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字事工歷史源遠流長，上世紀60至90年代發展蓬勃，惟近年基督教出版業經營困難，有著多種原因。德慧文化創辦人之一陳培德牧師接受《基督教週報》專訪，分析後回歸時期香港教會文字事工的挑戰與傳承。
文字出版與馬禮遜來華
陳培德談到文字出版的歷史，先從一位重要人物說起，就是新教首位來華宣教士蘇格蘭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陳培德稱：「馬禮遜是一個出色的文字工作者，1807年9月取道美國抵達廣州後，找來兩位中文老師教他學習語文，著手編製字典，秘密翻譯聖經，至1815年已完成新約聖經出版。他更曾先後在廣州、馬六甲和澳門設立印刷所，又把中國傳統木刻印刷與西式活字印刷技術結合改良，減省成本增進效益，建樹良多。」
至於福音來華後，最初一個半世紀發展並不算順利。「神州大地長期政局動盪、戰亂頻仍、教案不斷、改朝換代，加上排外情緒高漲，教會出版事業只能達到引進印刷技術、出版報章、介紹西學、激發思潮、衞道護教、建校施教、傳教建堂、記錄傳教事跡、儲訓編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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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國成立，教會出版中心才由廣州、上海、漢口轉到香港，資深出版編譯人才南下，出版機構和人才匯聚躍動。
60至90年代出版事業黃金期
陳培德指，香港教會在上世紀60年代尾至90年代初歷經薪火傳承，出版工作多已由西方宣教士交給華人出掌，加上新興異象的個人和群體湧現，蓬勃發展，熱鬧非凡。
但從1982年中英兩國草簽殖民地主權回歸後，三十幾年間香港曾出現過至少兩次移民潮，為數不少的資深出版和營運人才隨之流出。加上台灣在1987年解嚴，在此消彼長下，當地教會出版事工有長足發展，陳培德認為台灣早已取代香港教會在這方面的領先地位。
陳培德分析傳統教會出版單位可概分為兩大類型：「其一，是有公會或宗派教會背景的，多由西方宣教士創立，後交華人接棒出掌，有自置物業，主要供應本宗派聖詩、教本、教材，規模大者更以供應聖經作主要業務。其二，由個人或福音機構創辦，以別樹一幟的異象拓展新局面，靈活多元，敢於嚐鮮。」
他指弊處在於倉存積壓和長期虧損下，前者備受由教會和社會精英組成的董事會施壓，裁減出版經費和人手，最終容易成為只是「宗派的出版社」；後者於始創黃金十年或廿載後，也才會恍然發現後繼無人，傳承不易。
基督教出版下滑
陳培德表示：「近年本地教會普遍多只關心會友人數增長，與信徒生活脫節，也缺乏積極動力信徒培育，或透過建立讀經和良好閱讀習慣，藉聖經和屬靈書籍幫助自力成長。」從這些年間為數不少教會書店紛紛結業、書店零售經營歸邊、好些教會圖書館辦不下去，出版社管理層人事更替和「地震」頻繁、出版書籍數量急降等現象看來，文字事工前景確實堪虞。
事實上，香港教會出版界曾經歷過由宣教士或文人主政，至及後以營銷和管理主導兩個時期，人才輩出，閱讀風氣大盛。
他也覺得可惜是，「在教會缺文化政策下，多年來不經意地變成長期由大型書展和書獎帶動的態勢，出版發展沒有核心，只憑各自各精彩。不僅如此，一些明顯的缺環或缺失卻早已根深蒂固，如書籍出版路線只重即買即用，著作外文翻譯為主，沒有文藝作品、藝文作者和藝文讀者，本地作家奇缺，作者譯者難以靠『爬格子』維生，堂會和信徒長期需索購書優惠，反之亦有堂會視售賣屬靈書籍為商業活動被拒門外。」
網絡興起出版業受挫？
有人批評信徒閱讀風氣不彰是受網絡、電子書和智能手機普及所衝擊，故教會業界應該出版更多電子書來因應。陳培德覺得這未必是個主因：「若往深處去想，近年科網和載體雖然改革驚人，那不過是資訊流速和媒體應用的變化，閱讀、分析、思考、批判、應用全都沒有改變。今天基督徒真正的問題是忙碌，又不肯多花時間閱讀，致讓信仰變得空洞化，面對不了這世界的變幻！」
海內外新力軍興起絕處逢生
「感謝神，多年來上帝在世界各地和國內興起不少愛好閱讀、認真思考的愛書人，情況令人振奮！在不違反信仰原則前題下，海內外教會和信徒的龐大靈命追求需要，足可彌補香港教會文字事工的頹勢，成為開闢出版新局、面對挑戰及傳承的要素。此外，本地還出現了一些富特色和有承擔的單位，成為出版業界新力軍，這是值得欣喜！」
最後，陳培德發出向教會發出挑戰：「香港教會文字事工前路如何？誰來關心？誰來支援？要來接棒的新銳文字人在哪裡？要為誰出版？誰來閱讀？誰來作閱讀教育？這都是我們要一起來回答的問題。回歸二十年以來，作為香港教會雙翼之一的文字事工，走得不算好，但『文字不振，良禽折翼』，不應該就是個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