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殊總統訪華，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上教堂做禮拜，把在主日敬拜神放在比其他一切都更優先的地位，甚至還早於他此行將要會晤的大人物——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為他安排的歡迎儀式。這對生活在中國的數千萬基督徒弟兄姊妹來説，不啻是一個充滿了鼓舞與激勵的舉動，讓他們記得神與他們同在，全世界的基督徒也與他們同在。

先後迎接過美國國務卿賴斯及總統布殊的北京缸瓦市教堂，卻有一段鮮爲人知的「教變」內情。

根據北京家庭教會基督徒劉鳳鋼的敍述，缸瓦市教堂曾有一位主任牧師叫楊毓東，他生於1920年，從18嵗開始傳道，28嵗時（1948年）在蘇格蘭長老會辦的東北神學院畢業。當時中國處於內戰之中，北京城被共產黨軍隊圍困，長老會的外國牧師向他提出，可以將他夫婦二人送到世界上任何一個他想去的國家傳道，但他想，中國人必須在中國傳道，於是堅持在北京留下來，1949年後在新街口教會主持工作。

1957年中國「反右派」鬥爭開始，楊毓東在年底被打成「右派」，從1958年到1980年，他被壓制長達22年之久，直到1986年，由於宗教人才稀缺，楊牧師也沒有令政府擔心的海外關係，政府才不顧北京三自愛國會的反對，讓他出來擔任缸瓦市教堂的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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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鳳鋼在回憶中寫到，雖然有些中國基督教徒反對與「三自教會」聯合，但楊牧師並不這麽想，他相信在三自教會也可以用主耶穌的事情教導人。他當時提出自己只做宗教工作，不搞政治，講道也不是按人的意思講，只按聖經裏神的意思講。政府同意了。

楊牧師上任後，首先建立起堂務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改變了以往政府把主任牧師控制住，就能控制整個教會的狀況；第二是恢復青年團契，使教會活動富有生機；第三是組織家庭聚會，為離教會遠的、年老體弱的信徒提供栽培的機會。楊牧師還大張旗鼓地過聖誕節，年年都吸引超過1萬人在平安夜來到教堂，他還增加主日禮拜的次數，清查受「三自」管理的教會賬目和房產，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缸瓦市堂的年輕人也是宗教界第一個舉著橫幅上街聲援學生的。這一切都引起了政府的不滿。

天安門事件後，北京市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宗教局以各種方式多次催逼楊牧師辭職。直到1994年9月，先是發生了一起北京「兩會」爭用缸瓦市教會一間空房的事件，10月13日，北京基督教兩會召開常委會，決定解除楊牧師的職務，任命于新粒兼任。由於楊牧師仍然得到缸瓦市堂信徒的擁護，11月底，開始有便衣警察對支持他的幾名缸瓦市教堂信徒進行跟蹤、滋擾甚至毆打，到12月4日，當局動用了近200名便衣警察和500名防暴警察，「三自」和宗教局也派出大批人員來到缸瓦市教堂，從楊牧師手中「奪權」，其中包括今年11月20日早上與布殊總統、包樂博士一同禮拜的中國基督教教务委员會副总干事、北京市基督教三自愛國會主席、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員會會長于新粒牧師，以及西城區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缸瓦市堂主任牧师杜鳳英。

當時身為缸瓦市堂青年團契成員的傅希秋牧師目睹了「奪權」事件的經過。他說，混亂中向政府人員要一個説法的信徒華惠祺，當場被警察抓起來扔進警車；前去爭辯的楊師母被警方推倒在地，心臟病發作。楊牧師離開缸瓦市堂之後，並未被逮捕，但他三個月沒有踏出家門一步。

這些已是十多年前的舊事。雖然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教會有「三自」與「家庭」之分，但在絕大多數樸實的中國信徒心目中，他們所在、所愛的教會只是一個。根據劉鳳鋼所寫的回憶，「奪權」事件當天，北京「兩會」主席殷繼增喊道，「『这礼拜堂是三自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爱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可以去上袁相忱那里去嘛！』这话造成信徒更大的反感。殷继增从台上下来后就受到信徒当面谴责，说他破坏教会，抵挡基督，离弃信徒。之后，还有很有很多信徒打电话或写信对他的讲话表示公开的不满。」

布殊總統在20日禮拜後對杜鳳英牧師和在場的詩班、記者們說：「您也知道，這個社會裏的公民在不太久之前還不能公開舉行禮拜。我希望中國政府不要因基督徒公開禮拜而感到懼怕。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歡迎所有的信仰，並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對全能神的崇拜來表達自己。」

他在會見中國國家主席之前，站在發生過「教變」的北京最古老的教堂前說這一番話，相信不少曾經身在缸瓦市堂的信徒、直接或間接聽到此事的信徒、以及千千萬萬面臨著相似困境的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弟兄姐妹都能從他的敦促中獲得力量。神的國度的擴張，不是任何屬世的制度、權勢所能阻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