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榭熙 (美國紐約市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

許多人都知道《烈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 這齣關於世界飛人李愛銳 (Eric Henry Liddell) 的電影，他在1924年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獲得多面獎牌。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基於信仰的緣故拒絕在主日的短跑賽事，白白放棄了得獎機會。後來他轉戰並非他所長的中程賽事，卻竟然奇蹟地擊敗對手。他這種忠於所信的精神一直為後世稱道。 至於後來他獻身傳教的事蹟，就鮮為人知了。

婚後，李愛銳加入蘇格蘭長老差會，被派到山東傳教，從事牧會與學生青年工作，造就了大批華人信徒。1938年日軍佔領山東煙台，當地英美僑民作為中立國公民暫時沒有受到日軍騷擾。但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後，日本就把佔領區內的英美僑民視為敵人，把他們送到由傳教學校改建而成的集中營。

集中營的生活困苦，英美僑民失去自由，終日捱餓。李愛銳與其他傳教士家眷得到許多華人平信徒的幫助與接濟，在晚上繞過圍網把物資送到營中。據說李愛銳經常寧願自己捱餓，把分到的食物送給年少的傳教士子女。後來他患上腦癌，儘管身邊不乏醫療傳教士，他最終還是因為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而逝世。兩個月後美軍解放山東，但李愛銳已客死異鄉，不能與在英國的家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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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一位二十來歲的青年名叫柯喜樂（Norman H. Cliff），他來自英國駐山東傳教士家庭，父親是盡忠職守的牧師。這位老牧師在日軍剛剛佔領山東初期還能夠自由探訪信徒，與他們研究聖經，為日後更艱難的戰亂日子做好屬靈準備。不幸的是，當父親離開山東時，卻與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兒子失去聯絡。在李愛銳的喪禮上，柯喜樂負責抬著躺在木板上李愛銳的遺體。那一刻，望著李愛銳安祥柔和卻因為長期為了照顧別人﹑吃不飽而消瘦的臉，生與死的問題一下子充滿著柯喜樂的腦海，他向上帝祈禱說，如果能夠安全離開集中營，他要把一生獻為主用。果然，兩個月之後，美軍解放集中營，柯喜樂平安離開。之後，他被安排往南非，與在當地傳教的父母相見，並在當地完成學業，委身事主。

柯喜樂先後在南非和日後獨立的津巴布韋牧養教會，又經常到有華人聚居的地方傳教，重拾與中國的感情。退休後返回英國，先在公開大學 (Open University) 完成研究倪柝聲的碩士論文，再在白金漢大學 (Buckingham University) 完成關於山東基督教傳教運動的博士論文，在畢業禮上由已故首相戴卓爾夫人授予學位。得到學位後，柯喜樂繼續為中國教會歷史著書立說，並且組織英國教友到中國各地訪問，與他父親昔日的舊同工見面，重新建立中英二地教會的聯繫，他還向英國信徒介紹山東地區復興的狀況。

筆者第一次見柯喜樂是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歷史系的山東史專家狄德滿 (R. G. Tiedemann) 博士的辦公室內，那時是九零年代中期。當時柯喜樂跟我說，他剛在走廊碰到一個集中營的難友，就是當時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專攻古代中國思想史的譚瑪士教授（Paul Thompson）。譚教授出生自北愛爾蘭傳教士家庭，生於河北，與柯喜樂被關進同一個集中營。後來譚教授選擇了學術研究，使用西方研究聖經的文本方法來考據先秦古籍，並率先在八十年代把中國古籍數碼化，從而推廣漢學研究，延續他與中國文化的淵源。

葬身於山東集中營李愛銳、受感委身事奉的柯喜樂、鍾情漢學研究的譚瑪士，這些見證讓人聯想到西方傳教運動對傳教士後代有著深遠影響。雖然1949年後不容回到出生之地，但他們沒有把中國遺忘，當機會來臨，他們就以不同形式延續那份中國情。