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國四川成都人，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一直致力於文化和時政批評的寫作，是中國大陸最關注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作家之一。2003年，余杰受洗成為基督徒，並在多位維權律師和作家組成的北京方舟（家庭）教會聚會。

2006年，余杰以中國大陸家庭教會成員及異議作家的身份，與王怡、李柏光一起在白宮得到美國時任總統布殊的接見，並對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展開長達一個小時的深入交談。

在中國執政當局的壓力下，余杰於今年1月11日攜家眷由北京赴美。之後余杰在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發表名為《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我的去國聲明》，講述了自己多年的遭遇、特別是一年多以來被綁架、軟禁、和恐嚇的艱難處境。

信主後的余杰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基督教文字事工上，先後出版了《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與王怡合著）以及《聖經中的智慧》等優秀書籍，備受基督徒學者肯定。

余杰在文字事奉的恩賜有目共睹，然而由於他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以及直言不諱批評當局的政治弊端的做法，而在海內外華人教會中引起不少的爭議，有的甚至對余傑的基督徒身份持保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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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旅居大華府的余杰日前隨張伯笠牧師紐約佈道巡迴之際專門撥出時間接受本報的專訪。在四十分鐘的訪談的第一部分，余杰分享了自己的信仰歷程與未來的服事計畫。

記：本報記者

余：余杰

與很多理工科背景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不同，文科出身的余杰從小就是有神論者，並且信主受洗以來有穩定、良好的教會生活，自認為是一個有生命的基督徒。

記：一些人認為，您曾經歷從文化基督徒到有生命的基督徒的蛻變過程。那麼，您是否認同這種說法？請您談談自己信主9年來所經歷的信仰的蛻變及更新過程。

余：「文化基督徒」這個稱謂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劉小楓為代表的中國大陸的學者最早提出的，但我不同意「文化基督徒」的說法。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沒有必要在前面加上「文化」的頭銜。同理，我們也不會說「商人基督徒」、「工程師基督徒」等稱呼。總之，我覺得基督徒身份應該高於他們的專業。

那麼，如何評判一個基督徒是否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看他們有沒有穩定的教會生活，是否扎根在一間教會，是否願意接受牧師、傳道人的牧養。倘若如此，那麼我認為他（她）就是一個有生命的基督徒。

所以，如果「文化基督徒」這個概念成立的話，我認為這個稱呼用在那個時代對基督教研究有熱情的學者身上可能比較適合，因為他們雖然對基督教的文化和價值觀抱持認同與欣賞的態度，但他們卻幾乎沒有自己的教會生活，也沒有真正委身於教會。

但是像我們這批上個世紀90年代、2000年代成為基督徒的大部分年輕知識份子就不是這樣的情況。就以我為例，令我感恩的是，從2003年受洗後迄今差不多9年的時間裏，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教會生活，而且深深委身於教會，並與教會其他的弟兄姊妹建立有血有肉的聯繫。在中國的時候，我在北京方舟教會聚會；到了美國後，我加入到由張伯笠牧師建立的大華府豐收華夏基督教會。

記：很多中國人都受到受無神論洗腦式教育根深蒂固的影響，遠志明牧師在佈道時常提及無神論思想是阻擋中國同胞特別是知識份子信仰入門的最大障礙。那麼，您的信仰歷程中是否也經歷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的掙扎？您當年是如何經歷從抗拒基督教到最後決志信主的過程？

余：我想遠牧師所列舉的對象主要是理工科背景的知識份子。其實對我而言，無神論從來不是我信仰基督教的阻礙，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有神論者，相信這個世界有個造物主，只是我當時不曉得這位造物主究竟是誰，不知道祂就是我們信仰的上帝、三位一體的主。所以，我與很多理工科背景的知識份子有所不同，我從未經過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的信仰掙扎。

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寫過長篇的信仰見證，但是我過去曾接受一些媒體訪談時分享過自己的見證。此外，我的妻子劉敏姊妹在她撰寫的見證中也講述了我信主的過程。也许，再過2年即我40歲的時候，我會寫一本小書，專門把我的生命歷程寫出來。

記：您妻子劉敏姊妹的個人見證中提及當牧師叫到你的名字要給你施洗時，你突然跪在臺前痛哭流涕的場面。其實，您在洗禮前一晚以「不喜歡形式化的東西」為由向劉敏表示受洗時堅決不下跪的，但後來聖靈如何感動您跪下來痛哭流涕的？

余：聖靈開我的眼讓我認清自己是個罪人，所以我當時受感動痛哭流涕，向主認罪悔改。對我而言，信主最大的掙扎不是無神論，而是對罪的認識。若不徹底認識自己的罪，我就不會在神面前謙卑俯伏下來。

我一直是比較驕傲的人，從小到青年時代，我的人生道路走得很順利。我13歲開始嘗試寫作，中學時代發表文學作品10餘萬字並多次獲獎。199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年拿到北大文學碩士學位。在北大求學期間，我創作近兩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和思想隨筆。1998年，部分作品結集為《火與冰》即我的處女作出版，在中國讀者和文學界引起巨大反嚮，短短兩年間銷量就突破上百萬冊。

在我慕道期間，有一次一位來自溫州的傳道人在我家查經時就講到罪的問題，我記得那傳道人劈頭盖臉的對我說，「你是一個罪人，若不向主認罪悔改，就要下地獄。」當時這句話給我造成很大的刺激，因為我對罪的理解一直是從儒家思想或者是法律意義上角度來看的，自認是一個好人。所以我那時無法接受自己是罪人的現實。不過，待我後來通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查經之後，我才從基督教意義上明白罪的真正含義，不認識神、虧缺神的榮耀就是罪。所以，對我而言，承認自己是個罪人是我信仰道路上的突破點。

余杰在紐約公開分享見證時曾說：「神給我一支筆，用筆來傳福音，用筆來讚美祂……」這句話點出了余杰把文字事奉定為他未來的服事主的方向。余杰還認為基督信仰不是局限於教會內部，而是面向社會大眾，基督徒不能不關心社會議題，為社會公義問題發聲乃是基督徒責無旁貸的。

記：神對您有獻身事奉的呼召嗎？

余：其實我覺得，信主以後不久，神的呼召就清楚的臨到我。但是神給我的呼召和王怡的有明顯的差異。神給王怡的呼召是讓他作全職事奉的牧者，王怡順服神的帶領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身在教會的牧養工作。

但神對我的呼召是作文字方面的工作，儘管我沒有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主題和福音有關的寫作上，但這些年來我看到神對我寫作道路一步一步的帶領，即以福音為主題的寫作在我的生活佔居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且這個以福音為主題的寫作跟我在教會的服事是相輔相成的。

我以前在北京的方舟教會時，雖然我沒有被正式按立為長老，但是我幾乎承擔了長老的職分。方舟教會實際的工作差不多由包括我在內的四位同工（三位長老及一位傳道人）在做。這種教會服事對我的寫作事奉、信仰生命是很大的促進和提升。因此，我相信跟福音相關的主題的寫作在我未來的寫作生涯中佔居越來越大的比重。比如2010年出版的《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還有剛剛出爐的《聖經中的智慧》，這些都是我文字事奉工作的代表性作品。《聖經中的智慧》相當於靈修雜記，書中摘錄了聖經中40個故事，並用優美的文學化的語言來加以修飾。我相信這樣的書對很多弟兄姊妹個人靈修時大有幫助。

除了寫作，我也會作資料編輯的工作。目前，我計畫參照《世說新語》的記敘筆法把基督教幾千年來的殉道者及著名牧者的故事編輯成書，每個故事都短小而精悍，且體現出聖經的核心理念和價值。我相信這本書問世後將使廣大華人教會受益，牧師可以把它作為供講道使用的喻道故事的參考書，它還可以成為信徒個人靈修的良師益友。總之，我在未來1、2年內會更加專注文字事工。

記：除了文字事奉以外，您還考慮過從事其它領域的福音工作？

余：其實我也在開始影視傳媒的工作。比如我最近和《美國之音》洽談合作拍攝關於中國家庭教會一系列的紀錄片。其實這個拍片的計畫差不多已經定下來了，大約2個月之後開始啟動，以前我和王怡共同撰寫的《基督與生命》等書籍將作為拍片的重要素材之一。我甚至也考慮和張伯笠牧師等中國大陸背景的牧者聯合成立一個福音機構，專注出版基督教書籍刊物，以及拍攝福音影視作品等。

我們計畫每年出版5至10本書。值得一提的是，我打算把自己和王怡在國內共同編輯的幾本《橄欖枝》雜誌拿到海外出版，預計每年出版兩期。與《海外校園》、《生命季刊》及《舉目》等基督教雜誌相比，《橄欖枝》有自己的特色，在思想上更有深度，同時開放更大尺度去探討一些敏感性的社會公共議題。例如我們會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出發去探討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計畫生育政策，並且會將各種意見集合成專題文章作深入探討。

記：從您的話可以看出來，您未來的文字工作都離不開社會議題的探討。那麼，您是如何看待傳福音和基督徒在公共社會的使命之間的關係？

余：我認為傳福音是一個非常廣的概念。然而，無論國內的家庭教會還是海外華人教會都把傳福音片面化和狹窄化，就好像要開一個佈道會然後帶領100人、1000人信主才算是傳福音。但是在我看來，傳福音也包括文字、網路及影視傳媒等事工，還有我剛才談及的從信仰角度看計畫生育以及對同性戀等諸多社會敏感問題發出基督徒的聲音，也算是傳福音，即基督徒透過公開探討社會議題的方式讓社會大眾來瞭解我們的基督信仰。

現在很多基督徒把信仰窄化變成一個私人空間，誤以為唯有躲在教會裏面才能談信仰。但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大的錯誤，基督徒不該把信仰自我設限，正如主的光要照在世界的每個角落，基督徒也要走向公共空間，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為諸多社會公義問題發聲，就政治、經濟及道德等各類社會議題表達出基督徒的立場。簡而言之，我們作為因真理得自由的基督徒，不該把我們的信仰和社會割裂開來，也不該放棄向社會表達基督徒就各類議題立場的話語權。

余杰弟兄專訪的第二部分，他將會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發表見解，回應圍繞《中國影帝溫家寶》與《劉曉波打敗胡錦濤》的非議，詳情請見：余杰弟兄專訪二：神呼召部分人推動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