而红，书籍面世之后，它跻身于畅销书榜之列，许多出版商跟随风气，类似书籍如雨后春笋，出版商周报（Publishers Weekly）评论员麦当劳（Jeffrey Macdonald）称这种现象为"瓦民效应"。面对这热潮，电子媒介亦分一杯羹，《历史频道》摄制了许多以圣经历史为题材的纪录片，不少专家学者参与顾问工作，不消说，其中一些纪录片排除了超自然的解释，代之而来是以自然方法重新演绎圣经故事。瓦民继续出版了几本同样主题的通俗著作，例如《犹大福音》、《上帝的难题》、《彼得、保罗、玛利亚》，最近新作是《耶稣被干扰》（Jesus, interrupted）。
瓦民：上帝启示充满问题与错误
面对这排山倒海的批判运动，持反对立场的圣经学者当然亦大有人在，培林（Nicholas Perrin）、彦高尔夫能（DennisIngolfsland）、高格（Michael J. Kruger）等先后以学术角度和瓦民交手，最近基督徒新闻记者史特博（Lee Strobel）则以通俗方法作出反驳。坦白说，笔者并没有受过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训练，与其隔靴搔痒，不若读者直接参考以上作者的著作。在这篇短文里面，笔者尝试作出的贡献，是指出这批判运动一些在原则上、前提上的漏洞。笔者需要强调，这篇文章并不是要证明圣经是神的默示，充其量这只能够质疑对方证据不足或者论据不强，这相当举出了进化论的问题之后，并不等如证明了创造论。
前面提过，瓦民认为圣经并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为的著作，他列举出许多理据，其中两个是：第一，现在接受的新约正典有二十七卷书，但是在基督教会成立的头三百年期间，却有许多《四福音》以外的福音书，例如《多马福音》（Gospel of Thomas），而现在被视为正典的圣经书卷，当时还未有定论，例如马吉安派（Maricon）只接受路加福音和其他十卷新约书信，并且排除所有旧约经典。经过了三百多年无数教会人士的反复讨论，正典才得以确立，换言之，人的主观意见决定了什么是神的启示。
第二，在不同年代里面流传许多圣经版本，但这些版本之间却有许多出入，这数目高达四万多，若果圣经是神的启示，为什么神竟然没有保守传抄过程中不出现谬误呢？
以思想实验检查不合理的假设
骤眼看来，这好像是圣经的致命伤，笔者姑且跟读者做两个思想实验。自己的专业之一是统计学，统计学的探索资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所采取的进路，是提出"如果是这样，那么会怎么样"这类问题（What-if question），如果将这方程式中两个变项（人数、时间）插入不同数值，那结果会怎么样呢？试想像，若果正典并不是经由几十人先后在三百多年之间反复讨论而确立，而是三个人在三星期里面决定，那么批判家是否会认为这就没有问题呢？如果是三百个人、三个月呢？又或者是三十个人、三年呢？五个人、五十年呢？我敢保证，无论是插入什么数字，圣经批判家仍然会得出同样结论。那么，将这两个数值变为"零"又是否最好呢？换言之，圣经正典之确立完全不经人手，天使向人宣告在某个地方埋藏了以失传文字撰写的金叶片，要通过乌陵、土明才可以翻译成现代文字，那么，这种启示又是否更加有信服力呢？熟悉摩门教历史的读者，已经会心微笑。
其实，这批判隐含一个假设：神的绝对启示不应该经过充满错误的人手处理。但这个假设合理吗？这个假设符合一贯的圣经精神吗？基督教是一个历史性的宗教，其教义并不是通过抽象的命题、哲学讨论而传播，相反，这是人神相遇的历史故事。上帝所拣选的传话人，往往都是充满瑕疵的，例如摩西发脾气而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大卫王为了夺取美女而杀死手下大将乌利亚、彼得三次不认耶稣 ……。
第二个理据亦是基于同样的假设。首先，一些学者认为所谓不同版本存在"四万处出入"有夸大之嫌，而且这些出入并不影响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事实上，从统计学来看，"40,000"这个数字没有意义，除非我们知道其他相关数字，其实，单单是圣经希腊文抄本就已经有五千，越多抄本，当然越多传抄上的误差。中国的《尚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毁掉，汉朝济南人伏胜将整卷《尚书》背诵下来，后来鲁恭王旧宅出现了秦朝时埋藏下来的《尚书》，前者是《今文尚书》，后者是《古文尚书》，两者之差别当然少于四万处，无他，因为只有两个版本。
现在笔者再次重复以上的思想实验：假设不同版本的相异之处并不是四万，而是四千，这会否令批判者接受圣经权威呢？也许不会，那么四百又怎么样呢？恐怕仍会有问题，若果将这数字一直下降，我相信即使剩下四十个版本出入的地方，批判者仍然会斩钉截铁地认为圣经不可信。可能唯一令人满意的答案是"零"。要达到"零瑕疵"的话，上帝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呢？看来，上帝必须要制止任何人于任何时间、地点，在抄写上、征引上出现任何错误。笔者现在负责制作教会崇拜的 PowerPoint ，每个星期我都要将牧师讲道的经文打入PowerPoint，假若不幸地我打瞌睡，在打字时出错，电脑硬碟是否会奇迹地烧毁呢？或者错字会否神秘地自动改正呢？若然的话，批判家是否会认为这是更好的启示方式呢？
耶稣基督创立了教会，但众所周知，教会自开始以来已经充满瑕疵，例如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信徒娶了自己的继母，有些信徒批评保罗，并且分党结派。若果说神启示圣经，衪应该保守在传递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错误，那么基于同样逻辑，既然基督创立教会，难道我们可以期望教会里面千秋万世完全没有任何错误吗？这门槛实未免太高了！
结语
瓦民多次强调：自己由福音派信徒变成了不可知论者，并不是因为圣经的历史问题，决定性的原因，是他无法接纳这个世界充满著痛苦，他在《上帝的难题》一书中详细地剖析了为什么有神论与苦难无法协调。但想深一层，瓦民的圣经批判与"上帝的难题"是建构在同样的假设之上：既然神是全能和慈爱，为什么衪容许世界发生天灾人祸而没有干预？既然神启示圣经，为什么衪容许教会人士争辩三百年而没有走出来一锤定音？既然神启示圣经，为什么衪容许誊抄圣经的文士犯错误而没有更正他们？其实，只要我们认识到世界是不完美的，上帝没有应许过只有绝对完美的东西才可以接受，那么很多圣经批判运动带来的挑战，根本不会动摇基督教信仰。
作者简介
余创豪（Chong Ho [Alex] Yu）是美国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教育心理学博士及哲学博士，现任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心理学系副教授和大学统计顾问，其研究范围包括心理测量，跨文化比较，宗教心理学，量化分析之哲学基础，先后发表了七十多篇学术论文和多本学术著作，如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Causal inferences and abductive reaso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