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為迎接千禧世代職場宣教於上世紀90年代展開凝聚成運動，推手之一翁麗玉牧師於21世紀初來港開創忠僕事奉中心、成立但以理學院，將在台的職場宣教運動引進香港。
本報記者走訪忠僕事奉中心，踏進不足百呎佈置精緻的辦公室，迎來是笑容可藹的翁麗玉牧師，談到職場宣教炯炯的眼神折射出內心的一團火，宣道的熱火……
記者：回顧25年的職場事奉分兩階段，起初如何展開職場宣教運動？
翁麗玉牧師：1995年10月25日夏忠堅牧師邀請我加入「二千職場運動」，當時以義工身份 動員上班族在職場宣教，該機構成立於1990年為著2000年新世紀預備職場宣教培訓信徒，所以機構為期十年由1990年至2000年，每年全台灣推動福音工作。
在此期間已經歷上帝引領，原定在1997年定立職場城市佈道年，但是提早自1995年推行正是我加入的那年，體會到上帝適時使用我，亦讓我從那年開始萌芽福音宣教是怎樣做的。當年有過千人參加我便逐個跟進與他們見面，為他們祈禱，除了個別的鼓勵我還期望有更多人來到，所以見面之前鼓勵他們邀請熟悉的基督徒朋友一齊來到，然後我們就一個一個小組的開始祈禱，這樣就建立了辦公室小組，雖然是很繁忙我有兩至三年沒有午膳時間，但是沒想到神在此讓更大的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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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聖誕節，我們舉辦「聖誕午會」，從台灣開始邀請不同的講員例如孫越、牧師等來分享，走遍台北、台中、高雄，這個福音聚會延伸至整個台灣，由舉辦17場增加至500場，今天在台灣仍然有舉行，香港都有100多場，在台灣的市政府辦公室也設立了福音小組。
記者：職場宣教運動由下向上有何特色？
翁麗玉牧師：由於小組人數越來越多，我與夏牧師構思如何牧養，因此展開職場宣教運動，運動是由下至上的並非教會構思計劃按著行政程序來推動。在這時期夏忠堅牧師撰寫了兩套為小組而設的福音書籍，「生活系列」和「生命行動系列」《獻身》，對像是非信徒，組長透過這兩套書系來引導組員分享生活，甚至認識耶穌帶領他們決志。
「生活系列」主題有人際關係、潛能開發等，所謂潛能開發是重塑性格，從信仰恢復神起初給人的形象，每本六課內容循序漸進，如我希望甚麼、然後我能夠怎樣做、我的本能是什麼、能力失落怎樣從信仰中尋回；還有附錄福音四部，然後帶領組員決志，也印刷祈禱內容。
「生命行動系列」專為獻身者編寫，這些題目都很道地，因為是大專生在街頭發問卷調查後，整合大眾最想的6個人生課題。
從1998年開始，台灣成立但以理學院，逐漸擴展至不同城市，有台北、高雄、新竹、台南，用這些材料來培訓信徒。
因此，職場宣教運動是從佈道開始，繼而牧養信徒，這一切並非我想做按自己旨意而行，而是按著神心意慢慢孕育出來。
記者：職場傳道概念是怎樣孕育出來？
翁麗玉牧師：佈道牧養是以生命陪伴對方一起同行，不是功能性用了一套課程便要求學員立刻出來服侍，在十年間「二千職場運動」在全台灣各城市招聚了500多位學生，當「二千職場運動」完成使命思考轉型的時候，上帝的恩典在始臨到。
美國華理克牧師在1997年出版《標竿人生》來到台灣分享，就在此時華理克牧師向我提出在新階段的事奉叫做「職場傳道」， 每一個人第一身份是在職場，但他們亦是傳道人，所以職場傳到就是傳道人身份在職場。在華理克牧師的營會裡，上帝又感動我瞬息之間想到「職場」即是「禾場」。從此，我就以此使命作為一生的事奉。
而且上帝還給我印證，當時參加但以理學院的同學大多數是姊妹，我就祈禱要塑造復興弟兄，接下來但以理學院的同學果然有三分一是弟兄，用「但以理」為學院名是仿效先知持守聖殿，過著唯獨上帝的生活，所以學院的異像很簡單和清晰，就是合一、同心。
記者：第二階段是在香港15年，推展職場運動成效如何？
翁麗玉牧師：我離開了「二千職場運動」的機構，2004年隻身來香港將但以理學院培訓的異象帶來香港，開始舉辦課程推動職場運動，我的角色不是教師是教練。教師是教授知識，教練是與人同行關心人生命的成長。
在香港陌生的環境，神與我同行，我在香港只認識筲箕灣浸信會主任牧師馬健明，他無私的供給印刷宣傳單張的費用，還有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牧師黃瑞君慷慨地借出教會，讓但以理學院開班上堂授課，第一屆學生有50至60人。
因此，職場運動是由神呼召而來的，同學們入學前清晰呼召，在職場上佈道，不是負擔反而是熱切的期望；另外以琳書房免收租借出地方，讓我在辦公室12年之久！
在25年來的事奉展開了千多場職場小組，同學關係從來沒有分裂，雖然來自不同教派大家都合一同心志，在學院沒有考試、沒有報告，考試是在職場、報告是向上帝，所以我們的校訓是「愛家、歸主、門徒」，我們都是在職場用行動活出愛。
記者：職場傳道者需要具備怎麼樣的條件？
翁麗玉牧師：在但以理學院的同學來自不同性格、社會階層、年齡，上堂的時候是圍著圈，代表彼此的關係緊密扣在一起，學徒式傳遞，最寶貴的時間是下堂，大家分享生活點滴，有同學出現夫婦不和，又有同學面臨離婚危機，我便輔導他們，甚至乎今天在香港反送中爭議，同學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場，有些是警務人員、社工感到灰心失望的時候，我來安慰他們，深入學生生命每一個部分。
記者：展望第三階段的事奉是怎樣的？
翁麗玉牧師：其實是從迷惘開始，21世紀是一個迷惘的年代，三年前看到很多年青人輕生很難過，我與心理學家鄭健榮博士傾談如何預防治療，上帝又給我異象。在乘搭港鐵的時候浮起兩個字「Nice Talk」即是「Nice Listen」。
我們便展開了巴拿巴學院，培訓學員作為輔導的導師，然後參與「Nice Talk」的朋輩輔導事奉，此外我們又看到環保的重要，於是成立波阿斯學院，神也差派香港環境科學院院長何建宗加入，並且替我們撰寫教材，所以未來的階段我們會隨著三向度服侍人：「靈性」（但以理學院）、「情緒」（巴拿巴學院）、「身體」（波阿斯學院）來培訓信徒。三間學院的特色是易學、易用、易處地，著重的是「Train the trainer」，培訓教練，門徒栽培方式是：先生命後事工。
記者：在學院妳擔當甚麼角色？
翁麗玉牧師：在未來，我將會交棒給鄭健榮，我的角色一直以來都是教練，放手讓他們作決定。 我好像是他們的媽媽（笑著說），大家是幸福一家人，多於我是老闆或上司。我們重視感情，事奉團結一起。機構的同工不用簽到上班，不是用行政手段來管理他們，我相信作為一個宣教士，最重要是留下一切給接棒的人，這是我從第一天來香港的宣教理念，先傳承再延續下去。
記者：每一個人的性格各有強弱，職場的傳道事奉需要甚麼素質呢？
翁麗玉牧師：需要清晰的呼召，雙職傳道就好像台灣人當兵一樣，不是入到軍營才裝備而是實踐和實習，在但以理學院，我們有導師與學員同行。
近月香港發生反送中爭議，同學之間都有不同的立場，尤其是年輕人比較走在前線，年長的同學就安慰他們。在學院同學來自70、80、90後，但我們有不同的活動維繫關係，學院有單車隊遠征台灣、水療班、拉筋班。
2013年，我們舉行微笑行動，同學們在港鐵站之間一面行著一面唱詩歌，送上微笑給香港市民，我們還特製一萬個微笑襟章送給途人，以上帝的愛心迎接香港這個城市。
記者：有說三年一代，現今的年輕人與上一代有何不同？怎樣領他們朝向未來？
翁麗玉牧師：我承認新一代的年輕人的紀律有改善空間，比較自我為中心，不過大家的氣氛都很和洽。作為導師需要幫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價值，例如一起探訪戒毒所，讓他們看到世界是多元化的。
有學生遇上拍拖、金錢的問題，我們就管教與勸喻。有年輕同學不交學費去日本旅遊，問題是出於不擅管理金錢，我就要他分期交回學費，目的是管教出於愛他， 正如《聖經》希伯來書12章11節說：「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此外，也有學生經濟出現危機，我們就幫他辦理破產的手續。我的角色是協助學生尋找生命價值，讓他們的夢想成真。宣教是一種生命的流露，用生命感應生命，是用恩典不是用律法。
記者：在事奉的路途旅熱誠不滅，這份毅力是怎樣煉成的？
翁麗玉牧師：我在投身職場宣教之前教書30年，教過小學、中學，創辦幼稚園，在師範學院、天主教大學畢業。我是家中第二個信主的，在大學時期認識主。
在師範大學畢業的那年，一位作家給我很大的啟發。她是《女兵日記》作者謝冰瑩，她在畢業禮的分享今天還記得：「老師的生命作為蠟燭燃亮自己，才照亮別人，別人生命就會發亮。」
在一次佈道會，我唱詩歌時想起那位作者的訓言，感覺自己的蠟燭未燃起又怎能發光呢？在感動之中禱告，就如馬太福音9章37節：「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多」與「少」強烈的對比令我很震驚，體會到職場的人多作工人少。
今天事奉超過30年，我沒有企圖心、沒有為自己的籌算鋪排，坦然敞開心扉讓神帶領，就一步一步的看到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