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創豪 Chong Ho (Alex) Yu

更具殺傷力的批判：批評者曾經是基督徒

由生物學家道金斯、哲學家丹奈特主導的新無神論運動，近年來成為基督教護教學者的討論焦點，但筆者認為：其實另外一股運動，為基督教帶來了更加嚴峻的挑戰，這就是質疑聖經記載是否屬於真實歷史的學術研究與普及傳媒，姑且名之為「聖經歷史批判運動」。

為什麼筆者認為這挑戰更加嚴峻呢？大多數新無神論的作者都措辭激烈、立場鮮明，這些徹頭徹的無神論者已摆明車馬，以進化論完全否定宗教的價值。可是，不少批判聖經歷史的作者卻曾經是基督徒、或者自稱現在仍然是基督徒，他們並沒有全盤否定基督教或者聖經的價值，而是以一種研究文化、或者改造傳統基督教態度處理聖經歷史，當聖經歷史與基督教信息變得模模糊糊時，其殺傷力可能更大。

舉例說，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伯特‧瓦民（Bart D. Erhman）曾經是福音派基督徒，早年他在芝加哥慕廸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和伊利諾州惠登學院（Wheaton College）進修，這兩所都是傾向傳統基督教思想的學府，瓦民立志徹底研究聖經，後來到普林斯頓大學獲取博士學位，跟著撰寫一系列為聖經歷史「翻案」的學術著作，他得出結論是：聖經並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著作，現在他自稱是「快樂的不可知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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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新澤西州紐瓦克（Newark）聖公會主教堂的退休主教約翰‧謝爾比‧斯龐（John Sperry Spong），主張傳統的有神論已經過時，耶穌的「神話」無非是他的門徒建構出來的。此外，已經還俗的天主教修女加侖‧岩士朗（Karen Armstrong）在其著作中完全以人造神的角度分析宗教歷史。還有，普林斯頓大學宗教學教授伊蓮恩‧比高斯（Elaine Pagels）的言論，亦是舉足輕重，她認為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在第一世紀對基督教具有深遠的影響力，現在流傳的福音，無非是當年很多個福音版本之一。

瓦民效應

其實，「歷史的耶穌」（historical Jesus）到底是什麼人，這問題在十九、二十世紀已經由史懷哲、布特曼等學者提出來，過去幾十年來，「耶穌講座」（Jesus Seminar）亦不斷地否定聖經歷史記載的可靠性，不過，從前這些批判只局限於學術圈子裏面，為什麼突然之間，聖經歷史批判會由象牙塔散播到普羅大眾中間呢？

小說家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當然有推波助瀾的作用，雖然丹布朗亦標榜以歷史考証挑戰正統基督教，但畢竟小說無非是小說，筆者不將他歸類為以上的聖經歷史批判運動。真正的分水嶺，應該由二零零五年瓦民出版的《錯誤引用耶穌》（Misquoting Jesus）算起，顧名思義，這本書指出人們誤解了耶穌，聖經所記載的耶穌並不是真實的耶穌。若果再推遠一點，之前瓦民已經出版了同樣主題的學術性書籍，後來他在 teach12.com 灌錄许多關於聖經歷史的講座，這些深入淺出的講座大受歡迎，無怪《錯誤引用耶穌》一炮而紅，書籍面世之後，它躋身於暢銷書榜之列，许多出版商跟隨風氣，類似書籍如雨後春筍，出版商周報（Publishers Weekly）評論員麥當勞（Jeffrey Macdonald）稱這種現象為「瓦民效應」。面對這熱潮，電子媒介亦分一杯羹，《歷史頻道》攝製了许多以聖經歷史為題材的紀錄片，不少專家學者參與顧問工作，不消說，其中一些紀錄片排除了超自然的解釋，代之而來是以自然方法重新演繹聖經故事。瓦民繼續出版了幾本同樣主題的通俗著作，例如《猶大福音》、《上帝的難題》、《彼得、保羅、瑪利亞》，最近新作是《耶穌被干擾》（Jesus, interrupted）。

瓦民：上帝啟示充滿問題與錯誤

面對這排山倒海的批判運動，持反對立場的聖經學者當然亦大有人在，培林（Nicholas Perrin）、彥高爾夫能（DennisIngolfsland）、高格（Michael J. Kruger）等先後以學術角度和瓦民交手，最近基督徒新聞記者史特博（Lee Strobel）則以通俗方法作出反駁。坦白說，筆者並沒有受過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訓練，與其隔靴搔癢，不若讀者直接參考以上作者的著作。在這篇短文裏面，筆者嘗試作出的貢獻，是指出這批判運動一些在原則上、前提上的漏洞。筆者需要強調，這篇文章並不是要証明聖經是神的默示，充其量這只能夠質疑對方証據不足或者論據不強，這相當舉出了進化論的問題之後，並不等如証明了創造論。

前面提過，瓦民認為聖經並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為的著作，他列舉出许多理據，其中兩個是：第一，現在接受的新約正典有二十七卷書，但是在基督教會成立的頭三百年期間，卻有许多《四福音》以外的福音書，例如《多馬福音》（Gospel of Thomas），而現在被視為正典的聖經書卷，當時還未有定論，例如馬吉安派（Maricon）只接受路加福音和其他十卷新約書信，並且排除所有舊約經典。經過了三百多年無數教會人士的反覆討論，正典才得以確立，換言之，人的主觀意見決定了什麼是神的啟示。

第二，在不同年代裏面流傳许多聖經版本，但這些版本之間卻有许多出入，這數目高達四萬多，若果聖經是神的啟示，為什麼神竟然沒有保守傳抄過程中不出現謬誤呢？

以思想實驗檢查不合理的假設

驟眼看來，這好像是聖經的致命傷，筆者姑且跟讀者做兩個思想實驗。自己的專業之一是統計學，統計學的探索資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所採取的進路，是提出「如果是這樣，那麼會怎麼樣」這類問題（What-if question），如果將這方程式中兩個變項（人數、時間）插入不同數值，那結果會怎麼樣呢？試想像，若果正典並不是經由幾十人先後在三百多年之間反覆討論而確立，而是三個人在三星期裏面決定，那麼批判家是否會認為這就沒有問題呢？如果是三百個人、三個月呢？又或者是三十個人、三年呢？五個人、五十年呢？我敢保証，無論是插入什麼數字，聖經批判家仍然會得出同樣結論。那麼，將這兩個數值變為「零」又是否最好呢？換言之，聖經正典之確立完全不經人手，天使向人宣告在某個地方埋藏了以失傳文字撰寫的金葉片，要通過烏陵、土明才可以翻譯成現代文字，那麼，這種啟示又是否更加有信服力呢？熟悉摩門教歷史的讀者，已經會心微笑。

其實，這批判隱含一個假設：神的絕對啟示不應該經過充滿錯誤的人手處理。但這個假設合理嗎？這個假設符合一貫的聖經精神嗎？基督教是一個歷史性的宗教，其教義並不是通過抽象的命題、哲學討論而傳播，相反，這是人神相遇的歷史故事。上帝所揀選的傳話人，往往都是充滿瑕疵的，例如摩西發脾氣而不能進入應许之地、大衛王為了奪取美女而殺死手下大將烏利亞、彼得三次不認耶穌 ……。

第二個理據亦是基於同樣的假設。首先，一些學者認為所謂不同版本存在「四萬處出入」有誇大之嫌，而且這些出入並不影響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事實上，從統計學來看，「40,000」這個數字沒有意義，除非我們知道其他相關數字，其實，單單是聖經希臘文抄本就已經有五千，越多抄本，當然越多傳抄上的誤差。中國的《尚書》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被毀掉，漢朝濟南人伏勝將整卷《尚書》背誦下來，後來魯恭王舊宅出現了秦朝時埋藏下來的《尚書》，前者是《今文尚書》，後者是《古文尚書》，兩者之差別當然少於四萬處，無他，因為只有兩個版本。

現在筆者再次重複以上的思想實驗：假設不同版本的相異之處並不是四萬，而是四千，這會否令批判者接受聖經權威呢？也许不會，那麼四百又怎麼樣呢？恐怕仍會有問題，若果將這數字一直下降，我相信即使剩下四十個版本出入的地方，批判者仍然會斬釘截鐵地認為聖經不可信。可能唯一令人滿意的答案是「零」。要達到「零瑕疵」的話，上帝需要採取什麼行動呢？看來，上帝必須要制止任何人於任何時間、地點，在抄寫上、徵引上出現任何錯誤。筆者現在負責製作教會崇拜的 PowerPoint ，每個星期我都要將牧師講道的經文打入PowerPoint，假若不幸地我打瞌睡，在打字時出錯，電腦硬碟是否會奇蹟地燒燬呢？或者錯字會否神祕地自動改正呢？若然的話，批判家是否會認為這是更好的啟示方式呢？

耶穌基督創立了教會，但眾所周知，教會自開始以來已經充滿瑕疵，例如在哥林多教會中，有信徒娶了自己的繼母，有些信徒批評保羅，並且分黨結派。若果說神啟示聖經，衪應該保守在傳遞過程中完全沒有任何錯誤，那麼基於同樣邏輯，既然基督創立教會，難道我們可以期望教會裏面千秋萬世完全沒有任何錯誤嗎？這門檻實未免太高了！

結語

瓦民多次強調：自己由福音派信徒變成了不可知論者，並不是因為聖經的歷史問題，決定性的原因，是他無法接納這個世界充滿著痛苦，他在《上帝的難題》一書中詳細地剖析了為什麼有神論與苦難無法協調。但想深一層，瓦民的聖經批判與「上帝的難題」是建構在同樣的假設之上：既然神是全能和慈愛，為什麼衪容许世界發生天災人禍而沒有干預？既然神啟示聖經，為什麼衪容许教會人士爭辯三百年而沒有走出來一錘定音？既然神啟示聖經，為什麼衪容许謄抄聖經的文士犯錯誤而沒有更正他們？其實，只要我們認識到世界是不完美的，上帝沒有應许過只有絕對完美的東西才可以接受，那麼很多聖經批判運動帶來的挑戰，根本不會動搖基督教信仰。

作者簡介

余創豪（Chong Ho [Alex] Yu）是美國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教育心理學博士及哲學博士，現任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心理學系副教授和大學統計顧問，其研究範圍包括心理測量，跨文化比較，宗教心理學，量化分析之哲學基礎，先後發表了七十多篇學術論文和多本學術著作，如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Causal inferences and abductive reaso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