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中共建國後，一直希望擴大三自革新運動的代表性，爭取更多教會人士參加。部分教會領袖審時度勢，出於保存實力及空間考慮，決定與中共合作。但革新運動仍面對不少教內阻力。其中王明道堅決為了「信仰」緣故，不參加三自（後來再成為公開反三自）。在黨國定下的「大團結」硬任務下，統戰部、革新派千方百計地要爭取王明道。一方面派人到其教會內，搜集王的「反動」言行報告；另方面，又軟硬兼施，恩威並重，希望王屈服（甚至有些不喜歡王的教會人士也要放下身段去游說王）。1954年7月的全國基督教會議就是最後爭取王的機會。但王明道仍拒不參加，爭取王明道的任務失敗了。

1955年2月，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召開，將王明道等屬靈派與三自的鬥爭，定性為「政治性」的階級鬥爭，是「反革命反子」「有意識地利用宗教信仰與宗教矛盾，企圖用一層『宗教』的迷霧，把政治問題掩藏起來，以蒙蔽群眾」。因此，定下了「分化、削弱、打擊」的工作方針，具體而言，是「挖根」，爭取及發動其教徒群眾；同時爭取其中的「善良分子」向政府靠攏；最後打擊其反動言行，「抓住其政治性反動言論」。習仲勛（習近平父親）在會上，明確了「分化上層、打擊反動分子，爭取善良分子」的策略，藉此促成對方的「分化」，並「專門打擊王明道」。7月《天風》發表〈加強團結，明辨是非〉的社論，點名批判王明道。同時，北京開高校開展控訴王明道的運動。8月8日凌晨，王明道被捕。全國教會展開聲討王明道的基督教反革命集團。（有興趣了解這段歷史，筆者曾撰〈革命時代的反革命：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始末考〉，《中研院近史所集刊》，期67；另《王明道的最後自白〉（香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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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歷史，可見中共的統戰手段，從來是「團結」與「鬥爭」並重，再視乎不同的政治形勢及需要，調整其中「團結」及「鬥爭」的比重。

泛民否定政改，像當年王明道及他影響的「屬靈派」不參加三自一樣，破壞了中共定下的愛國政治任務。是次政改跟以前不同，反對者被定性為反一國兩制，不愛國愛港。

雨傘運動是香港公民社會向北京說「不」的展現，再由泛民否決政改，正式以體制（立法會表決）方法，為抗爭劃上階段性的句號。中央會重新評估香港形勢，為後政改的對港政策訂下方針。一如既往，中央不會放棄「分化」泛民（如同當年分化屬靈派），鎖定死硬反對派，予以最大打擊，同時繼續爭取其中部分「善良」的泛民靠攏中央，藉此削弱泛民。但是次表決結果，中央對「泛民」不同成員的政治屬性評估如何？總的來說，一定會擴大鬥爭面及比重，藉更大的「鬥爭」促成「團結」。

後政改的香港政局如何發展？其中的關鍵仍是中央的取態。事件由始至終是政治問題。如果中央繼續奉行鬥爭硬路線，像《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表現的殺氣，一方面在政治上清算泛民（票債票償），另方面繼續重用周融之流，及甚麼「愛字派」，群眾鬥群眾，並爭輿論陣地，那香港只會進一步對立及撕裂。

中央仍企圖分化香港。我們要作好預備，在一個持續分化，甚至對立的局面中，堅守崗位，鞏固公民社會力量，不讓強權勢力蠶蝕及得逞。別再期望「明君」了！每一次中央領導上台，就期望他是開明改革派，結果是一再失望，然後又想辦法為其解釋。民主從來不是當權者恩賜的。

如何面對跟自己不同立場的人？當然，要學習揚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但在持續分化及進一步撕裂當下，加上中央及西環的因素，公民社會如何處理矛盾及不同意見，這絕對是極艱難的功課。除了爭取公平的選舉制度外，也不要忘記公民文化的培育。

民主路，真是漫漫長路……

(本文蒙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