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學者陶瑞支持特朗普解散教育部的政策，並認為，教育應當回歸自由與多元，避免過度的標准化和高壓式教育，這種自由的教育方式才是美國創新與強大的根本所在。
在《基督日報》此前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當選總統特朗普概述了他計劃確保在全國公立學校中實現的10個事項，並表示他將「關閉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教育部，並將所有教育工作和需求交還給各州。」
本文基於旅美學者陶瑞對美國當前教育現狀的剖析。陶瑞支持特朗普解散教育部的政策，認為教育部自設立以來滋生了大量腐敗。他認為，教育應當回歸自由與多元，避免過度的標准化和高壓式教育，這種自由的教育方式才是美國創新與強大的根本所在。陶瑞批評當前教育部推動的政治正確政策，如DEI（多元、平等、包容）和對LGBTQ群體的支持，認為這些舉措進一步加劇了教育領域的腐敗，並對青少年的思想造成負面影響。他強調，美國的教育未來應重拾地方自治和多元化，避免大政府的過度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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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陶瑞的觀點：
當選總統特朗普曾表示他計劃取消教育部。這引發了我的思考：美國的教育系統這些年來究竟做了什麼，才會讓特朗普提出這樣的政策？對此，我個人認為特朗普的這個政策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許多社會政策上的問題，實際上只是表像，深層次的問題在於社會的價值觀出現了偏差。教育這一話題其實非常深刻地影響甚至主導一個社會的價值觀。
美國教育部的設立「名不正 言不順」 沒有憲法支持
作為華人，我們普遍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但對美國的教育政策可能了解不多。特朗普提出要取消教育部，這一政策可能會讓許多人感到驚訝。畢竟，從華人的傳統觀念來看，教育部似乎是一個理所當然存在的機構。在中國有教育部，美國也有教育部。然而，美國的教育部並不是自建國以來就存在的，而是由卡特總統在1979年才設立的一個部門。美國教育部的歷史並不悠久。
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的設立自始至終伴隨著很大的爭議。根據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的規定，凡是憲法未明確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力，均屬於各州所有。而憲法並未賦予聯邦政府設立教育部的權力。因此，教育部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有「名不正，言不順」的嫌疑。
教育部設立的背景：迎合特定時期的國際壓力
談到為什麼會設立教育部，我們需要回顧一下美國的歷史背景。從價值觀層面來看，美國最核心的精神其實並不是如今人們常提到的「民主」，而是「自由」。這一點在《獨立宣言》和《憲法》中就有所體現。自由的精神貫穿了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們如何選擇生活方式以及如何教育子女。
在美國的早期歷史中，教育的主要責任在家庭。起初，每個家庭自己承擔教育責任，後來，當幾個家庭同時有學齡子女時，他們會聯合起來組織類似私塾的教育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教育活動逐漸由教會接手，再由社區接管。因此，傳統上美國的教育是由地方主導的，各州對教育有一定的規定，但通常也只進行有限的干預。
美國的教育系統長期以來具有高度的去中心化特點。具體而言，各學區是教育政策的實際制定者。每個學區通常由一位學區長（Superintendent）領導，並組織一個委員會來制定本學區的教育政策。這些委員會的成員通常通過選舉產生，但部分州也可能采取任命的方式。不同學區在教材、課程內容以及教育標准上都有所不同，甚至每所學校之間也存在差異。這種地方化的教育管理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美國教育的特色。
那麼，美國是什麼時候開始設立教育部並逐步實現教育中心化的呢？這一轉變與美蘇冷戰有很大的關系。冷戰期間，蘇聯於1957年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Sputnik 1），這一事件引發了美國社會的強烈反應，被稱為「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當時的美國人開始反思：為什麼我們的科技會落後於蘇聯？這一反思的結果直指教育系統，認為美國的教育出了問題，導致科技發展受限，甚至可能影響美蘇爭霸的格局。
當時，《生活》（Life）雜志曾發表一篇題為《教育的危機》(Crisis In Education)的封面文章，通過對比兩名高中生的學習狀態來揭示問題。一名是來自芝加哥的美國學生，另一名是來自莫斯科的蘇聯學生。從封面照片可以看出，笑容燦爛的是美國學生，而表情嚴肅、苦大仇深的則是蘇聯學生。這篇文章認為，美國學生由於參與社團活動、學習音樂、發展興趣等，過於「快樂」，而蘇聯學生則日以繼夜地努力學習，表現出極大的學術壓力和高標准的學習狀態。文章結論是：如果美國的學生繼續沉迷於興趣發展而缺乏學習壓力，美國可能會在科技競爭中落後。
這種觀點在冷戰期間得到許多人的認同，並促使美國政府采取行動。盡管事後來看，這種強調「標准化」和「高壓教育」的理念存在誤區，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美國政府認為，需要通過設立教育部來統一資源調配，制定全國性的教育標准，從而解決「教育危機」。最終，在這種思想的推動下，卡特總統於1979年設立了教育部。美國教育部的成立可以說是冷戰體系下的一種產物，是為了應對當時特定的國際競爭壓力而做出的決定。
事與願違 教育政策逐漸轉變
在教育部成立之後，到裡根總統上台的1980年代初期，他曾試圖廢除教育部。作為一位提倡「小政府」的保守派總統，裡根認為教育部缺乏憲法依據，應該將教育事務歸還給各州管理。然而，裡根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原因在於，當時日本的崛起引起了美國社會的廣泛關注，而蘇聯仍未解體，美國與蘇聯的冷戰還在繼續。
裡根時期的一份名為《危機中的國家》（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對教育問題進行了深刻剖析。這份報告認為，日本的教育體系非常高效，日本學生每天埋頭學習、考試，而美國的學生卻被「放養」，過於注重興趣發展，缺乏學習壓力和嚴謹的教育環境。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教育質量亟需提升，否則可能會落後於日本和蘇聯。在這種背景下，裡根最終沒有廢除教育部，而是保留並加強了聯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此後，老布什總統延續了裡根的政策，而克林頓總統作為民主黨領導人，對「大政府」本身並無太大異議。因此，教育部在這段時間內繼續存在並逐漸擴大職能。然而，到小布什總統時期，教育政策開始出現顯著轉變，並引發一系列爭議。
小布什時期頒布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2001))標志著聯邦政府開始通過教育部對各州教育進行更嚴格的控制。根據這一政策，教育部設定了全國性的標准，並通過撥款作為激勵措施，要求學校達到這些標准才能獲得聯邦資金支持。這種做法開啟了聯邦政府干預教育的先河，使教育部從單純的資源調配角色轉變為政策制定者。這種中央集權的模式，雖然初衷是提升教育質量，但卻為後續的問題埋下了隱患。
到了奧巴馬時期，教育政策延續了小布什的模式，但內容發生了改變。奧巴馬政府推出了名為「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教育標准，表面上是為了統一全國的教育質量，實際上加入了許多極左的價值觀，例如多樣性、公平性和種族配額等內容。這些新標准引導學校為滿足聯邦資金申請條件而對教師進行特殊培訓，並在教學內容中逐步滲透這些理念。
官僚化和功利化在教育領域延伸
奧巴馬時期的教育政策引發了教育系統內部的連鎖反應。為了達到這些標准，各種利益集團應運而生，包括認證機構、培訓機構、咨詢公司等。這些機構不僅從政府中獲取大量補貼，還通過幫助學區符合聯邦要求來牟利。這種局面導致教育系統滋生了腐敗，同時也增加了教師的工作負擔。原本享有較高自由度的教師，如今被迫遵循一系列繁瑣的標准化流程，這使得教師工會對奧巴馬政府怨聲載道。令人意外的是，教師工會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支持民主黨的左翼組織，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卻對其政策表達了強烈不滿。他們認為，這些政策不僅限制了教師的自由，還使教育變得更加官僚化和功利化。
這段歷史充滿了諷刺意味：一方面，奧巴馬政府試圖通過聯邦干預推動所謂的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卻引發了教師工會的強烈反彈，甚至滋生了腐敗和利益集團。這說明，試圖通過集中化手段來解決教育問題，往往會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
奧巴馬執政期間推出的教育政策，雖然在初期面臨不少阻力，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政策逐漸催生了一個完整的利益體系，使得奧巴馬成為美國左派的「無冕之王」。這一轉變與教育部在聯邦控制下推行的標准化政策密切相關。
最初，這些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來自學校、教師和社區的反對。然而，由於政策中的標准化要求涉及大量資金分配，逐漸催生出一系列的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包括認證機構、培訓公司、教材供應商等。他們借助政策推動，將教育改革產業化、系統化，形成了一個共生的利益網絡。學校為獲取政府撥款不得不遵循這些標准，而這些標准的執行往往由利益集團牽頭操作，進一步加劇了腐敗問題。
以「多樣、平等與包容」（Diversity, Equity & Inclusion，DEI）為例，這一左派意識形態表面上強調社會公平，但其背後隱藏的是龐大的商業利益鏈條。學校要達到DEI的標准，需要進行復雜的認證，而認證機構本身往往是腐敗的溫床。他們通過收取高額費用、操控認證資格，成為這個體系的核心獲益者。同時，為推動DEI的實施，各種針對教師的培訓課程和教學材料也應運而生。這些課程和材料由利益集團提供，並通過學校的強制性培訓獲得巨額利潤。
起初，許多教師對DEI表示抵制，因為這一政策不僅加大了他們的工作負擔，還削弱了教學的自主性。然而，隨著利益集團的逐漸壯大，DEI變成了一種系統化的產業鏈。認證機構、培訓機構、學校管理層和教育部之間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系。這個利益網絡推動了政策的延續和擴展，同時也將越來越多的教育資源和資金引入這個腐敗體系。
我們從中國的經驗可以清楚地看到類似現像。例如，中國的行業補貼、發改委制定的行業標准，往往也催生出類似的利益鏈條。美國的教育系統，如今儼然成為政府內部僅次於軍工業的腐敗領域。軍工業通過軍事特種材料和培訓課程的隨意定價獲利，而教育系統則通過政策擴展和標准化認證形成利益共同體。這種盤根錯節的關系，使得教育行業成為既得利益者賴以生存的溫床。
這種局面也解釋了為何許多知識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極力支持左派政客，如奧巴馬、拜登和哈裡斯。這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認同，而是深層的經濟利益驅動。他們通過推行更加激進的政策標准，不斷擴展利益集團的收入來源。例如，從最初的種族平等到性別平等，再到少數群體權益和變性問題，每一個新標准都帶來一波新的課程和認證需求，為利益集團創造了源源不斷的利潤。
可以說，美國教育系統的左傾化，與利益集團通過標准化政策謀利息息相關。這種現像不僅侵蝕了教育的公平性和質量，還使整個系統陷入一種自我擴張的循環，令腐敗問題愈演愈烈。
我們從中國的經驗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或部門利益，經常會不斷創造新的項目或政策。例如，基建領域的「修了拆、拆了修」現像，就是為了從中提取新的利益。美國教育系統的極左化，本質上也是類似的邏輯：它背後隱藏著一條腐敗的產業鏈，這條產業鏈不僅吞噬了納稅人的資金，更以毒害教育、侵蝕青少年的思想為代價，最終威脅整個國家的未來。
教育部是這一問題的核心源頭。其設立之初，目的在於統一全國教育標准，提升學術競爭力。然而，幾十年的實踐證明，這種標准化的、高壓式教育模式適得其反。美國的強大源於自由與真正的多元化，而非左派所謂的「多樣性」。真正的多元，是讓每個家庭和個人根據自身特點選擇教育方式，是個人發揮創造力和特長的自由。這種自由多元的教育體系，是美國孕育大量創新性和頂尖人才的根基。而標准化教育模式，無論是前蘇聯還是今天的中國，都只能培養出大量工人型人才，卻無法復制美國那種創新型生態。
教育的決策權和管理權應交給地方和社區
因此，從教育部設立的初衷來看，它是在美蘇爭霸的大環境下，基於錯誤的假設而設立的。從現實的結果來看，教育部已成為滋生腐敗、破壞教育質量的溫床。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應當徹底清除。
現今，教育部不僅是腐敗的源頭，還推行極左的意識形態，包括所謂的「多樣性、公平、包容」（DEI），以及對LGBTQ+議題的不遺余力的推動。這些政策表面上打著「進步」和「平等」的旗號，實際上是對教育資源的濫用，是為了迎合利益集團的需求，進一步固化腐敗產業鏈。
這些問題的背後，隱藏的是美國教育的方向性錯誤。真正的教育，不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產業，而是國家未來的基石。如果任由教育部繼續推行這些政策，毒害青少年的思想，美國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將不可避免地遭受嚴重削弱。
新任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教育政策令人耳目一新，他主張徹底革新教育部。這一主張值得高度認同。只有解散教育部，將教育的決策權和管理權重新交給地方和社區，才能恢復教育的自由和多元，重新激活美國的創新能力。教育的方向必須回歸到以培養自由、獨立、創新性人才為目標，而不是成為極左意識形態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