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遊民之死與中產階級的救贖

2012 五月 23日, 星期三 10:14

作者:王貞文

自古以來,每一個社會都一定會有一些人,或因身心疾病,或是遭到命運打擊,從家庭與社會網絡中掉了出來,惶惶終日,沒有可安居之處。一個健康的社會,總有一些機制可以來撐住他們,但沒有一個制度可以全然地「消滅遊民」或「撲滅乞丐」。

冷水就要噴過來了!

一位台北市議員建議用噴灑冷水的方式,趕逐在她的選區之內的遊民,還要對噴水的清潔隊員行賞。人權團體發出譴責,媒體炒作這個議題。議員聽不進去,直嚷著自己受委屈。仗著她的選區商家的支持,她的發言更加傲慢了,她自認為她長期關心遊民問題,很有愛心,是遊民自己不長進。應該出面處理遊民問題的市政府沉默著,網路的討論炸開來了。選舉後,議員還揚言要告那些人權團體毀謗她。

這位議員是中產階級心目中形象良好的好議員,她也懂得善加利用這樣的形象。在她的言論中,她開始將遊民污名化為賭徒、強姦殺人犯、HIV患者、吸毒者,更蓄意地把流落街頭的弱勢者塑造成對中產階級舒適生活的巨大威脅者,非得被遠遠地隔離在市民生活之外不可。

在這個議題熱烈地被討論的時候,我常想:若遊民來到我教會的會友所習慣遊賞的公園、庭院,常在教會的門口聚集,教會將如何做呢?有多少教會在他們身上看見受苦的基督,就這樣做起遊民關懷工作?有多少會友願意忍耐著髒臭,與他們同坐在一條教堂長凳上,或是在禮拜後為他們洗腳,為他們端上熱食?還是在许多人眼裡,群聚的遊民是對教會榮美形象的威脅。教會是否也會一面拿出錢來施粥救濟,一面卻也支持噴水趕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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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在台灣主流教會的文化看起來,想要為社區趕逐遊民的議員,應該也會很受歡迎的。因為她懂得只顧自己的羊群,提供他們舒適的生活,轉頭不看羊圈外的人。许多傳道人專懂得給良心注射自私的麻藥,讓羊群呆板、平靜而不懂得質疑,更強的,還懂得進一步提供政治力的護佑,提供安全與財富。有了這樣的裝備,他們可以輕易地將社會的困境歸因於弱者的不努力,他們會輕易地藉倫理之名,把所有威脅到這種安和日子的人污名化、罪犯化,甚至妖魔化。他們會輕視活出另類抉擇的生命,輕視山上寶訓的精神,反而將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等同於聖經權威。

冷水就要噴過來了!噴在一出生就沒有地方收容他的基督身上,噴在因為追隨他而丟下自己工作的門徒身上,噴在時常被驅逐的保羅身上,噴在所有貧窮、溫柔、飢渴慕義的流浪者身上。

冬寒巴士與貧窮女士

在歐美國家,看似衰微的宗教的力量,卻一直是拉住這些從社會網絡中掉出來的人的溫暖力量。基督徒的慈善工作,為流浪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給予一點點尊嚴。在柏林有城市宣道會,以「冬寒巴士」(Kaltebus)救援著在寒風中差點凍斃的流浪者。有些教會固定提供熱水與熱食,甚至有志工來幫忙理髮與護理的工作,讓在街上流浪的人,暫時享受一點點的舒適。

冬寒巴士的事工,開始於一個嚴冬,好幾位找不到可以避寒的流浪者凍斃。從十九世紀起,德國的基督教就關心工業化時代的身心救援工作,城市宣道會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中產生的基督教組織,一向以行動關懷救援城市裡的弱勢者。於是他們去募了幾輛小巴,找了熱心的工作者,在大雪天,大街小巷地去尋訪街友群聚之處,也尋找落單孤獨者,將已經無力去尋找避難所的人,載運到一些願意開放空間的教會,或是特別設立的收容所暫避。

這是救援生命,而非撲滅一種生活方式的做法,是努力把街友視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而非市民的對立者的做法。

在歐洲中世紀的靈性生活裡,不但不看輕這些流浪的人,更曾盛行過崇尚貧窮的宗教運動:一群群的人,在靈性的熱情裡,放棄舒適的貴族生活,蓄意追求像遊民般居無定所、一無所有的生活方式,認為這樣才真的對靈魂有益。聖方濟所領導的小兄弟會,就是其中一個最美好的例子。

聖方濟的父親經營著綢緞莊,家中富裕無比,受寵的方濟愛詩、愛歌,也羨慕一切華麗美好的事物,想建立軍 ,得享榮耀,但是負傷從戰場歸來,在臥病中,得到天啟,他起來,脫去一切綾羅綢緞,捨棄一切財產,穿上了乞丐的衣服,托缽遊走四方,捨棄自我地活出上帝國另類的榮美。他以喜樂的態度讚美「貧窮女士」,謳歌這位在榮耀的聖山上迎接他們這些小兄弟的高貴女士,當他們離開苦痛的山谷,攀爬光明聖山之際,他們邀請貧窮女士來與他們同住。

這樣的貧窮運動,是宗教改革之前相當重要的一波教會與社會的改革運動。在捨棄世上的財富與地位時,想要追隨基督的心,才真正得以自由。這樣的自由當然會搖撼教會當局,引起社會既得利益者的不安。有些貧窮運動,像是瓦登賽派(Waldenser,或譯成瓦勒度派),或是追隨威克里夫的洛拉徒(the Lollards)就被當成異端迫害。但是方濟會、道明會等托缽修會辛苦地躲過了迫害,在聖靈奇妙的工作下,得以倖存於教會中,成為教會更新的力量。

遊民的「教會葬」

就像方濟會與類似的貧窮運動讓當時的社會感到受威脅,我們這個時代成因複雜多樣的街友們,也常被視為是破壞規矩的中產階級生活的人群。街友真的是中產階級的威脅嗎?街友和中產階級的市民有可能在一個社區裡一起生活,並彼此相助嗎?在這波關於街友的討論中,有個真實故事,突然從記憶中浮現出來。

留學德國期間,在我讀書的城市Bielefeld有個普通的中產階級教會,位於安靜的住宅區。這個教會的信徒雖跟所有的歐洲主流教會的情況一樣,就是不怎麼火熱,參與在教會活動的信徒,只是名單上的百分之一。但是基於他們所了解的基督教精神,這些活躍的信徒肯支持教會收容前南斯拉夫戰爭難民,每個月一次的愛 ,也都會特別邀請常出現在附近小公園裡的街友來參加。有兩三位街友逐漸習慣在教會的聚會裡出現,雖然多數人還是對他們視而不見,或冷漠迴避,但是有幾位婦女招呼他們在會後幫忙搬桌椅,一起洗碗盤。

其中有一位街友,約四十歲,長期被躁鬱症所苦,躁期容易闖禍,是附近居民常投訴的對象,鬱期就蜷縮著睡在教堂附近。雖是社區裡出名的頭痛人物,教會的牧師和負責愛的幾位婦女卻愛他的真誠純樸,愛他羞怯畏縮的時刻,也為他憤怒狂躁時所造成的傷害焦慮著。他是這個教會许多信徒共同的話題,承載著许多的關心。

這個接納流浪漢的教會,本身其實也有不少困頓。好幾年積壓的問題,讓牧師的婚姻面臨破裂,教會的人分成兩邊,有指責他的,有同情他的。牧師的人格特質讓傷害持續擴大,當牧師娘憤怒地搬離牧師館,教會較熱心的信徒們也就四分五裂了,只能勉強維持表面的和平,私底下互相放話,互相傷害的動作很多,情緒緊繃,各派之間不相往來。

就在教會的氣氛因為牧師的婚姻問題變得又冷又沉,落到谷底時,许多人所關心的那位躁鬱症患者,卻靜靜地死在他當作居所的紙箱中。由於他沒有親人,葬禮就由牧師來處理。自己的處境也頗艱難的牧師,客氣地在禮拜中報告了葬禮的時間,並說:「因為他沒有親人,我們就是他的親人。」但是他並沒有特別期待會友會來參加告別禮拜。

沒想到许多人都到了。许多人聽進了那句話:「我們就是他的親人。」许多人記得他憂苦又令人煩惱的樣子,懷念他與大家共度的福音茶會。原本已經彼此生氣、不想講話的人,不約而同地買了花來布置教會,準備了茶會的食物。站在牧師娘那邊、對牧師生氣不滿的人,為了送這位街友最後一程,突破心結地來了。他們暫時安靜下來,凝神傾聽牧師對這位街友之死的講道。在墓穴邊,會友唱著聖詩,一起為這位街友賦予最後身為一個人的尊嚴。

回到教堂,一些人在廚房裡打開他們所帶來的食物包裹,分贈來參加葬禮的街友。沉鬱的氣氛開始轉變,人們又開始行動,開始愛,從共同的關懷開始跨出重新互相了解的第一步。一起洗碗的人,彼此點了頭,有些人彼此微笑。所有的人在離別時都互相握手道別。教會深深的傷,雖還未癒合,但是醫治與救贖已經開始發動。

台灣現在流行的「教會葬」,主要是用在對教會有貢獻的長老,會友。由教會出錢辦理喪事,來表示對此人的尊敬,稱為教會葬。由於教會目前的生態,這些有貢獻者往往也都是大企業的老闆、醫生、教授級的、有頭有臉、子孫傑出的人物,有多位友人都認為,這種錦上添花的事,教會實在不宜一做再做。反而那些困苦的、孤單的、沒有人收埋者,由教會出錢出力,來辦理簡單隆重的葬禮,給予溫暖與尊嚴,才是更好的「教會葬」啊!

想到在 Bielefeld的時候所經驗到的這個葬禮,應該就是我的朋友們所期待看見的一場「教會葬」啊!這場葬禮不只是教會的「慈善」工作,它讓受傷而癱瘓的教會重新聚集,重新活了起來。它是事工,也是聖禮,也是醫治。

一位遊民之死,竟然讓個受傷而幾乎無法動彈的中產階級的教會,有了重新開始的契機。一位遊民死去,一個教會走出中產階級的驕傲與困苦的人際問題,看到被福音轉化的可能性。

遊民的生存尊嚴和中產階級的利益相衝突嗎?這個故事讓我們看到,在一個願意去學習愛的社區裡,遊民的存在,不但不是污點,還可能幫助中產階級的人們重新找到愛的方式呢!朝向上帝國的更新與轉化,由看見每個人生存的尊嚴開始,從尊重貧窮者開始。「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上帝國是你們的。」(路加福音6:20)

(作者現任教於台南神學院)

蒙允轉自《曠野》雜誌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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