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熟悉大陸基督教的學者均同意，香港教會的角色已從幫助者逐漸退為夥伴，要繼續貢獻中國教會，香港教會有需要重新反思，準備迎接中國事工的大轉型。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陳劍光牧師日前在福音證主協會四十周年的講座上指出，了解中國的宗教及基督教時不能脫離中國國際間局勢及社會的變化，而作為境外基督教界的香港教會亦要尋找適切的空間。
中國和香港命脈相連，香港視中國人為同胞。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教會成了香港教會服侍的重點對象，對大陸教會源源不絕地送上人力、財力及信仰資源。無論是對國內三自官方教會或是非建制內的家庭教會，均熱心提供神學教育、牧者培訓、牧養材料及金錢等資源。
除此以外，亦在醫療、扶貧、辦學、救災等社會公益事業上積極出力。但隨著近年來中國崛起，特別是經濟方面國力增強，國策、社會環境都有巨大轉變，教會本身亦建立起「中國特色」，信徒數字發展迅速，教會形態各式多樣，香港人到內地所作的事工漸漸不符合國情，甚至與現實脫軌。
香港內地事工與現實脫軌
陳劍光說，在中國內地事工不是宗教自己的議題，無論想建校或做慈善工作，都要客觀去看，不要抱「主觀的幻想」。
他提到大陸在教育的資金投入近十年來培增，十八大亦強調要在醫教老貧上投入大量金錢，目的是穩定社會。換句話說，若港教會在國內作山區扶貧等項目，可能未完成便已被政府拆卸或取締：「我們做的事情很落後，政府一投放進去我們就會被比下去。不要以為中國很窮，我們常常在很多地上方看到貧窮的方面，因為我們想要扶貧。所以以選擇性眼光要小心：很多時候我們只選擇我們想看的事情，所以我們便看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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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掌握中國教會的需要呢﹖陳劍光指出不能憑感受去看，而且要從中國領導層考慮的觀點去「看大局」：「依我看，中國的政府或新的領導是怎樣看現在的局面，包括中國的內政，還有對外的事情。……不要以為教會很大，或以為宗教是很重要的問題，可能很大，可能不大，可能他不麼理會，可能他很重視我們重視的事。」
他又說：「我們關心教會是我們個人的事情，是個人的感受，但中國政府是如何看待教會呢？整個中國的動態是怎樣呢？因為中國的教會不能脫離中國的宗教。中國宗教不能脫離中國的社會，中國社會不能脫離中國現在在國際的地位。」
宗教在中國大局只是「小問題」
在他看來，在中國領導層眼中的宗教問題是「小得不能再小」。他指出，中國面對的挑戰危機重重：日本越南亞太海權、朝鮮核武、美日聯盟、東北亞國家關係不穩、石油供應危機、西藏新疆問題、內債、房地產、通脹、貧富差距、貪污、民怨等等。內外憂患令中國領導人焦慮不已，因此國策對外採取自保並施展軟實力、對內維穩、加速城巿化及提高社會服務。在最高領導層眼中，宗教並不是什麼要務或大問題。
陳劍光指出十八大洋洋萬字的報告中，提及宗教的部只有十多字，「換句話根本不在日程上，這個跟本不是他們關注的地方。但醫療和養老的就提及到很多，宗教就只有十幾個字。」宗教在政府眼中主要能達到外交作用，只要和諧平穩便不管什麼家庭教會，甚至有非法制的自由空間。但當然若破壞和諧則會喊打。他說：「故此在中國，宗教在中國大局只是小問題，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宗教不能夠抽離為會的處境，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看教會，因為放到無限大，但教會不能夠離開社會，你要明白在中國社會中教會的位置是如何。宗教永遠是在中國中依靠政府，中國以宗教達到政治目的，不要有幻想，很現實，中國是最現實的政府，不要講什麼意識形態，講實用主義。有用就可以，沒用就算了，順昌逆亡。」
從十八大後的國家宗教局2013年的工作計劃看，新疆和藏族的宗教管理以及佛道二教的管理是宗教工作的重點，並且重視將佛道二教的軟實力推行到海外，在此投放大量資金。對基督教只強調要以「和諧、奉獻」為主題深化神學思想建設，根本無新政策可見。
陳劍光牧師小結說，中國的宗教的情況基本上沒有根本的改變，無論你是怎樣去看待都好，一定要配合黨國大方向的實務去看，而且在維穩的大前提下給予宗教非法制的自由，即是「只要你不把他搞亂，你做什麼他都不理你；你不要要求什麼法律的事，因為他不會給你白紙黑字，只要你不搞亂他的政策，讓他管理，你就會得到非法制的自由」。
宗教軟實力
但另一方面，報告中提到的外交性質的宗教活動卻有不少，包括土耳其伊斯蘭文化交流活動，並有印尼、馬爾代夫、汶萊、土耳其等伊斯蘭國家的部長來華訪問，目的是做好伊斯蘭國家的外交。此外今年5月習近平親邀請到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基里爾來華訪問，是建國以來首次邀請到國際級的宗教領袖來華訪問，促進中俄友好關係，藉以聯俄抗美。
基督教方面，今年9月在中國舉辦的「中美領袖論壇」以及在台灣舉行的「兩岸基督教論壇」則都是政府統戰工作的重點。回顧去年中韓建交廿周年紀念之際，韓國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受邀訪問中國基督教兩會，其主任李永勛牧師更受邀於今年1月在杭州崇一堂證道。
縱觀以上，中國與海外宗教團體、特別是台灣、美國、俄國及韓國之間國際政治動態的交流特別值得留意。陳劍光又說，宗教在中國政府內其實不是一個重要問題，他只當軟實力的其中一部分。軟實力包括傳統中國傳統宗教——佛道，將之推向海外成為中國品牌標籤。而在外交關係影響國際交往之下，宗教往往就是被用作外交。
海外基督教團體仍有不少空間
他認為海外基督教團體在內地有很多空間，例如中國社會重整下，教會可以在社會公義和民權方面分享經驗。此外從宣教的向度向看，中國早已有批准摩門教徒出國向海外宣教的先例，而基督教亦大可棄掉偷偷摸摸的做法，嘗試從正式渠道福音出中國。
他說：「其實中國正在改變，改變得很快，深圳香港化，而旺角則深圳化。所以我們要接受這種變，中國也變得很快，中國適應得很快，只是我們抗拒這種變罷了。香港以前是一個嚮導的角色，無論是宗教或是社會我們有一些經驗，在八十年代我們經常教導內地人，內地人也會來港學習。但後來慢慢我們轉為橋梁的角色，讓海外有很多資源藉著香港進入。再後變成平台——就是令大家能有實現或共融的空間。」
他不諱言香港可能會慢慢退為被幫助者的角色：「我們不要經常想著要幫助別人，也要接受別人的幫助，不要只顧做英雄。……中國是『他必興旺，我必衰微』我們是衰微的，我們要接受現實。我們經常以為香港是無限大，香港教會有無限力量，有上帝保護。但按比例來說，內地的多元化、複雜化和中國發展的模式是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反而我們要自問自己能夠做什麼，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認為中國是一種很大的問題，整個國際中我們有很大的空間，這個空間要看國家的整個發展。」
他最後說，要看看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以致我們再自問有什麼空間，我們生存的空間是什麼，這都是我們值得回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