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8日至2012年1月10日，謝文郁教授帶學生對7個城市進行了一場基督徒和文化問題的田野調查，包括一個直轄市、四個省城、兩個市級城市。每個城市發出 800 份問卷，市級城市回收率大於90% ，省城的回收率 60-70%。收回的有效問卷總共有3536份。在各城接受採訪的人數有100 餘。原報告約十萬餘字，本刊摘其精華與讀者分享。

問卷設計的說明

1.如何理解「文化」一詞？

文化一詞，在當代中國人思想中所約定俗成的，大概有如下三種界定。首先，在普通百姓的心目，談到文化時想到的是讀書。只要是書上的東西都屬於文化。

其次，有文化意味著擁有知識。讀書人之所以是文化人，乃在於他們擁有知識。另一方面，經驗積累的知識往往不被認為是有文化。屬於文化的知識是通過讀書而來的。

第三，文化一詞還內涵正面的、高尚的、積極向善的傾向。讀聖賢之書，目的就是要學會做一個有道德的人。

訪談問卷中專設了如何理解文化一詞這一條。就收集到的材料來看，上述三個要點構成了受訪者的主要理解。

2011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份有關「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文件（以下簡稱「決定」）。這是此次田野調查的重要推手。這個文件追求整全的「文化」界定，涉及面大而全。不過，就核心界定而言，上述三個要點和文件的精神基本上是吻合的。因此，所收集到的信息適用於這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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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考慮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問題。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關係，有三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基督教和自由主義思潮的關係。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幾乎主導了媒體傾向。自由主義的基本傾向是崇拜西方文化中的世俗主義元素。而基督教是反世俗的。因此，自由主義的流行對基督教在中國沒有太大的促進作用。

第二，馬克思主義也是來自西方，它的反基督教（作為一種制度宗教）情結很深。而由於馬克思主義在人們心目中漸行漸遠，它作為一種西方文化形態，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存在也漸漸喪失作用。

第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上上下下都流行「崇洋」心態，認為西方文化是一種優越文化。基督教作為這個文化中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獲得了受人尊崇的地位。這個意義上的西方文化，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存在有深刻影響力。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一直對自己的傳統文化保持批判態度。人們心中有一股尋找中國文化出路的情結。對於崇尚西方文化的人來說，基督教的引入有助於中國文化的更新改變。

2.基督教神學思想因子

基督教教會是一個宗教團體，但基督徒對信仰有不同的解釋。實際上，每一宗派都有自己獨特的教義和神學。當追蹤中國基督徒對文化的看法時，不能不考慮他們的教義和神學。

大陸基督徒大部分是第一代基督徒，尚未形成自己的傳統。和香港、台灣、東南亞、北美等地的華人基督徒相比，大陸基督徒在神學和教義上都深受海外基督徒的影響。因此，我們在追蹤大陸基督徒的神學和教義傾向時，還是以華人基督徒這個大概念出發。

華人教會的神學主要有三種傾向：靈恩運動、倪柝聲神學和改革宗神學。這三種神學傾向引導的文化態度，各自具有鮮明的特點。

靈恩運動的神學傾向基本上是反理智的。強調聖靈在生存選擇上的直接作用，就必須摆脫理性判斷這一環節。從這個角度看，靈恩運動關於文化的態度基本上是消極的。

倪柝聲神學是上世紀30-40年代提出來的一種具有濃厚的中國人思想性格的神學。該神學的標幟性說法是靈魂體三元論。當人的魂受肉體牽累而主導人的生存時，人就生活在墮落中。當人的魂順從靈的帶領而遵循神的旨意時，人的生存就是屬靈的生存。這種神學把文化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屬世的，另一類是屬靈的。在倪柝聲神學的影響下，華人教會有一種追求建立屬靈文化的傾向。

過去二十年來，國內教會流行「改革宗神學」， 其根源屬於加爾文思想，強調人的完全敗壞，得救完全在於神。神的主權除了創造並管理這個世界之外，最重要的還在於神在預定中設計了每一個人的生存。這個神學觀念稱為「預定論」。預定論的文化觀為：文化是在神的旨意中不斷更新的。當神的旨意通過基督徒信心領受而進入文化時，一旦和現有文化發生衝突，就會衝擊現有文化，導致解構，並進而建設一種新文化。因此，改革宗神學十分強調基督徒在這個世界的生存，在這個世界內接受神的旨意，一起經歷這個世界的更新變化。

這三種神學所引導的文化態度，在華人基督徒中都有深刻的影響力。

問卷給出了20道問答題。設計思路有如下三點：（1）先了解基督徒對《決定》的知識程度（1-4）；（2）追蹤答卷者的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情結（5-11）；（3）以前面關於文化一詞的通俗界定為預設，檢查基督徒的文化傾向（12-19）。最後一道題是要呈現答卷者對當下文化現狀的基本觀察。

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設計了10道訪談討論題，希望通過和一些信徒的直接訪談和討論，深入了解這種態度背後的思維和情緒。

問卷答案的初步分析

大多數答卷者都是年輕人和仍然在工作年齡段中的人（50歲以下的答卷者占了絕大多數。），基本符合我們的預設。

（1）有關基督徒對《決定》的知識程度。 在設計問卷時，我們認為中國社會出現商業化潮流，人們（包括基督徒）對政府關於文化問題的倡議不會有太多的關注。回收的有效答卷（第一條）證實了我們的估計。43.7%答卷者全然不知何為《決定》；選擇比較了解的人只有7.9%。48.4%的人知道有《決定》存在，卻對其內容不甚瞭解。

有意思的是，我們在設計問卷時，認為選擇不知道《決定》的人不會回答接下來的三個問題。然而，選擇「不知道」的人（1468）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繼續回答，而且有相當比例是從積極的角度評價《決定》。我們試作如下解釋：答卷者心目中的文化一詞具有某種向上的高尚性，因而願意看到與文化相關的事能夠和基督教會以及中國社會發生正面關係（63.8%認為對基督教發展有意義，69.8%認為對中國社會發展有意義）。

（2）有關基督教和中西文化的關係。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始於1807年。是年，英國倫敦宣道會派遣馬禮遜來華傳教。1940年的鴉片戰爭之後，基督教在華傳教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得以大大發展。1950年5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基督徒代表時明確指出：「近百年來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聯繫著的。……因此，中國人民對基督教曾產生一個很壞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w=720'，……因而也就反對基督教。」這種歷史留下來的感覺是否仍然存在？

不過，上個世紀50年代初驅逐外國傳教士之後，經歷了60年的風風雨雨，中國基督徒究竟還有多少西方因素？就組織和經濟上而言，西方因素並不顯著。比如，第5道問答題涉及基督教國界問題，有76.9%的答卷者認為基督教沒有國界；9.7%認為屬於中國；只有2.1%認為屬於外來宗教。另外，79%認為，西方國家不可能利用基督教干涉中國政治。在問到基督信仰和愛國主義的關係時，高達86.6%的回答認為：基督信仰增強了他們的愛國情懷。從這個角度看，這些答卷者已經不把基督信仰當作是「洋教」了。

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徒人數急劇上升。答卷者的信教年齡大多在5年以內。基督教和帝國主義在歷史上的那種聯繫，似乎是很遙遠的事情了。8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提倡和國際接軌。中國人和西方社會的交流日益密切，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這種潮流不可避免地會給中國基督教的引入西方因素。

我們為此設計了三個相關問題。問題的提法有意加強個人傾向，即採用「基督徒」，而非「基督教」。在涉及基督徒和西方文化的關係時，認為兩者有某種關係的答卷達41.1%，而認為沒有關係則有58.9%。不難看到，答卷者直接感覺到自己的信仰中有西方文化因素。雖然認為兩者沒有關係的答卷占了多數，但是，這並不表明這些答卷者的信仰沒有西方因素。

關於基督徒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答卷者給予了更多的肯定，表示答卷者能夠感受到他們的信仰和傳統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列出三種可能的互動關係，並要求只選一個答案。我們看到，這三種關係都有相當高的得分率。從這個角度看，「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這一命題似乎無法得到任何支持；對於「基督徒是中國文化抵制者」這一條，選答率只有1.6%，寥寥無幾。

結合基督徒和中西文化的關係兩個圖表，我們認為，中國境內的基督徒的西方文化意識並不強烈，而中國文化認同傾向則是主流。

引起我們關注的是「沒有關係」一欄。認為「基督徒和西方文化沒有關係」的有1968人，而認為「基督徒和中國傳統文化沒有關係」的則只有883人。這是一個奇怪現像。基督教是從西方引進的，具有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而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融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究竟什麼因素引導答卷者否定基督徒和西方文化的關係，同時卻肯定基督徒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呢？

需要說明一下。我們使用「基督徒」一詞，是要引導答卷者運用個人感受進行答題，答案應該是他們的感受的反映。如果他們對西方文化感受不深，他們就會否定他們的信仰和西方文化的關係。作為中國基督徒，生活在中國境內，他們的中國文化情結是自然而然的，因而要否定信仰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就會受到阻力。

我們注意到，有952人選答「改造者」。就字義而言，他們認為基督徒可以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信仰年齡在5年左右的基督徒來說，他們的教會事工參與和在教會內的影響力都很有限。他們談論基督徒作為中國文化的改造者，充其量不過是表達了一種願望。在基督徒內部，確實存在一批追求用基督教來改造中國文化的傾向。

《決定》提出要推動中國文化大發展。我們特別設計了一道問答題：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發展的作用。選擇「主導作用」和「有一定作用」的人居然占了95.9%。這個比例似乎太高了。我們前面分析到，認為基督徒和中西文化都沒有關係的人數比例是很大的。這裡談到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發展的促進作用時，卻出現了一邊倒的回答。其主導性因素是什麼？

信仰是信任情感的高度表達。基督徒在歸入基督名下時，就是願意把自己的生存決定權交給基督。同時，如我們在前面所分析那樣，文化一詞在日常用法中隱含著高貴性；而中國基督徒生活在中文語境內，對中國文化有著切身感受或親和感。因此，在他們的意識中，基督信仰和中國文化必須具有內在一致性。這個一致性要求具有強大的力量。我們認為，它是95.9%這個數字的背後推手。

（3）有關基督徒的文化傾向。在接下來的問答題（12-19）中，我們把文化一詞所隱含的內容單列出來，涉及道德、人格、素質、信任、人文環境、科學知識、人文藝術、讀書風氣等等。我們可以稱它們為文化性格。基督信仰和這些文化性格之間有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關係？至少有96%以上認為基督信仰對這些文化性格有積極作用。

信仰是一種依賴性情感，把主權交給信仰對象。從這個角度看，信仰具有一種引導人向善的力量。基督徒的文化傾向包含了這種力量。進一步而言，對於任何信仰者來說，無論信仰對象是什麼，我們推測，他們給出的回答應該是相近的。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僅僅根據這個數字就給出結論，認為基督信仰一定是全方位地有助於中國文化建設。

我們還注意到，這種傾向性的回答，不足以說明基督信仰推動這些文化性格的發展和形成的具體機制。這涉及基督信仰在實際生活中的作用。我們希望在訪談時追蹤這種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一直是社會的關注重點。社會生活需要相對統一的行為規範才能維持一定的穩定狀態，而顯得有秩序。這種共同的行為規範乃是文化的一個方面。除了法律和明文規定的規章制度之外，人們還需要在共同的道德規範中自我約束。道德規範是內在約束，需要在一個群體內培養而成。

在當代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中國社會中哪個群體可以擔當道德規範的載體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中國社會也十分迫切。隨著村莊的消失，街道委員會失去能，能夠成為當代中國道德規範的載體的群體在哪裡呢？這裡不擬全面展開討論，也沒有能力給出準確的回答。但是，我們注意到，基督教教會是一個群體。信徒們在教會定期相聚，有事相互幫助（彼此代禱，伸出援助之手）。因此，他們的群體生活可以培養某種道德規範。如果這個群體對社會道德問題重視，而且成員足夠多，那麼，他們將對中國的道德生活將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為此特別設計了一個相關問題。我們注意到答卷人對這道題的答卷熱情：大約只有2.4%的人答卷無效。共有96.8%的人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這個熱情表明，答卷者對道德問題十分關心，並且相信他們的信仰生活能夠帶來一種良好的道德規範。

訪談資料分析

有關訪談對象，我們並沒有刻意限定任何條件。即使這樣，在一些城市也未能找到20位。願意接受訪談的人，一方面是基於對我們的基本信任，另一方面則是受訪者對這些問題有一些思考。基於這個觀察，我們認為，受訪者在較大的程度上可以代表基督徒中的思想者。

有一點在訪談中經常出現：受訪者喜歡談論他們自己在皈依基督教前後的積極向上的變化。下面是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其實我還是比較合群的，講哥們義氣。但是信主之後，開始慢慢變得不合群了。之前我們都在一起說髒話，覺得有男人氣概，信主之後，不說了，他們就覺得有點怪怪的。以前總和他們出去喝酒聚會，信主之後，不喝了，他們就覺得有點不夠朋友。 現在身邊的朋友都是信主的。

和家庭也有點合不來，我的爸爸是教師，從小受的教育還是很嚴格的。但是青春期叛逆的那段時間，回想起來很痛苦。信主之後，我爸爸媽媽感受最深，他們對我的改變很高興。但他們不信主，不以為是耶穌改變了我，而是我長大懂事了。所以當我說是耶穌改變了我，他們就接受不了，就可能發生衝突。現在和以前解決問題的方式變了，以前和爸爸媽媽不說話，他們教訓我的時候就聽著，不會回應。你說你的，我還是做我的。信主之後，試著開始和他們溝通。當他們說的和《聖經》說的不一樣的時候，要聽神的，但不能生氣，要換一種方式來分享。現在我和我爸的關係像哥們一樣。沒信主之前不想和他們談一些心裡的問題，信主之後主動和他們溝通心裡的問題，發現問題其實沒有那麼大。

我從來沒有想過認識耶穌，從來沒有想過改變有這麼大。信主以前和同學朋友去KTV就感覺很開心，認識主之後，感覺快樂總是很短暫的。快樂越多，憂傷就越多。看也看不飽，聽也聽不足。看電視，今天看了，明天還想看，後天還想看。一直看下去，那些東西就在浪費你的時間和生命。KTV現在很少去了。以前很喜歡打台球，現在也很少去了。以前喜歡到處看看風景，現在這兩年去的很少，即使去也是和弟兄姐妹一起去。

自己理念上也有改變，比較現實的問題，作為全職服侍的傳道人，很難掙到一大筆錢，買房子買車，好多人為我擔心過。我爸爸媽媽不同意我全職服侍，就是這個原因。沒有錢，也不行。《聖經》上說，不要憂慮這些問題，天上的飛鳥神也養活他們。當然，理念也不是一下子改變的，一開始的時候也擔心，結婚怎麼辦，有負擔不了的感覺。慢慢的神會安慰你，不要憂慮，人子尚且沒有枕頭的地方。一天的難處一天大，上帝會為你開路的，給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會給你開一扇窗戶。在這些問題上，以前很消極的認識的，現在都能積極的去看。總覺的耶穌在前面就是一個盼望。基督徒和別人沒有什麼不一樣，都會遇到困難和不好的環境，耶穌給的平安就是在風浪中仍然有平安喜樂，有這一點就足夠了。

這位受訪者講述的故事是切身的。他在信耶穌後的變化，是積極向上的。他原來的壞習慣一一都改掉了。這在皈依以前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一個從低賤生活走向高貴生活的過程，一個從缺少文化到較有文化的過程。很多受訪者都有類似的經歷。

這種積極向上的切身經驗，較好地說明了答卷者的心態：對於公認的好事，他們情不自禁地把它們和自己的信仰聯繫起來，認為基督信仰能促進這些好事。考慮到《決定》推動文化建設的宗旨是公認的好事，所以他們在答卷時對《決定》持肯定態度。

我們需要明確認識，答卷者所希望的文化事業，和《決定》所提倡的，既有共同性，也有差異性。在答卷中看到的，更多是共同性。至於差異性，我們需要對這兩種文化觀做更加深入的分析。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那些共同認可的方面進行合作；同時，努力避免或減輕那些差異之間的衝突所帶來的損害。

（注：本文轉自《恩福雜誌》第49期，作者謝文郁在山東大學及北美華神擔任教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