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國四川成都人，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一直致力於文化和時政批評的寫作，是中國大陸最關注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作家之一。2003年，余杰受洗成為基督徒，並在多位維權律師和作家組成的北京方舟（家庭）教會聚會。
在中國執政當局的壓力下，余杰於今年1月11日攜家眷由北京赴美，現旅居大華府。現旅居大華府的余杰日前隨張伯笠牧師紐約佈道巡迴之際專門撥出時間接受本報的專訪。上一篇文章中，余杰分享了自己的信仰歷程與未來的服事計畫，詳情請見：余杰弟兄專訪一：走進公共空間 用筆見證福音
在四十分鐘的訪談的第二部分，余杰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發表見解，回應圍繞《中國影帝溫家寶》與《劉曉波打敗胡錦濤》的非議。
余杰的政論、時評一貫以語言犀利、敢言著稱，他對中國政治的弊端有諸多不留情面的批評。由他編著的《中國影帝溫家寶》與《劉曉波打敗胡錦濤》更把自己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受到很多海內外華人的非議。余杰對政教關係有自己的解釋，他認為基督徒不能對政治保持沉默與淡漠，不能主動自絕於公共領域之外，基督徒的信仰價值在政治的領域也要得以彰顯。
記：您發表過不少政論和書籍，比較令人關注的是《中國影帝溫家寶》以及最新出爐的《劉曉波打敗胡錦濤》。那麼，您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民主鬥士，還是一個神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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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我覺得這兩者一點都不矛盾。當然，我承認神不是呼召每個基督徒都要關注民主、自由與憲政這些議題，但是神一定會呼召一部分人去做，所以教會對參與論政的基督徒應給與尊重和認同，不能批評和排斥。
在我看來，很多教會、牧者犯了割裂聖經、斷章取義的錯誤，本來是因為膽怯和冷漠，不願對社會公義和人權的問題發聲，還非議、排斥參與論政的基督徒。比如，有一些北美華人教會不敢和我公開來往，有牧者、長老私下裏向我解釋說：「我們教會要到大陸去做一些工作，若和我來往恐怕會使他們的工作受損失。」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的難處，但我認為教會不能用偏頗的神學觀念來批判那些敢於評論政事的基督徒。
記：您剛才提及參與民主運動也是神對您的呼召，那您依據什麼這樣確信？神是給您特別的啟示還是透過一些事情給您印證？
余：我在國內這麼多年特別是在方舟教會所走過的路程都是神一步步的帶領，神蹟奇事一直伴隨著我。包括我們有自己聚會的地方，製作自己的基督教刊物，還有我在執政當局殘酷的逼迫之下依然能生存下來……如果沒有神的帶領，如果不是神垂聽我們的禱告，我覺得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記：不少人對您出版的《中國影帝溫家寶》與《劉曉波打敗胡錦濤》頗有微言。在您看來，這些書除了揭露當前中國政治的黑暗、對當權者進行批判外，對基督教的發展又有怎樣的作用？
余：我認為揭露中國政治的黑暗，推動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跟實現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必然相關的。因為宗教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和中國整個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密切相關的，它們之間不是割裂開來的。其實，信仰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是密切相關的。例如，基督教組織也有出版報刊、書籍的需要，當局不可能只賦予教會內崇拜的自由，而剝奪教會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所以，只有推動中國社會民主化，使中國成為民主憲政的國家才能保障中國人民享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自由，才能營造有利於教會及福音工作自由發展的良好環境。
當然，我不會強求每個基督徒都做這樣的工作，但我覺得神在我身上有這樣的帶領，所以我不會特別在乎一定要有多少教會和基督徒去理解我、支持我。實際上，縱觀基督教二千多年的發展史，上帝總是呼召一部分人走在前面推動社會政治的變革，就像當年的馬丁路德和加爾文，他們掀起的宗教改革也影響到政治層面，推動了歐洲國家的政治變革，最終使基督教各宗派與天主教獲得同等權利和地位。
記：發動宗教改革並非是馬丁路德的初衷，他當時只是期望就天主教一些神學教義和信仰上的偏差和教廷深入地討論。可以說這是一種體制內的改革。
余：雖然如此，但宗教改革運動有如野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回顧歷史來看，宗教改革的直接影響之一就是政治上的大變動，這完全超過馬丁路德起初的預想。
記：華人教界有一些聲音指出，批評統治者的黑暗、向當局爭取信仰自由的做法都缺乏聖經的支持。
余：並非如此。耶穌潔淨聖殿就是典型的例子，我覺得耶穌所做的比我還要激進千百倍。因為我只是寫文章批評當局，而耶穌身體力行的去做。
記：依我個人來看，耶穌潔淨聖殿乃是對當時猶太教世俗化的行動回應，這都是信仰的層面。很多牧師認為，無論耶穌還是保羅都沒有針對羅馬政府的殘暴統治、奴隸制度進行公開批評。
余：我不這樣認為。耶穌確實對當局的黑暗統治提出了批評，只是祂反對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的黑暗統治。
記：由於您直言不諱、針砭時弊，敢於在那些最敏感的政治話題上發言，使您成為中國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回到《中國影帝溫家寶》那本書所引起的爭議話題，華人教界有聲音指出，您有很多恩賜，在中國大有用武之地，可以為中國家庭教會的牧養、文字工作以及家庭教會合法化、公開化進程貢獻巨大力量。但您編著的《影帝溫家寶》等於把自己推向和政府的對立面，最終導致您被驅逐中國，給您在中國的服事情造成很大影響。所以有人認為，您如今不能回到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您過於激進的言論所一手造成的。您如何看待這些批評？
余：我覺得這種說法非常可笑，藏在這種觀點背後的是膽怯。他們不去譴責加害的一方，反而指責受害的一方的錯誤。就好像某個貌似中允的人，指責一個被歹徒欺負的少女說，「誰讓你長得這麼漂亮你！」他不去指責歹徒，反倒過來指責受害者，這是什麼邏輯呢？因此，我覺得這種說法缺乏最起碼的是非善惡與公義的判斷。
當然，我也不敢保證我對中國領導人的評論都是正確無誤的，我也不認為我所寫的政治評論的觀念都得到聖經的支持，基督徒會犯錯誤，我也會犯錯。但我的言論無論在聯合國的人權公約還是中國憲法保護的公民言論自由的範疇內，都應該受到保障。如果有人認為我的評論有誤，可以公開提出批評。在西方國家，一個知識份子用非常尖刻的語言批評政客甚至國家元首是屢見不鮮的，為何放在中國就變得不正常了？這不是說批評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說中國的制度有問題。
總之，我認為你提出的那些批評我的說法是站在暴政一邊，站在強者一邊的。這和基督教精神不相符的，耶穌是站在弱者一邊，站在受逼迫的人一邊的。
記：您在紐約幾所華人教會分享自己的見證時曾提及會努力藉著出版的刊物和書籍傳達出基督教信仰的精髓：神的慈愛、公義和寬恕。但另一方面，您未來依然會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政治評論以及社會議題的探討，這些時政批評的文章比較容易彰顯出公義，但您如何透過這類文章表達出愛和饒恕？比如您編著的《中國影帝溫家寶》與《劉曉波打敗胡錦濤》也可以傳遞出基督徒的愛和對仇敵的寬恕嗎？
余：在基督信仰裏面，慈愛和公義要有一個平衡，比如說我在寫《劉曉波傳記》時，我就專門用一章談他的「我沒有敵人」的理念。這個理念背後是劉曉波對基督教精神價值的吸收。儘管劉曉波還不是一個受洗的基督徒，但他離信主僅有一步之遙。其實，在我看來，劉曉波在很多基本的觀念上與基督教理念很貼近。比如他提出的「我沒有敵人」的理念中，就表達出對那些作惡之人的寬恕。當然我也可以站在基督徒的角度去饒恕那些動手打我的人。
儘管如此，那些貪官污吏以及作惡之人也應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因為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基督徒不鼓吹仇恨和報復，主張愛仇敵、寬恕他們，但他們也不能因此逃避法律的審判。我覺得對待歷史傷痕的態度上，可以學習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做法。在一次關於種族隔離期間屠殺事件的聽證會上，委員會主席、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大主教在對犯罪者進行審判的同時，也特赦了懺悔者。但特赦的前提條件是知道真相，知道罪犯是誰，這樣的寬恕才有意義。換言之，只有揭開真相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解。我覺得未來的中國轉型時也要經歷這樣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